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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的今天

1976年1月8日，一颗巨大的明星陨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了我们。34年过去了，那时那景犹如眼前。

那年我在农场担任宣传干事。噩耗传来，犹如晴天霹雳，举国上下顿时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工厂的机器停止了轰鸣，大田里的农工停止了劳作，学校里没有了往日的读书声，机关所有的部门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似乎全农场都在含泪扎制花圈。我和机关的同事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小礼堂，布置起了一个简单的灵堂，我们把周总理的画像慢慢地悬挂在灵堂的正中，恭恭敬敬地向总理深举三躬……

灵堂还没有布置完，办公室秘书拿着一纸文稿对我们说，“上级来电话了，不让召开追悼会。”大家惊呆了，半天无人讲话，可手里轧制花圈、书写挽联等布置灵堂的工作并没有停下来。记不清是谁说了一句“啥狗屁通知，公家不开我们自己开。”大家随声附和“对，我们自己开。”大家相互议论着这蹊跷的“通知”，无不愤慨。

追悼会按计划召开了……

早该启程的探亲假因追悼会拖延了个把月。我到办公室开了通行证，归心似箭地踏上了直达北京的69次快车。

我买的是去天津的通票，在北京站签字改乘天津的火车票是转天下午的，就去西单看望姑姑和姑父二老。听姑父说天安门广场挺热闹，出于好奇，我说明天去看看，姑姑不让我去，说那里的“便衣”很多，还是不要去惹麻烦了。可姑父说只要不说话，要不就不说实话，就没有事。二老争执了起来……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悄悄地起床、偷偷离开了家门。

乘坐10路公交车来到天安门时天已经大亮，那里早已人山人海。凌厉的寒风像刀子似地吹得脸生痛，我把皮帽子的双耳放了下来，又把大衣的领子立起来，似乎暖和了许多。天安门前、观礼台前、华表周围、路灯的周围、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革命历史博物馆前和人民大会堂前，到处都放满了各式各样的花圈，广场变成了花圈的海洋。我在观礼台前的花圈中间和墙壁上浏览着贴在那里的怀念周总理的诗作，这些诗都是没有署名的，但写的可真好，首首是佳作，我被这些诗抄吸引了。我拿出笔和纸来正要抄写，旁边的一个中年男子对我说，“只看，别抄，看两眼就赶快走吧，要惹麻烦的。”我把纸币收了起来，拿出照相机要照相，中年人又说，“别乱照，来，我帮你留个影就赶快走吧。”中年人匆匆帮我照了一张留影，等他把相机还给我时，人民英雄纪念碑那里人群开始骚乱了，好像有人在演讲，回头看去，有人在撒传单。中年人催促我说，“你是外地来的吧，赶快走吧，那边出事了，快，快。”我说了声“谢谢”就顺城墙边溜出了人群。

姑姑早已等候在大门外，见我回来，着急的把我好一顿埋怨。

探亲刚回到农场，同事对我说，“你刚走，上边就来了通知，说要严格控制去北京和从北京回来的人，你可千万别说去北京呀。”我说“我去的是天津呀，在北京连火车站都没出。”同事笑着说“这就对了。”转天，领导找我谈话，问起我去北京的事，我还是那句话“我去的是天津呀，在北京连火车站都没出。”我还拿出准备报销的火车票说“你们看，我买的是去天津的通票呀。”我的那位领导笑了笑。

我躲过了一场风险，因为我遇到了好人，不知道在天安门广场遇到的那位中年人是谁，祝好人一生平安。

不久，中国人又经历了朱总司令和毛主席相继离世的痛苦；再不久，“四人帮”粉碎了，受“四人帮”压迫的人们解放了。红色中国的人民在大起大落和大震荡中变得清醒了，变得更加聪明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1976北京.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