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性而为的代价——兵团生活回忆录之十七
一
过年宰羊时，炊事班收获了不少羊油，我们班的李金友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有幸弄到了一大块儿，美滋滋地拿回班里。
怎么享受这些羊油呢？一般人会犯难，没有做饭的作料，没有做饭的家什，没法吃啊！可这些难不倒心灵手巧的李金友，他自有办法。
我们吃高粱米饭时，他盛了一小盆儿带回班里，就用他的搪瓷盘儿在炉子上炒起来。
羊油放入烧热的搪瓷盘儿上，咝咝作响，油烟和膻味呛得人难受。他似乎并不在意，继续全神贯注地炒着他的高粱米。一阵翻炒过后，羊油炒高粱米成功了，屋里飘着炒饭的香味。他已没有慢慢品尝的耐心,立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看着吃得那个香啊。
吃得差不多了，他得意洋洋地发表了评论：“羊油炒高粱米，倍儿得！倍儿得！”
于是，羊油炒高粱米成了他的“保留节目”，直到他把他的羊油用完。
李金友不仅在炒饭上有一套，而且在怎么喝热面汤上也颇有心得。
兵团战士的粮食定量是每月45斤（那时中国还实行计划经济，几乎吃穿用所需一切，都按计划限量供应，粮食供应指标自然是其中最为宝贵的指标了），相对市民每月二十八九斤的定量，我们的指标算是相当高了。但兵团的粮食供应似乎没有地方上那么稳定，感觉好像是调拨来什么就吃什么。一会儿光吃大碴子，一会儿又净吃高粱米，后来又是吃起莜麦面没完没了。但总体粗粮多，细粮少，尤其是大米，更为少见。
由于白面宝贵，炊事班一般不用它做主食，主要用它做热面汤，热面汤也因此成为受大伙欢迎的食物。
不过，炊事班做的热面汤不是那种糨糨乎乎的面汤，而是汤是汤，条儿是条儿，汤多条儿少。
面汤吃得多了，李金友也总结出了诸多宝贵经验，并满腔热情地向大伙推广。
一是多时少盛，少时多盛。这条经验主要用于面汤打到班里时使用。意思是打回的面汤多，估计先吃完的可以回碗时，要少盛一些，这样可以保证自己先吃完，有吃第二碗的机会。如果打回的面汤不多，估计没有回碗的机会，就要尽量多盛。
二是轻捞慢起，勺子沉底。这条经验主要用于盛面的过程。要轻缓地下勺子，勺子要贴边扎到盆底，划过盆底后再慢慢捞起。这样能把沉在盆底的面条儿都收入勺中，不然会使面汤翻动，面条散开，再也难以捞到糨的。
他的这套宝贵经验，很快就被大伙儿所掌握。后来，还流传到了外班。
但他的宝贵经验也有致命缺陷，那就是在大伙都掌握的情况下，谁后下手谁遭殃。
另外，他还率先制造出了我们班的上佳食品——烟囱烤馒头干。
连队轻易不吃馒头，吃馒头时李金友会拿回一两个，留作储备。拿回之后，他将这些馒头烤在了烟囱弯头的上边。这个地方烤馒头，不论时间长短，绝对不糊。不论何时拿下来吃，都热乎乎的。而且能烤出一片焦黄儿的硬壳，吃起来那叫香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忘了也无所谓，反正已经烤干，撂上十天半月也坏不了。
虽然馒头是他烤的，但不能保证就是他吃。面对馒头香味的诱惑，战友们也都积极主动去分享。
二
李金友高个儿，骨架子挺大却不胖，显得棱堎角角的。大眼儿，牙不太好。着急时有点儿口吃，但说话挺冲的。大大咧咧，总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他是我保定五中的同学，初一年级的。文革爆发后，我们学校有一帮初一的学生，说是造反，但基本上是胡糟，打骂老师自不必说，砸仪器室，抢图书馆，都冲锋在前。个别人还在夜间潜上天花板，偷窥女老师和男友约会，并把看到的跟别人大讲特讲。他们为所欲为，风头压过了我们初三的学生。由此，我对我们学校初一学生的印象普遍不佳。而李金友就是初一的，我不自觉地就把他也归入了“初一派”。
到了兵团，大多数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了从红卫兵到兵团战士的角色转变，可李金友却显得慢了半拍，为人处世仍然是率性而为。
兵团是军队序列，军队在当时是最讲政治。政治思想好的体现是积极追求进步。而追求进步一个重要体现是压制欲望，斗私批修。
斗私批修要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私心杂念不用说多想，就是闪过个念头都不行，都要抓住不放，狠批猛批，把它消灭于萌芽状态。
有了这样的尺子，个人的利益不管是否合理合法，都完全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一心为公，叫作“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虽然我也知道，自己完全做到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努力这样要求自己。多数人和我一样，为了进步，即便达不到那样的境界，也要包裹起欲望，装出一个样子来。但李金友似乎不屑于做这种表面文章。
想吃的，他就放开去吃，不顾忌别人怎么看。比如连里会餐时，会做一些平时吃不到的菜，别人吃这些菜时，会适可而止，考虑一下影响，而他一般不会顾忌。感觉到别人的不满时，他会自我解嘲说：“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
他对生活小节，很少在意。比如，夜间在门口撒尿。又比如轮到战备值班，他总想在被窝里多躺会儿，害得交班的人着急。
想干的，他会争着去干。
我们连干的活儿，大体都与基建相关，真正有科技含量的活儿，是由基建科的两位技术员负责的，我们充当的不过是大工和小工。
干活时，谁当大工、谁当小工完全由班长来安排。大工呢，大体相当于建筑行业的技工，主要负责砌砖、码坯、抹灰、上瓦等有点技术含量的活儿（没有再作砌筑工、抹灰工之类的细分）。而小工呢，就是建筑行业的壮工，主要是为大工打下手，干挖土、挑水、和泥、运砖、递瓦、㧟勺等纯体力活。
班长分配活儿时，李金友会以志在必得的态度抢着要去干技工活儿，以班长的脾气自然不会断然拒绝他。李金友心灵手巧，很有钻究劲儿，他喜欢干的活儿，一般都能干得很好，让班长也对他有了信心，更愿意把有难度的活交给他。久而久之，技工活儿就成了李金友的专利。
而我呢，信奉“愿当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所以班长分活时，从不主动提出要求，怕另人说我挑肥拣瘦，结果，我便只有当小工儿的份，给李金友打下手。
三
李金友确实有些小聪明，但他总爱显摆他的小聪明，又处处都想占个先儿，不免让人看着不舒服。所以班里的骨干们就对他的缺点看得多，优点看得少，他也就一直难以加入到先进分子的行列。
我们班长其实是个很宽容的人，决不会故意整人。但他既为班长，就肩负着带领全班争取荣誉的责任，所以，他打心里还是喜欢支持他工作的人。而李金友似乎天生看不起巴结领导的人。谁听班长话，谁迎合班长，他就会冷嘲热讽，结果招致班长对他也有了看法。
那时我们的各级领导都经常提出一些豪迈的口号、不切实际的目标之类的东西，豪情满怀的人们会衷心响应，没有那么多豪情的也会随声附和，但李金友却爱讲点儿拉后腿的话，让领导们不爱听。
领导爱听的呢，他又不爱说。 “天天读”时，读了还要发言，谈学习体会，如果是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反对自由主义》这样的内容，还得结合个人的思想工作实际，谈心得。主要是对照检查，斗私批修。一到此时，他就没词儿了。别人为当“斗私”标兵，都无情地解剖自己，哪怕言不由衷，也在所不惜。他呢，本来私心并不比别人更少，但却总闷着，力图拖到下课蒙混过关。班长有时就直接点他的将，他不得不说时，也是三言两语，让人明显感觉是在应付。
不说真话一直是中国人的通病，但当时更为极端，发展到了假话模式化的阶段，有了一整套这样的话语体系，只有掌握了它，才能在政治生活中不被边缘化。李金友好像不太愿意接受这套话语。我虽然也想做一个真诚的人，做个真实的“我”。但我清楚地知道拒绝这套话语的后果，我只能自欺欺人地认为，这套话语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并强迫自己去接受它。而把不愿意接受的李金友看作是异类。
班长的职责中包括把班里的学习组织好，对于那些积极发言的人，不管是在讲真话、假话，班长会流露出赞许的目光。而对于轮到头上不发言，让人感到尴尬、窘迫的人，班长虽不过分批评，但也明显表露出了不悦。在开骨干会时，他会说这样的人是配合意识差，没有集体荣誉感。
李金友还号称班里的万事通，虽然政治理论、文化知识他掌握得不比别人多，但七行八作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却知道不少。他又好到处显摆，也引起了排长的不满，在排里点评时，挖苦他：“你从小卖白菜，你什么都明白。”
李金友看不上顺从领导的，他自然要表现得特立独行。结果，排长把他看作不好管理的刺儿头，不满意了就敲打他：“我就不信你羊上树！”
李金友追求不追求进步，本来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们俩也不是“一帮一，一对红”，他进步慢了我也不会脸上无光。但我却为班长打抱不平，总觉得李金友做得过分了，欺负班长懦弱，“碰上软乎土就使劲拱”。
四
后来，我真和李金友打了一架。
那天好像是个星期天，班里的人绝大多数都在屋里，只有班长出去了。不知是因为什么事我妨碍了他，还是他瞧我不顺眼，要故意找茬，竟然对我口出不逊。我本来对他的作派就有看法，见他竟然还找我的茬，立即高调还击。
我俩唇枪舌剑，各说各的理，之后，转为对骂。屋里的人见状，纷纷过来劝解。
这下李金友更上劲了，嗓门一下高上去许多。别看平时说话不利索，骂起街来倒挺顺溜，姨儿姥姥地都上来了。我一下怒火顶了脑门，警告他：“再骂家里大人，我可就揍你个王八蛋！”
他不但不收敛，反而骂得更欢了，还伸胳膊挽袖子地向前冲。李金友个头比我高，身板也不弱，可能自我感觉打架会占上风，竟然扒拉开劝解的人，伸手就要抓我。
我来不及多想，一个侧拨，打开了他的手。他一看没能抓我，恼羞成怒，挥拳打向我的面门。我侧身一闪，下意识地回了一拳，这下儿打在了他的下巴上。他大怒了，高声叫骂着向我扑过来。
我也不甘示弱，挥拳迎了上去。我俩短兵相接，是一阵劈头盖脸的乱打。由于他身高臂长，我感觉很难占到上风，便决定扬长避短，以摔跤制胜。
我找准时机，突然用双手抓住了他的双肩。然后左带右带，佯装要把他抡倒。他被我带动之后，不知所措，只好也抓我的肩膀，跟我较劲。
我和他溜了两圈儿，看他确实不会摔跤，心里就有了底，遂一次又一次地向左掰他的肩膀。他为了与我抗衡则拼命向右用力。我看他较的劲儿到了火候，猛然一个右向的拉带，同时，自己的身子全力后倾，飞起右脚踢向他的左脚。他顿时失去重心，从我右侧扑倒在地。我成功地完成了一个经典的“小踢”。
之后我顺势抓住他的肩头，将他掀个仰面朝天，并飞身骑了上去，随即一阵乱打。
他被压在下面，拼命地乱抓。看到他一副惨象，我不忍心再继续攻击，瞅准时机，抓住了他双手的手腕，把他的手紧紧地按在地上。
他上身动弹不得，就两脚乱踢，想踢到我的头和后背，但我稍微向前一倾，他就白费力气。
踢不到我，他弓起腹部，想把我掀下来，可我死死压住他胸口上部，任他怎么使劲鼓遒，都无奈我何。
班里的人在我俩刚动手时，还全力拉架，可我俩打得过于激烈，他们难以插上手。等到我摔倒李金友之后，他们反而袖手旁观了。
此时，我不再对李金友进行攻击，他的反抗也仅限于弓腹蹬腿在地上来回蹭了。
就在我们蹭到班长的床铺旁边时，班长回来了。他立即把我们拉开，满脸怒气地要求我们作检查。
我还真的琢磨了检查该怎么写，可没想到此事竟然不了了之了。李金友没有纠缠找后账，班长也忘了检查的事。
我的摔跤功夫其实很一般，也就学了个皮毛。
文革中期，我去学校的时间越来越少，主要跟胡同里的孩子们一起玩。那时，胡同的好友田春宝正在跟保定“敢死公社”的一个人学习摔跤。据他说，他的师傅也就20多岁，是清真寺街的。
保定清真寺街是回民集聚区，盛行摔跤，出过许多著名的保定快跤跤手。听说田春宝的师傅是清真寺街的，我顿时对他刮目相看，好像他已经得到了保定快跤的真传。
他还真学了不少招式。可回来之后没法练习，胡同的孩子们都不会摔啊，他决定自己训练陪练。
我虽然比他大三四岁，往往充作这帮孩子的头儿，但照样不会摔跤。他可能感觉我要是充当陪练，更有实战价值，便鼓动我学习摔跤。我听他整天吹嘘摔跤如何有趣，就动了心。便和他一起抓石锁、举砘子儿，练力气。技巧呢，则是他学会一个，教我一个。
可我好像缺乏摔跤的天赋，不怎么上道。他教了我小踢、大别子、手别子、缠麻花、背口袋等许多招数，可我只掌握了小踢。别的说起来好像也明白，就是不怎么会使。虽然我只会这么一招，但就让我一招致胜，打赢了李金友。
打架之后，我俩基本谁也不再理谁，见面就当没有看见。
可有时他见到我在场，会唱一种莫名其妙的小调。我感觉他好像是故意要唱给我听，有着挑衅的意味，可又猜不出影射的是什么，是否确实是针对我，所以也无从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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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1/4 17:19:00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