诡秘的信号弹——兵团生活回忆录之八
一
处于反修前哨，我们不仅要防备苏修大部队的进攻，还要防备苏修、蒙修特务的渗透。因此，我们战勤连还担负着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夜间巡逻，保证师部夜间的安全。
这种工作可能是由战争年代的“站岗放哨”转化而来，老兵也称之为“站岗”。又由于它是轮流值勤，人们又把它叫作“值班”。
按照连里的规定，我们12个战斗班大轮班，轮到时每班负责一个整夜。
班里的战士也是大轮班。轮到本班巡逻时，接着上次的顺序继续排，每人巡逻一小时。巡逻从熄灯之后开始，到起床前结束。
连里强调。巡逻时要荷枪实弹；要保持高度警惕；要流动起来；要重点保证司、政、后机关的安全。
人们都盼着轮到自己值班时能赶上首班或末班，那样基本不影响休息。赶在中间就挺受罪，尤其是冬天，要在睡意正浓之际，强迫自己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站到凛冽的寒风中去。而且转一个小时回来，已困意全消，要煎熬好长时间才能入睡，闹得第二天总是没有精神。
虽然我也感到值班挺受罪的，但我认为这是保守国家安全和自身安全的重要工作，必须认真地把它做好，不能因为是单兵行动就偷懒耍滑。
当然，连干部也会查哨，从连里晚点名批评个别人值班不负责任就可证明，但我一次也没有碰到过。
每次巡逻，我心里都高度紧张。独自一人在夜间巡逻，而且正处在中苏剑拔弩张的背景下，敢说自己不紧张，绝对是谎话。
我背着762步枪，警惕地走在师部的土路上。夜是那样的静，静得发瘆，仿佛四处都暗藏着凶险。没有了一切喧嚣，只有偶尔响起的风声，仿佛人世间只有我一个是活的生灵，让人感觉是如此的孤独无助。天上的星星，竟然如此之多，密密麻麻，清晰而真切，完全不似内地夜空的飘渺。细细看上去，感觉像是无数只眼睛，在不怀好意地偷窥。星光下，四周的山包影影绰绰，好像伺机而动的怪物。
我一向以自己胆大而自豪，不信神鬼之类，能够壮起胆子四处巡察。我知道，此时能给我（我们）带来危险的，只有苏修、蒙修的特务和暗藏的阶级敌人，所以，我认真察看每一个角落。多次巡逻，我已形成了自己的巡逻线路，即在没有规律的前提下，在一个小时内巡察遍了师部所有地方。我不但巡视连队周围和司、政、后机关，还要巡视招待所和医院。
有时在行进中，我会生出一种情感，一种保卫祖国，重任在肩的神圣之感。
敌特随时都可能出现，所以，我们巡逻时都是真枪实弹，而且子弹上膛。
一次，五班副李增福巡逻回来，忘了关枪保险。进屋把他的冲锋枪往自己枕头上一放，就想叫下一岗的人。不料枪滑机走了火，几发子弹全都打出去。不幸中的万幸是枪口冲外，没有打到他自己，也没打到别人。要是枪口偏向睡人的一侧，可就后果不堪设想了。夜半枪声吓醒了同屋的人，也惊动了其他班排的人和连干部。虽然没有出人命，可人们后怕啊！尤其是惊魂未定同屋战友，简直跟他哭笑不得。这么大事故自然要上报师里，李增福也一夜成名，被树为思想麻痹的反面典型。
李增福，是保定农专的学生，因为是中专生，比我们年龄要大些。家是农村的，面相显得老些，人也老实巴交，不擅言谈，在出风头的地方永远也不会看到他。可他却因此被全连的人所熟知，以致说起他时，人们便会想起“枪走火”。
事后，连里组织我们开展了查事故苗头的活动。我们再巡逻时，就不但要想着怎么向敌特开枪，还要想着怎么防止意外走火。
二
巡逻时，没有发现过敌特，却发现了信号弹。
经查信号弹不是我们兵团自己人放的，而周围又没有其他人，人们不由怀疑，敌特实际上已经渗透进来，只是我们没有抓住而已。
终于，我也亲眼目睹了这种东西。一次巡逻时，不经意间看到连队北边的夜空，突然出现了一个极亮的绿色小光球，感觉它不太高，距离我也不太远，好像就在砖厂和我们连之间。我马上想到这一定就是人们说的信号弹。就在我观察时，又有一颗升起，这次是红色的。虽然它们是那样好看，但因为它是敌人要采取某种罪恶行动的信号，我心里感到的却只有紧张和恐怖。
连里虽然已多次接到发现信号弹的报告，也曾组织过搜索，但却一直没有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我决定冒险查个究竟。我端着步枪，小心翼翼地靠近了连队北边的工棚，逐棚察看，没有发现蛛丝马迹。我又向北搜查，周围空空荡荡，并无人迹。我本想进一步细查，可由于不能判断信号弹从何处发射，最终放弃了寻找遗留物的设想。之后，我向连里带班的干部作了汇报。
第二天白天，我特意到工棚北边再次察看，转了几遍也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师部周围不断出现信号弹，说明敌人活动十分猖獗。师里要求尽快查明情况。
任务交给了我们班。鉴于以往的“事后追捕”均无收获，班长决定“事前设伏”，在第一时间展开抓捕。我们“守株待兔”的地点就选定在师部北边的一处废弃的破草棚，因为那个地方经常有信号弹升起，而东、南、西三面又有适于隐藏的建筑，便于我们埋伏。
那天天色大黑之后，班长安排我们悄悄地进入了各自的埋伏地点。班长事前已和我们约定，信号弹一出现，东、西两面立即向北包抄，与南面的战友配合，形成合围。
在黑夜中耗了三四个小时，别说是破草棚那儿，就是整个师部也没有出现一颗信号弹。班长可能也像我们一样心浮气躁了，通知我们悄悄撤回。第二天，又耗了半宿，依然没有斩获。
第三天晚上，我们继续埋伏。晚上11点多，一颗绿色信号弹突然出现在破草棚上空。我们飞身蹿出，不到三分钟就围住了破草棚。我们十来个人把破草棚围了个水泄不通，里里外外反复搜查，别说“敌特”，连“敌特”丢下的罪证都没见个影儿。班长不死心，打着手电反复检察地面的草丛，也没有发现信号弹发射后的遗留物。
是不是“敌特”跑得太快，在我们眼皮底下溜了？东西合围的战士否认了这种假设，因为在合围过程中人们连眼都没眨一下，有人跑出不会看不到（那天有月光）。看来，最大的可能是有人事前在此放置了带延时发射装置的信号弹。
果真如此，想“抓现行”是不可能了。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班长也没了主意，只好把我们此次行动的结果，如实向连里汇报。
三
连里又做了怎样的部署，我们不得而知。但事后我们都在猜测，是谁在师部周围不停地安放这些东西。
有人猜测是敌机空投的，因为听说下边的团里、连里也有这种东西出现。可也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理由是空投没有那么准，不可能都投在营房周边。
我们连军医朱文义的判断就是有“拓务”。他的家乡口音挺重，总把“特务”说成“拓务”。
有人猜测是从外蒙跑过来的特务干的，可这也难度太大了。从边界到师部有二三百里，步行不可能，骑马？开车？这也太容易被我们发现了。可我们并没有在师部附近发现过可疑的人啊。
最有可能是潜藏在我们附近的特务干的。谁是特务？入冬后民工们都走了，牧民是轻易见不到一个，难道说我们兵团内部藏着特务？这太可怕了，也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虽说很难见到牧民，但人们还是倾向于牧民中隐藏着特务。因为外蒙人和内蒙人原本就是同一民族，从相貌、衣着上难以区别，蒙修从牧民中发展特务既有情感的基础，又有方便条件。
他们放信号弹干什么？因为出现信号弹后并没有出现其它异常，我们猜着，就是想恐吓我们，给我们制造思想混乱。
还有，按常理儿信号弹发射完了，总得留下点什么弹壳之类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发现不了呢？
看来，只有抓到一个特务，才能解开这些谜团了。
平时牧民很少来师部，只有师里组织文艺晚会时，他们才三五成群地骑马赶来，站在兵团队伍的外圈观看（兵团战士参加此类活动都是坐在地上）。为防止阶级敌人和敌特捣乱，师里指派我们连负责保卫。连里往往安排一个班的力量在外圈巡逻，察看异常。
此时，如果敌特自己送上门来，岂不省得我们到处寻找？但牧民们观看节目时，都很平静，并无异常。反倒是有兵团战士偷骑了牧民的马，害得牧民演出结束后四处寻找。后来发现是兵团的人在偷骑，便向师里告状。
原来，连里有一帮人到了兵团就想骑马，可那时我们连却没有马。他们看到牧民看节目时，就把马拴到周围的电线杆子上，便悄悄溜出去偷骑牧民的马，骑完再悄悄地拴回原处。可能是有人骑得时间太长，人家要走了他还没有回来，才被人家发现了。
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团结是大事。师里抓住影响民族团结的事，都会挺当个事地处理。牧民告状后，师里便开始追查，最后竟然查到了我的同学李向东头上。
李向东，是我们学校老初一的学生，文革前本叫李大兵，文革时才改了个这么时髦的名字，不过我们还是习惯性地叫他“大兵”。别看他身条细，胆子却挺大，在学校时就属于“敢想敢干”一族。所以他敢偷骑牧民的马，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而且来兵团时接兵的干部曾说，来兵团就可以骑马挎枪，可我们却一直连马毛都没有碰过。现在这么多马就拴在身边，我们的心能不动吗？
查到后师里要求严肃处理，可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连里最后只对他进行了批评。
后来，有一次文艺演出时，真的有人捣乱了。站在外圈观看的人总是向前涌，被挤倒的人就压在了兵团战士身上。面对混乱局面，有位师首长上台大喝：“有阶级敌人在捣乱！战勤连的，给我把他抓起来！”
我们战勤连应该是全师最能战斗的部队，可我们一直没有显露身手的机会。这回好了，有师首长的命令，我们可以大开杀戒。反正打得是阶级敌人，不打才是政治立场有问题呢！连长一声令下，后排的战士呼啦蹿起一大片，很快就揪出了捣乱分子。当我们认出他是师部铁匠炉的铁匠小牛时（铁匠房虽然也由兵团管理，但铁匠们是民工），已被打得鼻青脸肿，惨不忍睹。但连里并没有因此就放过他，又把他带到连部，臭训一顿，才算了事。
虽然我们一直在抓特务，但直到一两年后信号弹完全消失，我们也没有抓住一个特务。
四
为了应对突发情况，连里还经常进行夜间紧急集合训练。
连里规定，紧急集合时不得点灯，不得打手电，以免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睡梦中，只要听得哨声一响，我们就得一骨碌爬起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手忙脚乱地武装自己。
首先是穿衣服。冬天时穿衣服最麻烦，除了内衣，还要穿棉衣、棉裤、皮大衣，戴皮帽子，穿大头鞋。出门前还不能忘了戴皮手套。如果由于紧张，少穿戴了某一件，就会大吃苦头，甚至受伤。我的一位53团的女同学，就因为冬季紧急集合时没带皮手套而冻坏了手指。
其次是打背包。要在灯火管制的情况下，把背包打得又快又好。有时紧急集合还要带上备用的衣服和鞋。这时打背包就更麻烦了，要把衣服打在被子里面，把鞋插在背包带下面。
接着要背上水壶（我们发的水壶是部队淘汰的旧军用水壶）。壶里当然要有水，水须提前灌好。
还要背上挎包。发给我们的挎包不是真正的军用品，而是一种与其类似的绿色帆布书包。里面要装上我们的精神食粮－毛泽东选集以及“学毛”所需的笔、本等用品。为携带方便，我让家里给我寄了新出版的凸版纸小字四卷合订本“毛选”。此书现在已是我的收藏品。
然后扎上子弹袋。子弹及擦枪用品平时就放在子弹袋里，此时一般不需检查。还要背上装了两颗手榴弹的手榴弹袋。最后拿上我们的762步枪。
在黑暗中干这么多事情，却要求在几分钟内完成，人们的紧张与忙乱可想而知。更令人恼火的是，我们的炕上人太多了，你穿了我的衣服，我抻了他的被子，他拽了我的背包带，经常乱作一团。
排长焦躁地低声催促着“快点儿！快点儿！”好不容易三个班的人都出来了，排长立即带我们跑向连部。
连长正在连部门口看着他的手表。
四个排终于都到齐了，连长当下就公布各排所用时间。晚到的不仅排长班长有压力，战士们也觉得脸上无光。
集合完毕，连长一般还要带着我们跑上一会儿步，回来再检查行装的效果。此时会笑话百出，有抱着被子的（背包跑散了），有棉裤腿里甩出秋裤的（秋裤提前套在棉裤里，穿时没有上），有穿反了裤子的，有系错扣子的，有忘戴帽子的，有松着鞋带的……
留有印象的是女兵排的赵山花，一次是跑散了背包，一次是没拿步枪却拿了根扁担。我们班出过洋相的好像是齐峰，他的秋裤就从棉裤腿儿里钻出来。我自己则是忘过穿袜子，好在连长检查时没有发现。
这种夜间紧急集合一周要搞两三次。由于苏修真有进攻的可能，听到这夜半哨声，人们都很紧张。有的女生干脆把带来的袜子都穿在脚上，以防回不了连队没有袜子换。
五
连里还从实战出发，隔段时间就搞一次夜间拉练。就是在紧急集合之后，不是宣布解散回班，而是拉出营区，到野外去训练、演习。
这可比紧急集合更考验人。你想想，我们穿的，背的，带的，那得有多少斤。负重那么多，还得跑步行军，能让人气都喘不上来了。
10月19日，也可能是20日,连里传达了林副主席的紧急战备指示（应该是林彪一号令吧），要求我们进入一级战备。我的感觉是，大战在即。
10月21日凌晨3点多钟，紧急集合的哨声真的响了。我们叽哩骨碌地爬起来，急手夹脚地带齐东西，列队到连部集合。
人员到齐后，连干部说师里给我们下达了命令，要求我们立即赶到指定地点参加战斗。由于刚传达了林副主席的紧急战备指示，人们感觉可能真的出现了敌情，心情紧张地跟随着连干部们向北急行军。因为边界在北边，我们的类似拉练多数向北。
脚下的枯草中还残存着初雪，走在上面很是吃力。大约行进了一个多小时，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座稍高的山丘。这时，连长下达了冲锋的命令，让我们攻下这个山头。我们立即呐喊着向上冲，不到半个小时，我们就顺利地占领了山丘顶部。其实，不顺利才怪呢，因为上面根本没有敌人。看来，苏修这次并没有来。
站在山顶上，满天星斗闪烁，近的似乎触手可及，黑黝黝的原野则尽在脚下，让人油然生出一种莫名的豪情。
很快，连长宣布圆满完成战斗任务，我们随即凯旋。
归途中，东方渐白，随后慢慢生出一道道的红云。很快，东边天色大红。“快日出了！”人们都兴奋起来，一夜疲惫顿时无影无踪。太阳终于探出头来，在我们的呼喊声中，越升越大，红亮得让人不敢正视。最终，它跳出地面，映射出万道霞光。我们回到连队时，已是早饭时分。
随后，我写了一首诗记载此事：
军事演习
冲锋踏野草，攻坚攀高山。
夜伴星光动，朝随旭日还。
宝书揣怀内，仇恨记心间。
会当擒熊羆，志冲万道关。
1969年10月22日于六师
诗中的“宝书”指毛主席的书，“仇恨”是指对苏修“熊羆”的仇恨。那时，正流行“假、大、空”，不仅以其为荣，还以其为能。所以我这首诗还是挺有时代特色的！
后来，我们的拉练又增加了野炊的要求。一人给我们发了一个干粮袋，像白萝卜那么粗，有一米来长，装满了炒米。拉练时要求我们把它绑在背包上面，作为野炊时的干粮，平时吃饭的饭盆也要装入挎包。另外，班长还安排人携带野炊所用的大饭盆（当锅）、烧火支架和劈好的木柴。
我们连肯定在拉练中搞过野炊，不知我为什么没有参加。留有的印象是，班里的人议论野炊时水怎么都烧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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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12/22 16:48: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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