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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只能回味

浇水

那是大地复苏，万物生机的季节，可是新疆的春天要比内地晚来一个多月。四月底的新疆，人们开始了春耕、春种，我们农中也要开始耕种了。农场给我们农中班分了耕地，叫农业“实验田”，在场部技术股指导下种些优良品种作物。农业中学实际就是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并非实验，只是看看作物的产量。农中的耕地不是大片的条田，而是条田边角地块。就在这一年农场要推广“沟灌”，所谓沟灌就是把要种的地开成沟，让水顺着小沟流过去，这样可以节省水。学校的地没有条件深加工，只能用拖拉机把地整平。浇水也是利用生产队之间用水交替时的缝隙时间，一般都在夜里。我和学生忍着刺骨的冰水，用铁锨跟着水头平地，水流过来，我们便为水开路，能让水从沟里流过去。可是由于地整得不平，面积又大，水流又快，加上我和学生们又缺乏实践经验，所以我们总是手忙脚乱，累得要死。等到天亮了一看，浇过水的地里，低洼处汪着水，高处土还是干的。就在我们叹息之时，主管生产的场长骑着马到各连队检查，从我们地边经过，一看，气冲冲跳下马问：“这是哪单位浇水呀？”我赶紧过去说：“是我们农中的地。”场长看着我，便没好气地说：“你从大城市来，不知新疆的水贵呀？”我说：“知道水贵。”场长说：“知道还浇成了大水满灌，跟河似的？”听我说了理由，他便说：“你根本就不会浇水，你还能教农中？回去跟你们校长说，明天背上行李，带上你的学生，去四连学习浇水，学会了再来教学。我看你们知识分子学种地，比大老粗学文化还要难！”说完上马走了。我叫学生去水管所停了水，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到了学校已是上课时间了，食堂还给留着饭，我饭也没吃跟校长说起场长说的话。校长笑了笑说：“场长也就是说说而已，去哪儿学习，也是水往低处流。”学生们一听校长的解释，便笑了起来，而我的心里却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妻子、孩子和我

我与妻子都在学校工作。那年代沾上“学”字就算“知识分子”，学校自然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可这堆里连一个大学生也没有，“文革”中却成了重点改造的地方。所以进驻了“贫宣队”，要叫不识字的教育识字的，这就是接受再教育。妻子生第一个孩子时，正是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的时候。为了与工农结合我们从大城市来到边疆的农场工作，现因是“知识分子”，还得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是校委会成员，又是大城市来的，除没戴眼镜，其他全身都是知识分子味道。校委会贫宣队决定让我第一批带队“接受教育”。为了不影响大局，妻子生产的第二天，我便离开家去几十里外的生产连队。妻子说：“你放心地去吧，我能行。”人家妻子生小孩要坐满月，一个月不能下地，更不能干活，家人侍候吃喝、冷暖。而我却把妻子一个人丢在家里，让她拖着虚弱的身子，自己下地、烧水、做饭，去院子里上厕所。我知道女人生孩子两大忌：一是怕凉水；二是怕冷风。新疆的春天水是冰水，风是寒风。就这样妻子带着刚出生的女儿，在“干打垒”的小黑屋里熬了半个月。

妻子生第二个孩子那年，３分场多交了一倍的公粮，而农场人员口粮是２０％的白面，２０％的玉米面，其余的粮食是从饲料里挤出的高粱磨成的面粉。分场又不供应油（那时一切都是定量供应，有钱也买不到食品），妻子生孩子要补充营养，可她只能和我们一起吃供应的粮食。白面吃不几日，剩下的饭每天吃的是白水煮萝卜丝，再把高粱面用开水烫一下和好，拍在案板上切成条，下到煮萝卜丝的锅里，名叫“煮节节”。我那两岁的女儿和刚生完儿子的妻子，就没日没月地吃“煮节节”。几天后妻子没了奶水，儿子就挨饿了。我每天夜里穿上皮大衣去种牛站排队到天亮给孩子抢购半斤牛奶（每人只限半市斤）来维持儿子每一天的生命。看着儿子瞪大眼睛抢喝那本不够一顿吃的牛奶，听着他一次次饥饿的哭声，我们只好抱着儿子挨家讨奶吃。凡是给儿子喂过奶的人，我们至今不忘人家的恩情，有的还认了干亲。就这样连我的身体也垮了，一次在场部开大会，全体人员起立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宣誓时，我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醒来以后，躺在场部卫生所里，旁边领着姑娘抱着儿子的妻子在哭。我笑着说：“没事，头晕了一下。”在一旁的同事说：“要不是有人扶住，你就会把头摔在水泥地上，好危险呀。”今日回想起后来儿子的夭折，就是先天和后天营养不足造成的。

从我们的生活中体验品味人生的每一份感动，生命的每一个清晨和夜晚都有人感到快乐和苦难。而我们品味人生，是在一次次精彩的淬火中除去苦难的杂质，进而获得勇敢者的坚毅。

（作者杨毓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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