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雪 地 黄 昏
纷纷扬扬的大雪终于停了。夕阳透过云层的夹缝露出一条脸,呼啸的风声令人毛骨悚然。我环顾四周未见一人,便急匆匆走出大队部,踏着没过脚面的积雪,向着茫茫的原野走去。耳边响着风声和咯吱咯吱的脚步声,白茫茫的雪地上留下了一串深深的足迹。回头望去,大队部的房子越来越模糊,变成了一个点儿,最终消失在视野里。向前看,一片白茫茫的原野,偶尔可看见一个孤零零的牧人帐篷。腿越来越觉得沉重,只是下意识地往前走着;一年多来所经历的一切,象一幕幕电影在脑海中闪现。
1969年底,我参加兵团工宣队到沙湾县支左。进驻×公社×大队。我从一名“接受再教育者”,摇身一变成了一名“教育者”。角色转变之快,恍然如梦。
看着挂在大队部墙上的横幅“热烈欢迎兵团工宣队”和热情迎上前来的大队书记、大队长等人,我使劲揉了揉眼睛,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于是,赶忙伸出手去和欢迎的手紧握在一起。
工宣队进驻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一打三反”运动象狂风暴雨般席卷了农村大地。所谓“一打”指的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所谓三反指的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经过和大队、小队干部摸底磋商,所谓的“一打三反”对象名单即刻出笼了。
工宣队首先组织了所谓的“贫下中农专政队”。然后,一个生产队接一个生产队召开群众大会。佩戴红袖标的“贫下中农专政队”队员分布在会场四周。当工宣队在群众大会上念出某个人名字后,立刻有两名“贫下中农专政队”队员迅速上前揪住此人双臂,把还蒙在鼓里不知怎么回事的此人押到台前,反剪双臂、强行按下头,让他们向群众低头认“罪”。工宣队再宣布此人的“罪行”。
当时我主持群众大会,高声喝到:“把×××押上来”,看着“贫专队”队员把某人押上台示众时,心里真有一种淋漓尽致的畅快和心高气爽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平生从未有过的。从此时起,我似乎领悟了“权利”意味着什么。全大队共抓了二十几名“现行反革命”份子,集中在大队部,由贫专队员监督“劳改”。接下来,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的自留地被全部没收;农民除了可养几只鸡鸭外,羊、猪等大牲畜全部上交集体所有。
经过“一打三反”几个月的“大扫荡”,本来生活过得就紧巴巴的农民,除了自家的几间土房外,都变成了名符其实的“无产者”。到处是一派萧条、冷清的景象。工宣队的“好日子”维持了一年左右。1971年6、7月份,上边突然下达指示,说工宣队犯了“左倾”错误,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责令进驻沙湾县的工宣队“全面整顿”。先是工宣队内部“自我整改”;统一思想后,向群众作检查,把收缴的“自留地”、大牲畜还给农民;最后,解放“现行反革命”份子。
最后这步工作最难作。抓人容易,放人“难”。人家被“劳改”了一年多,除个别问题较严重的交有关部门处理外,大多数人只是有点小毛病,不够“劳改”资格。在大队干部的协助下,磨破嘴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人“放走”。由于“后遗症”难以根本消除,当上级宣布工宣队“撤点”,工宣队队员各回各单位时,为避免发生意外,工宣队负责人要求大家采取分批走、分散走、最好是单独走的策略。所以在风雪迷茫的原野上,只留下我孤独的身影。
夜色降临,前方不远处的百家灯火就是我的目的地,闪烁的灯光似灿烂的星座,给人以温暖、以力量。我真诚地希望,发生在农民兄弟身上的这种悲剧,在中国大地上不要再以各种形式重演。生活在神州大地最底层、饱受苦难的亿万中国农民,当他们真正过上富足的生活时,那必将是中华民族在世界崛起之日。
我拖着冻得麻木的双脚,坚定地向着星座,向着光明前进。
(新疆兵团设计院北京知青 邱伟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