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五好与创四好——兵团生活回忆录之十
一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连队在抓军事训练的同时，还开展了“争五好创四好”活动。
连干部说，这项活动在正规部队已开展多年。按照上级要求，兵团也必须搞好这项工作。
此项活动的名称好像是“创造四好连队和评选五好战士”，而“评五好”则是“创四好”在战士身上的体现。评选五好战士的标准是：政治思想好、军事（生产）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创造四好连队的标准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生产建设）好、生活管理好。
怎么评呢？连干部说，平时要做好“争、创”，到半年时初评，到年终时总评。
由于在“创造四好连队”活动中，还要评“四好排”、“四好班”，各班排之间有了竞争，排长们也就较上了劲。在我们的四个排长中，强势的是一排长陈书贺和我们排长杨立桐。
二排长王福林，虽然与他俩一样也是复员老兵，但心计和能力要稍逊。在三个男生排的争锋中，他的排较少占到上风。
由于王福林是二排长，连里的坏小子都叫他“老二”。因为一排长没有人叫他“老大”，三排长也没人叫他“老三”，所以，他的这个“老二”并不是兄弟排行的意思，而是相当于如今的“小弟弟”之类的说法。
可能是水土不服，王福林身上长了个疮，治疗了几次都没有好。连里那帮爱编派人的坏小子，就给他编了个歇后语，叫“老二的大疮—没治了。”
这个歇后语用在什么地方呢？那时，人们爱把“无计可施”“无能为力”的状态称为“没治了”，所以人们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就会冒出一句“老二的大疮—没治了”。
四排长邓树森，也是老兵。不过我对他没有多少印象，感觉是个低调的人。加之他领导的四排是女兵排，我们排长好像并没有把他作为竞争对手。
我们排长处处瞄着的就是一排。他要求，内务卫生，三排要比一排好；连队集合，三排要比一排快；各排拉歌，三排要比一排响；出操训练，三排要比一排齐；一块儿干活，三排要比一排猛。连里评选先进，三排评上的人也不能比一排少。完全做到这些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聆听排长教诲的机会也就比别的排多得多。
二
对我们来说，搞内务算个新鲜事。内务是什么？好像也没有人给我们一个确切的答案，我的直感就是室内的日常生活事务。可连里要求我们整理内务时似乎又只是整理被褥。文革时，我曾参观过三十八军的内务，最突出的感受就是，所有的被子都叠得那么好，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连里要求我们和正规部队一样，把被子叠的有棱有角，方方正正。班长说得更绝，要想成为真正的军人，首先就得学会叠“豆腐块”的被子。
班长是老兵，他有这方面的经验。他手把手地教我们，先从被子宽面叠起，叠成三层，再将两头折向正中，叠成四层，然后扽出角，挤出线，抻出面，并耐心修整，使之角正、线直、面平，方正如切。他说，最好用一块木板作为修整时的辅助工具，可事半功倍。他还强调，我们一个炕的内务，要注意统一，要横看一条线。所以，我们叠得时候，不能光顾自己，还得瞄着左邻右舍，要叠得一般高，放得一样齐。
我照着班长示范样子，叠我的被子，鼓捣了半个小时才有个大体的模样，但怎么修整也成不了那种刀切般得平直。其他人似乎还不如我。班长说，熟能生巧，每天都这么叠，有几个月就能叠得又快又好了。
连里为促进内务管理，常组织参观评比。这下，整理内务也纳入了排长们较劲的领域，我们排长就三天两头地查我们的内务。
几个月后，我们都能叠出“豆腐块”般的被子了。可被子一直没有拆洗，叠得那么整齐，打开却是又脏又臭。
搞好内务是个人进步的表现，又能促进作风建设，还能给班时排里争来荣誉，我一直非常认真地做好这件事。虽然也有人说是形式主义，但我真没有那么想过，还和班长他们一起，批判班里的这种错误思想。
三
不知一排长陈书贺是否察觉到有人在和他暗中较劲，但我明显地感觉到一排是处处都不示弱。
连里开会前，各排之间经常“拉歌”（部队特有的娱乐形式，不但比谁吼得响，还要比谁唱的歌新）。以前，四个排互相拉，后来一排就经常单挑三排。
一次，他们上来就唱了一首我们排没有学过的歌（我也从没有听过），“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瞄得准来投啊投得远，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胆寒，打他个羊儿叫他看一看……”他们唱得非常雄壮，让人感到他们胸中都憋着一股气。可为什么要打只“羊儿”呢？我的脑子在飞转，马上醒悟应该是“样儿”。唱完后他们齐喊：“革命歌曲大家唱，一排唱了三排唱！”我们反应慢一点儿，他们就接着喊：“一二三，快快快！”
我们排赶紧应战，可着命地吼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三排唱得好不好，再来一个要不要？”一排有人领喊之后，全排人随即大喊：“要要要！”“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要提高我们的勇气……”我们又唱一首。我们排唱完之后，排长也安排人大声喊：“三排唱了该谁唱？”我们都大喊：“一排。”
他们又来了一首，仍然很雄壮：“我擦好了三八枪，我子弹上了膛，我背上了子弹袋，我勇敢地上前方。别看他武器好，正义在我方，我撂倒一个俘虏一个，撂倒一个俘虏一个，缴获他几支美国枪……”
这又是一首我没有听过的歌。我们排教得歌都是“大路货”，没法比下去，这次拉歌我们明显处于下风。
事后，我们排也强化了这方面训练，但总是难以在出新上取胜。也不知他们排从什么犄角旮旯搜罗的那么些歌。我还记得他们唱的一首歌的歌词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嘢！走社会主义道路嘢！……”曲调有点边疆风味，至今不知它是首什么歌。
一排长陈书贺，稍胖，挺足实的，皮肤是那种发亮的古铜色，声音尖厉而又带磁性，他在他们排的房前训话，那声音能钻到我们班的屋子里来。听到他的那种声音，总觉得他又要搞个什么动作，对付我们。
四
因为有评“四好班”的说法，班长们也承受着压力。连干部晚点名时，经常要表扬一下搞得好的班。这可是在为年终的总评积分啊，总不能在连里“挂号”，还有什么竞争力？
怎样才能引起连里的注意呢？当然是干别人没有干的事了。
于是，女兵班主动和男兵班联系，帮助男兵班洗衣服，拆被子。连里改善生活包饺子，女兵班也主动到男兵班帮忙。
按兵团的规定，兵团战士三年内不准谈恋爱，并三令五申，违犯这条纪律要严肃处理。所以男女生之间很少联系，以避搞对象的嫌疑。但这种做好事式的联系却被认可。
女生到男生班之后，难免对男生有些看法。如果私下里的议论被人传出，那就会成为男生们津津乐道的谈资。
有位女战士从我们班回去之后，感慨道：“齐峰小伙多帅啊！”我们班获知这个情报后，整天拿齐峰开涮，见了他就来句：“齐峰小伙多帅啊！”那位女战士是汉沽知青，说话的口音独具特色，人们来这句时都故意学着她的腔调，那叫一个好听。齐峰本来就是吊儿郎当、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性格，听了这句，他还嬉皮笑脸地跟着开玩笑，好像人们开涮的不是他一样。
有了这层关系，我们也关注起这位女战士。她虽然称不上是美人，但也算漂亮。据她的同乡说，在学校时就曾有男老师追求。后来文革爆发，红卫兵游街批斗这个老师，她竟然因有人喜欢而获罪，被强制陪绑。红卫兵给了他俩两面锣，强迫他们边敲边喊，臭骂自己。到了兵团，她的同乡和她发生矛盾，还会揭她的伤疤：“你敲锣去吧！”她不甘示弱，会连珠炮似回击：“我敲锣咋地？我敲锣咋地？”
于是，人们再和齐峰开涮时，词儿变了，换成“我敲锣咋地”。可齐峰仍然不恼，说不定也跟你来句“我敲锣咋地”。
女兵班都行动起来，男兵班也坐不住了，一到星期天，就四处踅摸着看有什么“好事”可以做。井房的地上结冰了，各班抢着去清理；机关的厕所满了，各班抢着去清掏；连队周围的卫生差了，各班抢着去打扫；连队改善伙食，各班抢着去帮厨……
五
我们班当然也不甘落后，千方百计地找机会做好事。
入冬以后，我发现不仅井房的地面在结冰，井壁也在结冰，结得多了会卡住水桶，感觉干好事的机会来了。就对班长说，我们要盯着井壁结冰的厚度，等到井口缩小到一定程度，就赶紧动手清理，以防别人捷足先登。我们班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
那天，班长带着我们拿上工具来到水房，老鬼子抢先把井绳捆在自己身上。凿井冰要用井绳捆住腿和腰，让人用轱辘下放到冰厚的地方吊着干，虽说没有太大的危险，但总是一件苦差事。老鬼子凿了一会儿，我抢着换了他。
吊下去后我发现，在那么狭小的空间，挥锤砸钎很受局限，而且晃动着也不好使劲。我便靠在井壁上，用脚蹬住对面，连凿带砸。好在井冰敲凿松动后，一掉就一大片，除冰的进度并不太慢。“上来吧！”干了一会儿，班长就要换我，我说：“不用。”但班长还坚持把我拉上来。刘明山又下去干了一阵儿，井壁上的冰就清的差不多了。
清下的冰在井底积了厚厚一层，也得清理出来，不然没办法打水。王国钧又下到井底去淘冰。他站在水面以上的边缘，一脸盆一脸盆地向水桶里装碎冰，装满后上面的人就拉上来。
折腾了二个小时，我们才把井筒清理干净。
而清理连队东南角上的公共厕所，则是别的班的干到了前面。但好事的“创新资源”枯竭之后，我们也只好步人后尘了。
那是一个星期天，班长带着我们来到厕所后面，下到了个一人来深的沟里。这之前我还真的没有注意到厕所后面还有这么一道沟（城里的厕所没有这种沟，直接在便坑清掏）。沟的内侧是厕所的后墙，后墙已盖到了这条沟的沟底，并砌了许多1.5米高的拱形洞，一个洞正对墙里的一个便坑。这时我忽然想明白，为什么我们在这儿解手，总感到便坑向上冒冷风，原来是这个沟招得。
沟的外侧也是用砖砌的，很结实。我们就站在沟底的洞口清理粪便。粪便已冻结成一米多高的圆锥，用铁锨是铲不动它，只能先用尖镐把它刨碎，再装筐运出。由于尖镐只有两把，而粪堆又在洞的里边，很难抡着镐刨，进度很慢。
刘明山看此情形，双腿跪在粪冰上，瞄着“粪锥”底部抡镐猛刨，飞起粪渣溅了他一身、一脸，有些还掉到了脖领里，他连管都不管，还说：“不臭，不臭。”很快“粪锥”就被刨倒了。
班长看这办法不错，推广运用，进度快了许多。好像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我们才清理完了整个厕所。
我们班虽然也干了不少好事，但班长缺乏好事要干在“明处”的意识，不会作秀，所以我们班只能甘当无名英雄。
六
开展“创造四好连队和评选五好战士”活动，对于战士来说，评五好才是重头戏。因此，在我们班内也出现了竞争。大家暗暗使劲，都想发挥自己的优势，争取比别人做得更好。
先说我自己吧，就整天琢磨能干点什么“好事”：我很喜欢鼓捣“无线电”，但这里收不到电台信号，连我自己带来的收音机都听不到声音，还有谁需要你帮忙攒收音机呢？这个技能是无用武之地了。我喜欢音乐，会吹笛子和口琴，但那是业余水平，难登大雅之堂，不能给班里带来荣誉。我还喜欢美术，爱画画，可连里没有搞“大批判”，无需办专栏。就在我苦闷之际，机会来了，连里要求办学习园地，我终于抓住机会出了一次风头。
在我们班，我的文化水平不是最高。我只上到初三，比我高的有郭发需，他上了中专。还有安建国、王国钧、邓运来，他们都上了高中。但我喜欢写写画画，喜欢看书，学习也勉强能算个强项。但我有个竞争对手，就是邓运来，他简直就是书迷。不过我俩看的书并不相同。
我主要看革命书籍。我带到兵团的书籍，除了《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还有《马恩列斯语录》。《马恩列斯语录》是按照《毛主席语录》的形式编辑的，分类收录了马列主义开创者们的重要观点。我视其为学习马列主义的至宝，整天翻看，以显示我比别人更懂马列。虽然也带去了王力的《诗词格律十讲》，但怕别人说是封建主义的毒草，一般看时是越低调越好。
经过文革的大批判，中国的书几乎都是“封资修”。1949年之前的书，一般都戴上了封建主义的帽子，现代作家写的书戴此帽不合适不要紧，可以戴“毒草”的帽子；外国的书，不管是外文的还是翻译的，只要不是马恩列斯写的，不是资本主义的，那就是修正主义的；解放后至“文革”前的书，是革命大批判的重点，更是毒草满园，我不敢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书带到兵团，也就只能看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书了。
邓运来带的书可比我多多了，他带了整整一小箱子的书。他带的书主要是西方哲学家的著作。由于书的作者如黑格尔啊，费尔巴哈啊，都和马克思相关联，人们不敢贸然断定他的这些书是“香花”还是“毒草”，只能由他去看。
看他看得那么投入，人们便想当然地认为一定是十分有趣的书。可要到手一翻，又会感到枯燥无味了，简直是一堆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东西。人们便以为他脑子有些问题，不然怎么会整天看这样的书呢？还有人用讥讽的口吻叫他“哲学家”，他似乎不屑辩白，更不恼怒。
我对他的学习精神十分佩服，注意看了一下他整天抱着的一本书，原来书名是《小逻辑》，其作者是黑格尔。
我也想钻研钻研这“形而上”的学问，就跟他借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没有几页就看不下去，感觉自己没有当哲学家的潜质，便把书又还给他。
我们的副班长安建国是发挥了会照相的优势。他有台照相机，总是义务给人照相，他自然更获好评。刚到兵团拖大草坯时，我就看到过他在给大家照相。他能把连队的工作，固化为图像，自然也受到连干部的欢迎。
分班时，他成了我们班的副班长。到了我们班他依然忙碌，晚上还用被子挡上窗户，冲卷儿洗片儿。玩照相得买卷儿买纸买药水，他不光要搭时间搭精力，还得搭钱（那时我们每月仅有5元的津贴），确实付出了很多。
可是男生们看他给女生照相多，眼睛发红，就编排他给男生照相不装卷儿，还形成了个歇后语：“安建国照相——不装卷”。此说肯定不成立，我们连很多男生的照片都是安建国照的，不装卷怎么能照出来？
是不是有过不装卷的情况，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主动找他照过相，他也没有主动提出过给我照相，虽然我们的关系也算不错。
安建国还会拉二胡，作为业余爱好者，他的水平还是蛮高的。他拉的最好的曲子是“赛马”和“江河水”。连里组织文艺活动要求各班出节目时，我们班不用为没有节目发愁，把他报上去就行了。有一利就有一弊，我们得让渡点儿享受“清净”的权利，他想拉时我们就得听，不听也得听。
郭发需会木匠手艺，还把全套木工工具带到了兵团。他主动给我们班打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就放在了大屋的窗户前。虽然没有刷漆，是半成品，但我们写东西还是方便多了。他因此获得了班里的好评。
七
班里虽有值日制度，大家轮流打饭、打水、做卫生等，但不少人为表现得更为积极，都主动抢着干。李金友、齐峰、孙爱民三人好像抢不过别人，又由于他们三个学习时发言也总是三言两语，讲得不深刻，班长没有把他们列为骨干。
印象中班里开骨干会时，除了正副班长、战斗小组长，还有郭发需、刘明山、尹书田和我。是不是还有邓运来，我已记不起来。之所以不敢确认，倒不是他工作不积极，而是他的一些观念、观点，似乎和上级精神、报纸宣传贴得不那么近，他的思想总在他的那个“哲学世界”里。
另外，副班长安建国也不勤谨，还爱指使人，常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让人给他干这干那，比如，让人给他倒洗脚水。孙爱民和他一屋，受害最深。安建国洗完脚，总让孙爱民给他递袜子。那袜子又没洗，臭得熏死人，孙爱民只好屏住呼吸帮他拿。后来，人们听说安建国的父亲文革前是保定市的大干部，便以为他在耍“高干子弟”的大牌。
齐峰就更不勤谨了。衣服脱了不洗，都扔到箱子里，想换了再往箱子里乱刨，刨出一件相对干净点儿的，再接着穿。班长看不下眼儿去，催他洗，他把脏衣服往脸盆一泡就没事了。等要洗脸时，衣服早冻成了冰坨，还得放到炉子上化冻。听说齐峰的父亲是真正的高干，因为什么问题下放到保定化纤厂，当了个没有实权的厂级干部，好像是工会主席吧。但齐峰没有一点儿“高干子弟”的架子，跟谁都嘻嘻哈哈的。
班里小屋的仨人都不勤谨，脏袜子经常压在褥子底下，也不知要放多长时间，所以，小屋里总是臭烘烘的。
在大伙争抢着“进步”的氛围中，不勤谨也是会减分的。
不知不觉，我对晚点名格外关注起来。晚点名一般8点开始，按作息时间表的规定大约进行20－30分钟。主要是通报当天的情况，表扬好的，批评差的。有时也会就便安排一下新的工作。每到此时，我都会奓着耳朵听听表扬的有没有我们班、排，尤其是我自己。
但时间长了，我就烦了。特别是连长、指导员没完没了地讲车轱辘话时，我就恨不能他们马上闭嘴。每当我站在那里，不想听也得听时，我就特羡慕城里的工人，下了班能回家，班后时间全归自己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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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9/12/28 9:47: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