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在那遥远的小山村续：家庭遭遇，迫使我离开小山村

 

    《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帖子中提到，那遥远的小山村留下我和妹妹的足迹，也留下母亲的脚印。四十年前，母亲不远千里来到这个小山村。

 

    千里迢迢来到小山村，母亲要亲身体验小山村的生活和劳动，对我和妹妹的未来充满希望。母亲原本在小山村多住些日子，干干农活与乡亲们融在一起。难以想象的家庭“灾难”的降临，使得母亲早早地离开了小山村。

 

    也就是这场“灾难”，让我和妹妹也不得不离开哺育、磨练我们成长的小山村。

 

    我的家到底发生什么“灾难”？我想很多知青也许会有其遭遇。我当时所受的打击，就像电视剧《北风那个吹》中描写的帅子。

 

    可怜的莫过我的母亲，她没有感受到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社会、没有看到儿女们美满幸福的生活。那场“运动”使母亲早早地离开了人间。母亲所承受的压力和打击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让我悲痛一生。

 

大哥被打成“五一六”

 

    父亲离开北京、这个家好似塌了半边天。父亲走后，母亲整日唉声叹气，爬在窗前发呆、坐在炕上流眼泪。“谁来管这个家，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回忆过去，母亲的哀声叹气总在我的耳边响起。

 

    更大的打击再次袭击母亲。一九七0年大哥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抓起来。那年正值母亲带着大哥的儿子来山西看我和妹妹。接到北京的来信母亲匆匆忙忙赶回北京。

 

    “文革”初期大哥参加“造反派”，随后成为“造反派”的头头。当时大哥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是一位电业工人。那个时代掀起造反高潮，“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打倒当权派”！成为运动初期的潮流。“串联”、“造反”由校园走向社会、走向机关、走向工厂、走向军队。不久社会出现了动荡，“武斗”开始了。为稳定局势，“军宣队”走进学校、走进机关、走进工厂。大哥在“文革”中结识了大学生。“文革”中许多大学生收集、整理中央领导人的资料，特别是“文革领导小组”的资料。其中主要涉及江青、康生、姚文元、陈伯达等人。所收集的资料涉及现实和历史，很多人从革命角度出发分析历史看待今天。“文革领导小组”感到冲击，危及到领导政权，一场清剿运动开始了。很多人不是隔离反省，就是被批斗。有的人则被抓，关了起来。

 

  

     大哥结识的大学生也整理过江青、康生等人的材料，有时还和大哥讨论、讨论。我记得有一个是北京农业大学实验室教师李××；一个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王××。不久大哥因此类事件被抓（还涉及投敌叛国），一关就是一年。军代表进驻北京供电局后，因运动，大哥经常和军代表产生分歧与冲突。随后可怕的场景出现了，大哥的批斗大会在家属院里举行。

 

 

大哥批斗大会

 

     那一天，家属院挤满了人，有学生，有工人代表、还有院里的家属。标语、红旗飞舞；打倒反革命分子的口号震天。母亲紧紧抱住大哥的儿子、眼里含着泪水躲在屋子里。参加批斗大会的群众跑到家里将母亲拉出，强迫母亲参加儿子的批斗会。母亲看看批斗台上的大哥：弯腰低头，脖子上挂着“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再看看台下一双双充满仇恨的眼睛；再听听震耳欲聋的吼声，母亲低头长叹。原本友好的邻里关系被打乱，没有了温顺亲切的目光、没有了和谐，一个好端端的家受到的是攻击。母亲为受磨难的儿子心痛，为失去和谐的邻里关系而哭泣。

 

    我家，不管走到哪儿都是当地住户的好邻居、好伙伴。尊长爱幼、助人为乐的家风受到邻居们的赞扬与喜爱，邻居们都喜欢和我家交往。没想到那场运动使人们丧失了理智，失去了人性。

 

母亲被打

 

      一九七一年春节回家看望母亲。七十年代北京执行临时户口登记制，到家后我便去派出所办理进京暂住登记。谁知第二天公安人员找上家门。“你知道你大哥的问题吗？”警察问。我回答：“知道。” 警察看我回答无力便大声说：“你要和他划清界限！”我昂起头回答：“这事你跟我说不着，我不是我大哥生的、养的；我是我父母生的、养的！我是来看我母亲的！”听到吼声，警察感到很无趣，转身走出家门。警察走后，二哥开始骂人了：这个社会真他*的王八蛋！他向我诉说起母亲被打事件。自从大哥被打成反革命后，院里的邻居常常来闹事，有人甚至把尿盆子扣向我家。一次因为弟弟的事，母亲和一位邻居理论了几句，没想到这位邻居（一个女工，其夫是供电局工人，与父母是老乡，过去常常来我家做客。）抡起巴掌扇母亲的脸。弟弟不干了，抱着邻居的大腿就咬。邻居把弟弟踢到，随后又撞向母亲。母亲自始至终没有还手，眼里只有泪水。现场的邻居实在看不下去，上前阻拦。二哥当时在身边，也没有还手。我埋怨二哥没有保护母亲。

颠倒黑白的岁月，恐怕80后不会想象，也不愿想象，但历史终归是历史，以历为鉴，可以防止悲剧再现，人民而安居乐业。

 

二哥为人

 

      二哥当过兵，撩翻个人，别说一个、三个也挡不住。二哥一九六三年当兵是海军航空部队军械员。入伍头一年，二哥在青岛第二航空兵学校学习，专业——军械。毕业后在浙江龙岩路桥机场服役。军械员主要负责飞机机炮与弹药的装卸和维修。维修中，飞机机炮有时需要拆卸。飞机机炮口径37厘米，约重130公斤。从拆卸到安装，二哥往往一个人扛机炮。

 

       二哥从小身体强壮好动，“杀人”常常拿我开刀。我伤痕累累，至今身上留下多处伤疤。电影里看到日本鬼子拿刀砍人，回到家中二哥拿我“开练”：菜刀架在我脖子上，“死拉死拉的有！”“唰”地一声，菜刀落下。所幸菜刀没砍在脖子，只是砍在脸上。我左下巴留下了长长的刀痕；电影里反动派审讯共产党员的场景，让我再一次遭受“痛苦”：“说，谁是你的联络人？”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烧红的煤火钩子捅进我的裤裆。“吱拉”一声，我坐倒在地。裤子冒烟，大腿根部已被烧焦。我大腿根部至今留下形状与大小，似耳朵的烙印。

 

       长大后二哥喜欢摔跤，常常和别人滚打在一起。二哥身材虽不高，浑身上下都是强硬的肌肉。二哥腹部肌肉有8块，经常锻炼的人一般也只有6块。二哥手部握力巨大，当兵体检左手握力都达到75公斤（握力器测试最高为90公斤）。我和二哥扳手腕，二哥用左手、我是左手加右手，僵持很久，往往是我被压倒。上初中时二哥练车技，二哥骑车载六、七个同学经常绕操场转。

 

       也许是压力，或许对方是女人？让二哥无法下手。这位邻居自打了母亲后，一直不敢继续在院里居住。搬家那天，这位邻居不敢露面，叫来局里的工人。二哥不答应就这样搬走，要让她赔礼道歉向母亲下跪。为阻止他们离开，二哥躺在搬家的汽车轮下不让开车。司机也无奈，几乎下跪求二哥。持续很久二哥放了他们，汽车很晚才驶出家属院，当时夜色已黑。

 

家庭遭遇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承受过那种压力，我感受到那种歧视。因大哥问题我未能在农村入党，乃至我以后没有再申请入党。我从小体质不好，下乡后对我是真正的锻炼。也许是受父母影响，遇事不服输，干起活来不怕苦，农村三年的辛苦劳动造就了我。下乡的头一年，我劝妹妹春节不要回北京。为了表示下乡的决心，和农民打成一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写下了血书：不回家！那时我和班长作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参加太谷县“三干会”。在农村的表现让我获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分子”光荣称号，并出席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大会。来年被评为晋中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分子”，十月晋中地区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大会”。因大哥问题我思想上产生了矛盾，放弃出席代表大会。“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我和班长作为“贫宣队”工作人员与“工宣队”在村里开展运动。运动中我俩写了入党申请书。未想到就在申请入党的时候，大队党支部收到北京供电局寄来的信函——大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材料。傍晚，在窑洞旁大队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因大哥问题，我的入党申请没有被大队党支部通过。那个时代一切讲政治、看家庭、重出身，我似大海中航行的帆船，被波涛汹涌的海浪击断桅杆。当时我好难过、好悲伤，真不知道今后漫长的路怎样度过！

 

    厄运的降临使一个好端端的家支离破碎，可想而知当年母亲所承受的打击。正是这个打击，迫使母亲让我和妹妹离开在那遥远的小山村，去河南找父亲继续插队。母亲说，找你爸爸去吧，你爸爸在河南守一摊，我在北京守一摊，这个家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