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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支边进疆的经历

1964年4月14日《天津市动员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广播大会》在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举行，由副市长樊青典讲话。天津市开始了“号召社会青年支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

1964年4月间，《新疆好》《草原之夜》的旋律开始吸引着我。我私自报了名，母亲得知后大怒，想到长期分居远在广东湛江铁路部门工作的父亲，又想到作为长子的我要远离家门，心里十分难过。她千方百计说服我，还把户口本藏了起来。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叫我一会儿就把它找到了，拿到户口本后为防万一，我立即到派出所迁移了户口。

这次天津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建设是由天津市安置办公室办理的，各区安置办、街道负责下面的具体工作。到天津招收知识青年支援新疆建设的单位是：新疆农垦厅、新疆畜牧厅、新疆财政厅、新疆气象局、新疆农业银行、新疆人民银行。这次招收的程序是：街道报名，区安置办、接受单位共同负责检查身体、审批分类，市安置办备案。主要招收对象是当届初高中毕业生、历届初高中毕业生。（当时被称为社会知识青年）开始时我被招收安置在新疆农业银行，临上车前两天又告诉我改为新疆农垦厅，原因是眼睛患“红绿色盲”清点钞票易看错。

我们在区安置办每人领到一床布面棉被、一顶天津“盛锡福”的咖啡色绒棉帽，一个布胸卡（上面写着姓名、性别、接受单位名等）。

6月9日在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大剧场举行了天津市热烈欢送进疆的社会知识青年大会，副市长宋景毅、樊典青以及市、区有关负责人参加了大会。

1964年6月14日下午，我们提前来到河北区安置办，（原建国道19号）由河北区安置办田燕伍主任带领下直接到了天津站。一列专门送天津支援新疆建设知识青年的专列停靠在第一站台。

在天津站广场举行了欢送仪式，时任天津市市长胡昭衡、副市长杨拯民亲自欢送大家，市、区各部门有关负责人也来到天津站一同参加欢送。站台上挂着“热烈欢送天津市支援新疆建设的有志青年”“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有志青年志在四方”横幅，那可真是“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在站台上，父母叮咛孩子的，兄弟姐妹相互安慰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学同事也参加到欢送行列。在我的不远处一个男青年抱着另一个男青年大声说：“是你！李自强！”这是高宏志在人群中发现将要和他一起奔赴新疆的同学，在李自强身边站着他的女友林丽娟。为了不打搅他们，我自觉地离开了这里。

晚9时57分，一声汽笛吹响了历史上的一篇记载“天津市支援新疆建设的890多名社会知识青年奔赴新疆”。一声汽笛吹响了亲人分别的情感，“孩子，自己照顾好自己呀！”“姐！到那儿就来信呀！”“哥！别惦记家里！”“X X，别忘了我！”“你等着我！”······列车的缓慢开动渐渐地把人们紧紧握在一起的手拉开。一些送别亲人的人站在站台上挥动着不愿放下的手，向亲人乘坐的列车行驶方向继续摇摆着，直到列车拐了弯，只剩下列车与铁轨滚动的声音，人们还是不愿意离去。列车里早已成了年轻人的阵地，歌声、笑声、喊叫声，有时也会夹带些抽泣声，伴随着列车轰鸣声漫撒在京广、陇海、兰新铁路线上。

1964年6月20日晨5时45分在一片锣鼓声、歌舞声中，列车缓慢地驶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火车站。各厅局有关负责人哈米提·阿斯力汗、刘蒸，以及早先于1963年12月19日启程支援新疆建设的天津老乡也一同在站台迎接我们。陪同大家一同到达乌鲁木齐的有天津市安置办贾主任及各区安置办工作人员。在乌鲁木齐下车后我们分别乘坐各厅、局的汽车到了各接收单位。

当天下午，好奇的天津人就出现在乌鲁木齐市的大街小巷上，他们拿着在列车上发的第一个月工资开始品尝新疆的美味。（初中文化每月28.08元，高中文化每月33.48元）有的人花五元钱买了一架《幸福》牌120照相机，在乌鲁木齐进行了第一次艺术创作，给大家留念。

分配到新疆农垦厅的天津支边青年的活动日程是：

6月22日上午，市、区安置办同志到农垦厅看望大家，并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6月22日晚，在乌鲁木齐市北门体育馆观看河北男、女篮球队与昆明男、女篮球队的比赛；（当时天津市是河北省省会）

6月24日上午，到乌鲁木齐市燕窝儿烈士陵园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乔国帧、吴茂林五位烈士扫墓；

6月24日晚，在新疆军区八一礼堂观看“新疆军区歌舞团”的慰问演出；

6月26日上午，在新疆农垦厅礼堂听取李副厅长的报告《如何当好接班人？》下午分组讨论，主题是：怎么对待、服从组织分配；

6月27日公布人员分配去向名单、我被分配到一年制学习班。学习班分财会班、水利班、机务班，一年后分配到全疆各地农牧场，享受中专待遇；

6月29日开始每人按每天粮一斤，菜金六角定量发放，不再享受招待饭的待遇；

7月2日，留在一年制学习班的天津支边青年到乌鲁木齐西郊“五一农场”劳动锻炼，天津河北区的支边青年分配在第四生产队。他们是：于连合、王大风、王少帮、王桂兰、王晓明、王秀珍、齐智、刘金镖、刘淑懿、白坚茹、张桂珍、张淑珍、安惠敏、肖文杰、江竹君、李振元、曹学义、薛树云、杨晓莉、孙爱华、周永康等人。（笔记本只记了这些，还不知道正确与否，请当事人谅解。）我与大家相处了二十一天就与大家分开了，

7月23日接到通知叫我回新疆农垦厅重新分配工作到奇台农场。7月28日晨1.30时从新疆农垦厅乘汽车从乌鲁木齐市出发，中午10时就到了我即将工作、生活的地方——新疆奇台农场。一下车我就见到了与我同车来的河北区知青孙津生、傅俊英、冯文敏、李希田、谢文洲、赵序新，还见到了7月2日离津的天津河北区支青。后来，知青们有的当了教师、会计、出纳，也有的当了工程技术员，一年后他们转正定级，初中每月33.48元（行政28级），高中每月39.96元（行政26级）。还有些知青调到奇台县粮食局、教育局下属单位。

在这里我工作、生活了四十一年，在这里娶妻生子，也圆了自己的大学梦。到2005年5月16日退休定居天津，离开天津差28天就是四十一年整。

冀愚书斋（刘金镖1964年6月14日支边的天津市河北区支青）

难忘回忆

37年了，回想1965年10月13日我们33名当年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响应党的“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到山区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满怀豪情，高兴万分奔赴新疆。

当时负责招生的是农八师的周同志和工一师的赵贵年同志。他俩负责接我们。那时的火车到了西安要换车，没有通直达快车。我们33人只有两张卧辅票，每人睡两小时。我从来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第一天还好，从西安转车后就受不了了，将近八十多个小时的行程，白天还可以，到了晚上就钻到坐位底下睡去了。因为卧辅和硬座车厢相距好几个车厢，来回走太麻烦了，后来我们几个干脆不去了，就这样我们的列车穿越千里戈壁，经过横跨五省市自治区的行程，我们一路之上，又是唱，又是笑，17日终于到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当晚我们住在二一师二团，上海支边青年热情地欢迎了我们。还观看了杂技、歌舞表演，我们真是高兴极了。从那以后，一首“送你一束沙枣花”的歌不时响在耳边，它伴随着我们在新疆的生活和工作开始了。

我们九人分在了西山陶瓷厂，到厂后就赶上了轰轰烈烈的“社教”运动。食堂里挂着一层层的大字报，有揭露贪污的，揭露腐化堕落的，让我们触目惊心。我们这些初入社会的学生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感到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也成熟了许多。第二年（66年），文革开始了，新疆比内地晚几个月，我当时在厂总机工作，与档案室、小车班属保密单位，不能参加“四大”，因此哪一派也不参加。67年新疆武斗严重，派性也严重，掌权的一派认为我虽然哪派也没参加，肯定也是向着我们一起来的同学的观点，67年夏天就把我调到厂里的机修队工作，当时正值盛夏，下午天气非常热，我看到造反派用库房里钢管，成箱的锉刀，在车床、刨床上加工红缨枪的头，然后焊在钢管上，他们下午练队练兵，晚上去参加战斗。我和几个所谓的国民党残渣余孽、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其中还有钳工班长的老婆，她因为嫌天气太热，不愿意去练队，才和我们几个一起干活。那时，他们都叫我“小牛”。我记得我们几个负责挖车间四周的管沟，有一人多深，我也不多说话，闷头挖土，往沟上扬土，一天天的打发日子。那年月血统论厉害，我出身好，才没挨打。我心里当时也想，反正你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不就是干活吗，我们来新疆就是来建设边疆的，本以为会分到大草原去放牧，骑马，没想到把我们分在了工业师，分在了工厂，又发工资，又发粮票，又吃食堂，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现在干活累点算什么。已算幸运的了。那个时侯，待在厂里没事，只要您进城，不管干什么，进一次城，就扣一天工资，没地方讲理。晚上大家聚在一起，挺想家的。文革期间，我们最爱唱的一首歌就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每天晚上在宿舍，天津的、北京的、武汉的同学，我们在一起，高声地唱。在北京时，没有体验到首都北京在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通过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我们在银幕上看到了的场景，心想，我们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啊，我们是北京来的啊，心里无比的自豪。刚进厂时，有人议论，这几个是从北京来的吗，怎么穿得这么寒酸啊，像从郊区出来的，后来我们说起此事，当时也是真的不讲究，一身蓝布衣裤，后来老穿发的那身衣服，女生也不爱留“留海”（屁帘），这是北京女生的特点，脚穿从北京带来的黑条绒、塑料底的大棉鞋，实在是非常朴素，这又有什么，人家爱怎么议论，随它去吧。有一首歌多好啊“迎着春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海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况且我们其中有些同学在北京都能分到较好的工作，但是都没有去，而是选择了支援边疆。

我当时是已经分在了清华的校办厂，因为快到国庆节了，我们就负责制作大标语，65年我们参加清华大学队游行时，还见到了敬爱的毛主席。回到清华，在当时的大礼堂，我们还看了反映新疆建设的电影“军垦战歌”，我的心被那首优美的歌曲所吸引，后来又听说同学已决定要去新疆，我和她还照了临别合影我们三年的初中同班同学。回到清华，好几晚我的心都平静不下来，后来就分几次把行李搬回了家，还悄悄把户口从家里拿出来，凭着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在珠市口的办事处开的证明，把户口迁了出来。当我拿着户口迁移证给父母看时，爸爸没说什么，妈妈可是气坏了，好几天不理我，什么也不给我买，我只记得爸爸给我买了一条绒裤，和一些日用品，我穿着发的衣服，又在家里收拾了几件旧衣服，戴着那顶天沿软帽，坚决地上了去新疆的火车，我都没有让爸爸妈妈送我。记得爸爸非常理解我，他知道我脾气倔，不到黄河不罢休，鼓励我一定好好干，既然去了就不要受不了，半路跑回来，要求进步、好好锻炼。

我当时17岁，考虑自己的想法太多，没有过多地考虑家里。直到今天三十几年过去了，我妈一直还把户口本锁在抽屉里，好是让我给弄怕了，从来不放在外边。

四年以后，69年冬天，众所周知的“林彪一号通令”下达，我们家三天之内就打理行装临时疏散到了陕西耀县。因为建材部的档案馆迁到了那里。在那里刚三个月，由于当地供应欠缺，当时盛产红辣椒但不能当饭吃，一月只有三两油，买酱油、打醋还要本，又快过年了，爸爸他们买了些墨鱼干大家分。档案馆里只有两套有暖气的房子，但是去的是三家人，爸爸就让给了那两家，我们家则住在屋顶上只有槽型水泥板的砖房里，冷的要命，必须生火，当地又是烟煤，这家烧火，那家冒烟，没有风箱不行，火根本不着。爸爸有风湿性心脏病，累了，冷了对身体都不好。但面对冒烟的炉子，爸爸自己改装把煤炉（生铁的）肚子边上用捶子打了一个洞，再用一根卷筒连接到风箱上，一试特别好使，我家的炉子不冒烟了。别人也学着这么做，但是他们不是把炉子敲坏了，就是把炉子砸裂了，爸爸改的炉子不裂，圆洞还挺合适，这样，爸爸就帮别人打洞，由于天气寒冷，喝的又是那家给的隔夜茶，回到家里就感到不舒服，由于白天很累，夜里起夜，心脏病犯了，摔倒在地上，到耀县三个月，从此一病不起，先送到铜川矿务局医院，医生说病人太危险了，最好能送大医院抢救，后来又从铜川医院往西安送，等我接到电报，赶到西安时，爸爸住在西安（小寨）第一医院。病房里共八个人，那些年不重视经济建设，只是在搞“文革”，物资匮乏，牛奶更买不到，我爸爸因为没有吞咽能力，只能靠鼻饲。用粗针管抽吸药物和米汤，稀饭通过管子从鼻子往里灌，饿得是皮包骨头，我心里非常难受，就拿了两个饭盒，放上沙子，因为鸡蛋怕碎，按照老乡告诉的办法，跑到郊区马路边，等乡下来城里偷着卖鸡蛋的，每次靠这种办法，买回两饭盒鸡蛋，总共也只能放十几个，在冲炼乳时，给爸爸增加一点营养，爸爸吃的炼乳都是看档案的人妈妈托他们带来的。病房的一位大嫂给妈妈出主意，与其在这里等死，还不如想办法回北京。后来听妈妈说起此事，爸爸怕我超假，病情稳定了一些，就让我回新疆了，不然的话，我就可以陪爸爸回北京了，那位大嫂的话，使不知所措的妈妈顿时有了主意，好当机立断，立刻与爸爸的医生朋友的姐姐在西安，请好联系她的弟弟，她的弟弟由于派性，从北京人民医院下放到甘肃省东部一个乡村的卫生院，从地图上看，直线距离比饶行兰州再到西安近许多，就这样这位医院乘汽车从甘肃乡村到了西安。还有一位叔叔他们帮着妈妈，总算把爸爸弄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住进了白塔寺人民医院。这样条件好了许多，我在新疆知道了这个消息也感到很庆幸。第二次报病危，是70年夏天，我回到北京医院里陪爸爸时，爸爸对我说“你看他们从东北回来的孩子，你那时上东北国营农场，也比去新疆近啊！”我说：“那可不一定，我们刚去时还没有直达快车，69年通了以后，我现在上车后，两头都有人接送，挺方便的，就是远，您看他们，我都问过他们，下了车，换汽车，还坐马车，真没有我省事。”爸爸听了后点点头，说：“要是这样，还是新疆往这边走方便，路途远，上了车，自己要多注意点。”现在想起来爸爸病的那么厉害，都不说让我调回来，还在关心我路上的事，我当时也没有想到要回北京，扎根边疆的决心很坚定。71年12月爸爸病危，我回来后，他已经不会说话，也不认识人了，身上插满了管子，18日离我们而去，在医院的病房里，我给爸爸穿的袜子和鞋子。爸爸平时穿39码，去世时穿的是42码的。

很长时间我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51年我3岁时，爸爸妈妈从老革命根据地河北省平山县调入北京，妈妈被送到天津去上速成中学，我平时就是跟着奶奶和爸爸。从小爸爸给我梳头、洗澡，给我买花衣服，非常疼爱我。但是现实必竞是现实。我在家住了近两个月（72年初返疆的），这时妈妈才向组织上提出能否把我调回来，因为二弟、妹妹在上初中，妈妈工资太少了，只有43块钱。二十几岁没有了爸爸，我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我是家中老大，我怎么办。每当我看到人家的父亲回家，孩子爸爸爸爸的叫着，我是多么羡慕，值得欣慰的是现在，弟弟妹妹们都工作得挺好，都取得了中级职称，都有了孩子，可是爸爸看不到了，看不到他的两个孙子，两个外孙了，每当我想起这些，就禁不住泪流满面。

69年5月我调到工一师师部司令部，在总机当话务员。71年发生“林彪事件“记得那时是处于一段战备状态，当时有我值班，班长、参谋都来了，使我们切实感受到了这场斗争的惊心动魄。众所周知“林彪事件”“四人帮”的被粉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内的形势一天天好起来，因为建设的重点放到了搞经济建设上来了，我们再也不用托人从北京给带肥皂了。

除了自己的一些经历，我记得刚进厂那两三年，由于我的年青、无知，干了两件傻事。一个是有位老师，记得可能是69年，自治区“三干”会，工一师是个点，师部从各厂抽人我们厂抽了两人去服务，在师部这位老师的父母得知我俩是厂里来的后，有意无意地就“经常”打照面，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这是那位老师的父母，带个话，带点东西什么的。回厂后，接到了二位老人的信，信中的意思，不说，大家也明白。但是我来新疆时，做为一个女孩子，父母肯定要叮咛好多事，尤其我的爸爸妈妈更直接，告诉我一定努力工作，个人问题晚点考虑，以后结婚也要找一个政治上可靠，年岁比自己大的，知道疼我的人，我那时17岁，哪听得进这些啊，说什么呢。可是碰到了这件事，爸爸妈妈的话，就响在了耳边，就是挡箭牌，这第一封信看过后，我也没当回事。后来又来了第二封，那天我刚从食堂打饭回宿舍，同学就跟我说，有一封师部来的信，是我的，我放下碗，看了一眼信封，就知道怎么回事，我是根本不想考虑这事的，就让她们买饭时帮我带给那位老师，那时他正在食堂门口吃饭。可是宿舍的几位同学谁也不愿意带这封信，我一看关键时你们都不帮我，我哭着跑出去，一边走，一边撕信，到了食堂的门口，一把撕碎的纸整个扣在了那位老师的碗里。

事后，同学们说我，你可太厉害了，真行，你走了，人家也没法吃了，一片片从碗里往外捡，我们还弄回去拼了半天呢。这事弄得全厂都知道了。更多的人劝我，告诉我，人家有人家的权力，你不能这样对待他，幸亏人家老师脾气好，换个人抱负你怎么办，此事让我后怕，也让我长了见识，有了教训以至以后若干年，没有人敢给我介绍对象，同学间对我有意也不敢向我表露，都怕了我了，无形之中，省却了许多的麻烦。前不久新疆的同事说，那位教师因病去世了，生前，他生活的很幸福，借此机会，我祝愿他的妻子、儿女平安健康。

再一件事，是我为我的同班同学做的，自以为我挺勇敢的。我比我同学大十几天，我们一起来到新疆，就要互相帮助，她碰到难题，更是义不容辞。事情是这样的，65年分到厂子后，就听说这个厂子什么人都有，有劳改新生的、有右派，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和我一起来的同学在一个工段打砖坯。大约也是68年，有一个右派大学生，主动追我的同学，那年月，右派谁敢找啊，这件事挺麻烦的，我的同学有点害怕，就跟我说了。我下了班，就在那人下班的路口等着，把他拦住，冲他说：“你站住，你自己还在改造，不许你打我同学的主意，不许你缠着她，”说完这些话后，我就转身走了。想想我以前办的事，他也知道我这个黑丫头厉害，这事后来就算了。那时年青，自己又没有切身感受，很快就忘了这件事。

事情往往就是那么巧，十年后，负责给全师的右派平反，摘帽子这项工作的，偏偏又是领导上派我的丈夫去实施的。自从我知道我丈夫去做这项工作，说陶管厂还有两个右派，一下子我想起了以前的事，我就比较关注这件事，直到有一天，我听丈夫说，全师的这些右派我都给平反了，把帽子全摘了，因为全摘了还有人说他太右倾了，难道一个有问题的也没出有，他说，我不管，我按政策办，这些人的材料我都看了，没有什么原则上的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恰恰是这些人有的非常有才华，例如在煤矿，在农场改造的，有的还有发明，技术革新，表现都不错，往往就是因为一句话，就被打成了右派，说你不知道，咱们师钢铁厂有一个人就是因为困难时，说过一句吃不饱饭的话，就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硫磺沟煤矿劳动，只发给生活费，老婆孩子也跟着受株连，生活困难，孩子受到歧视，受到多年不公平的待遇。平反以后，工作重新安排了，可以回家和妻子儿女团聚，补发了工资，儿子也参了军，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听了这些叙述，那种感受，无以言表。公平和公正对一个年青的大学生，对一个普通职工的家庭是多么的重要。

后来听同学讲，那个当年被我骂过的右派，平反后曾经当过厂长。我也借此机会祝福他事业顺利，家庭幸福。时间的脚步是永不停止的，我们当年的姑娘小伙子，如今已近退休，都步入了中老年人的行列了，但走过的路，决不后悔。中央西部大开发的决策激励着我们，使我们对西部的发展建设充满了希望和自豪，我祝新疆的未来更美好。

原新疆工一师北京知青韩云 2002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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