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梦系天山民族情
新疆兵团是我的第二故乡，那里有我太多的回忆。我把自己在兵团的经历写出来，献给热爱新疆的人们，也献给有共同经历的战友们。
初到天山二场
1965年9月，我们北京知青从农六师师部分配到各个团场。我和郭伶俐等5名女生和15名男生从师部五家渠“坐上大卡车，戴上大红花”伴着一路风沙、一路歌声的来到位于北疆东线奇台地区的天山二场。天山二场是一个年青的农场，距师部230公里，再往东就是边境牧场北塔山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分配到这里，我们更感到自豪，因为这里艰苦、路途较远，满足了我们“哪里艰苦哪安家”的心愿。
20名北京知青全分在一队，我和吕兆钰被分在二班。
记得第一次劳动，是老职工带着我们种植“青年林”。那时候，我连铁锨都不会握，我笨手笨脚地用铁锨挖了老半天，杨文杰队长过来检查时的一句话就否定了我的成果，他说：“你挖的这个坑儿，猫拉庖屎就埋上了”。说着他就手把手地教我如何使用铁锨。正当我汗流夹背地挖着树坑时，宁森场长过来问我们：“你们到新疆兵团干什么来了?”我说：“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你们是来接班的”宁场长意味深长地说。
接下来的农活儿就是割麦子、掰玉米、挖萝卜、收白菜、脱玉米粒，修水渠……，这每一项的农活儿咱都得从头学起。吕兆钰干活儿从不偷懒，干起活儿来敢和老职工比。他看到我干活儿落在后面时，总是主动地跑过来帮忙。
在那个年代人人学雷锋、学王杰、学欧阳海……学习层出不穷的先进榜样。所以，尽管是刚从大城市来到戈壁滩，手上打了泡，脸上也脱了皮儿，但我们从不叫苦，个个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不久，在我的介绍下，吕兆钰光荣加入了共青团。当时，有个青年标兵叫孙恒清，她让我帮着写《入党申请书》，后来，她加入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从这时起，在我们同来的支边青年当中，有些人就已经向往着这一神圣而伟大的奋斗目标——以实际行动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这时起，我亦默默下定了决心，争取早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记得我在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中这样表白心迹：“我是在五星红旗下成长的一代人。从小就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革命前辈，雷锋精神在我少年时代的心田里就扎下了根。红领巾——共青团——共产党的道路，是我立志要走的里程。”
那时候，白天干完了一天地里的活儿；晚上各班分开集中在半地下的土屋里，就着屋中间柱子上挂的马灯的昏暗光线，大伙儿盘腿儿坐在这单身职工宿舍的大通铺上，雷打不动的学“毛选”、听“指示”。学习之前，班长李兆朋还让我指挥唱歌。这位朴实的中年汉子，他不仅能带领全班出色地完成生产任务，还总是叫我先起头唱：“……雄伟的井岗山……”，这支《人民军队忠于党》的歌曲。
调到南山牧场
1966年初，我和郭伶俐被调到南山牧场子弟学校当教师。
南山牧场各分场分布天山南北，场部位于柴窝堡风口。那时，我们是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的人。南山牧场子校校长杨贵珍对我和郭伶俐说：“柴窝堡一年就刮一次风，从年头刮到年尾，而且连一棵树都不长。”
刚到学校，教务主任吴昌年就给我们出了张考卷，摸摸我们的实力。考题是《让青春在边疆闪光》，还记得我的答卷是这样展开：“我们来自祖国四方，为着共同的理想和愿望……。”是的，崇高的理想，激励着我在天山南北发挥着青春的热和光。
接羊羔
在牧场，最忙的季节要属春季接羔了。第二年，我要求下牧区接羔。团场领导分配我同政治处的保卫干事王华英到四分场的托料家帮忙。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到牧区。当时这个牧区人家羊房子的女主人住院生小孩。这家除了主人哈萨克族托料，还有维吾尔族阿合大、汉族石国良和我们这俩位女同志。
每天清晨，三个民族的男同志外出放羊，我和王华英在家烧茶做饭。
三月的阿维滩冰雪未消，我们羊房子周围也没有邻居。牧民家都用晾干的牛粪当燃料，先把冰雪化开，再用来烧茶、做饭、洗衣。俗话说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俩不是什么巧妇，况且那又是在1967年实行计划经济时期。每人每月的口粮定量，只有少部分细粮，而大米只有过节时才可能供应一、两斤，食油就更甭提了。我们俩人尽量把奶茶烧好，在几乎没有菜的情况下变着法儿的做饭。每晚，三位放羊倌回来，大家总是有说有笑地聚在一盏马灯下，一块儿喝茶吃饭，一块儿唱歌说笑。托料和阿合大初懂汉语，石国良又是不错的翻译，所以，日后我说的一些“新疆话”和用哈语唱的《万岁，毛主席!》等少数民族歌曲，大都是在那个时候学的。过了些天，王华英因为有病先回去了。老实说，我留下来真有些怕；怕白天遇见什么生人；怕晚上就我一个女同志，尽管害怕，我还是表现得同往常一样，坚持到任务完成。
有件事儿，使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过意不去。那时候，到牧民家住、吃派饭，就是将每天规定的粮票、饭费交给主人，我吃住在托料家，让我做饭。那些天，我把所能显摆的手艺都抖落出来；一会儿做烙饼，一会儿做面条，还做过什么刀削面等等。反正变着法儿的做饭。哪知那是托料大哥，把家中几个月的面粉都拿出来让我们做的。这份民族情义是多么可贵啊！还有一件事儿让我铭刻在心，一次，八一牧场四分场的老场长何贵平来检查工作，夜晚就铺一块毡子，盖件皮大衣睡在毡房外。三月的戈壁，依然冰天雪地、天寒地冻啊！老场长不挤进狭小的毡房，而悄悄地睡在露天，是为了能让别人休息好。这就是兵团的老战士！这就是活着的“焦裕禄”！这就是在我面前的榜样！就这样，兵团走过了创业年代。
就这样，第一回下牧区，我虽然还没有学会放羊接羔，但是我接触了牧民，认识了兄弟民族，也懂得了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兵团战士。
送学上门
1969年初，组织上派我到海拔三千多米的三分场去办学。还记得现役军人蒙广亭副团长对我说：“要为贫下中牧送学上门。”我二话没说，即随着团里运煤的大卡车，经过后峡，翻越海拔四千八百多米的冰达坂，走了一天的路程，终于来到了位于南疆和静县乌拉斯台的三分场。
“哎呦呦，汽车来了！”随着山里孩子们有节奏的喊声，汽车周围很快就围拢了一群欢迎我们的大人和孩子们，我从煤车上卸下行李，找已调到三分场的何贵平、蒙古族倪满等分场的领导报到。为照顾我这个单身女同志，他们很快就腾出一间干部宿舍让我住，而他们搬到“会议室”住。我这间房子位于场部院子靠头儿，是用石头砌成的。窗户没有玻璃，只是朝外糊了几层报纸，里面用木棍支撑着。
第二天，领导告诉我教学的地点。天哪！这哪是教室？这是羊圈。但在此时此地能够腾出这么个地方用于教学也就不错了。为了使这个羊圈变成教室，我先找人帮忙一块儿把羊粪铲出；再找一些木坯钉成几排桌椅，再钉块黑板；最后刷墙，收拾门窗……。
教室有了，下一步是找学生。由于这里交通不便，各方面条件都差，加之人们的观念又保守落后，所以，许多大大小小的学龄儿童都未上过学。甚至有些十五六岁的大孩子也是目不识丁。
经过一番动员，学生有了，但是年龄参差不齐，小的五六岁，大的十五六岁，甚至有的只比我小二、三岁。而且不仅是汉族学生，还有回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学生。
紧接着，我又骑马下山，搭车去乌鲁木齐采购书本粉笔等教学用品和学生的学习文具等。准备工作刚—齐备，就开学了。
这个牧区学校，刚开始时就我一个教员，面对这群年龄不同、民族不同的学生，我不仅要教语文、算术等，还要教体育、文艺、课间操等。好在那时候我年轻，又单身一人，再苦再累，睡醒一觉就全好了。
牧民的孩子家离得很远，一个冬夜，—名哈萨克族学生得了急病，场部医务所值班卫生员阿山说要送医院。从这里到医院有几十公里的山路。分场没有汽车，如果不去医院，这里无法医治。这孩子的家在很远的冬窝子。眼见面色苍白的学生，我毫不犹豫地对阿山说：“走，我们一块去！”
我们骑着马，由阿山的马驼着学生，终于在凌晨四、五点钟赶到了位于和静县巴轮台的陆军第14医院。天亮时，这个哈族巴郎睁开蓝色的大眼睛，看见我们守在跟前，他露出了笑容。在场的军医说，幸亏你们送来及时，要不就太危险了。军医还以为我们是同行，问我干了几年了？我说自己不是搞医的，他都不信。因为他已经不是初次见我送来病人了。当巴郎病情好转后，我同阿山这位哈族青年又骑马带着他赶回去了。连夜的奔波，疲惫得睁不开眼，我几乎是睡着骑回去的。
“学高人之师，身正人之范”。身为一名教师，不仅要教文化知识，而且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一天，我正在上课，一位干部家长闯进教室，一下揪住一个男生的耳朵，“啪、啪”打了这个男生耳光。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弄得我措手不及。我上前阻止，并让他出去。他说，是因为与他女儿同班的这个男生骂了他的女儿。我当即指出了他的错误，并要求当时在场里的工作组处理此事，为挨打的学生讨个公道。没料到，这位家长当天请“客”，我成了“被告”。他们说什么“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反攻倒算啦、知识分子要搞“滚雪球”战术啦，等等。一时间乌云压城。这时，有同事眼我说，黄老师，又不为自己，干啥为学生得罪领导呢。但我始终不信邪。我认为，作为—名教师，就有权维护学生的利益。如果只考虑自己而不顾学生，那还有师德吗？
在1969年夏天，三分场陆续分来了一些接受再教育的青年学生，还调来一位转业军人。随着牧区学生人数的增加，领导从新来的青年学生中挑选出麻新新等几位担任教师，并由转业军人张建国担任学校负责人。与此同时，又从总场子校调来了哈山和乌斯满等几位富有经验的哈语教师。并且在分场附近的山坡下盖了一排新校舍，做了一些新的桌椅和黑板。
到生产班教学
距三分场场部七、八公里的一条山沟里，有一条小河，河边上有三十多亩地。在这里住着回族居多的十几户人家。这就是三分场的农业生产班。这里是由“三撮儿胡儿”老马来担任班长指挥工作的。根据这时的需要，组织上再一次安排我为贫下中农送学上门。
接受任务后，我用骆驼驮上行李来到生产班。依然是先将一个牛圈收拾成教室，然后再组织大大小小的学生们上课。这里只我一个“单身汉”，没有食堂，只好自己动手做饭。由于这里两边是高山，生产班在山沟里，太阳很难照射进来。所以天亮得晚，又因没有电，学生上课时间就只能以天亮为准。遇上阴天下雨，还要点上油灯上课。这里的胡子班长对我挺照顾，时常问寒问暖。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兵团职工们白天上班干活儿，晚上学习、工作仍然“雷打不动”，即使在这样的深山沟里也不例外。但在这个时间里，除了熟读“老三篇”，就是我教大家唱革命歌曲。从《在北京的金山上》、《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一直唱到《满怀激情迎九大》。遇到节目，生产班的男女老少还聚在一起表演节目，并且到分场场部参加歌咏比赛。山里的孩子们淳朴、可爱。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除了尊敬老师，还觉得我这位老师是从北京的金山上的那个地方来的，与我相处特别好。课余时间，我曾带着他们“深挖洞”，还同他们一起游戏。孩子们时常套来野鸽子送给我，教给我先用泥土巴糊上，再烧熟了吃的方法。有时，也不知从那儿找到一窝野鸡蛋，就全部上交给我了。
每年寒假，当我回北京探亲的时候，除了能给家中捎回一般的新疆特产，还能带来乌拉斯台开斯台开克的山珍——钉子蘑菇以及真正的雪莲和雪鸡。
天山的牧区非常美。夏天，草原上开遍了山野花，红、黄、蓝、白、紫……在绿绿的无边草原上铺向起伏的山林和地平线，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天山上的红花蕴含着牧区兄弟姐妹和各民族孩子们的一片深情厚谊。
情深谊长
自1969年至1974年我在三分场工作的五年中，不仅与学生们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而且也同这里的兄弟民族结下了牢固的友谊。当时场里一位六、七十岁的柯尔克孜族哈森白老人把我视同他的女儿。他的一对儿女也一直称我为姐姐。一直到八十年份初，我大学毕业后还回山上看望过他们。我与蒙古族倪满一家的交情很深，至今联系不断。还是我未去三分场工作之前，就听说过，有个蒙古族同志从小是孤儿，是在兵团放羊长大的，非常好学。那时倪满已经是分场的领导了。他没系统地上过学，就凭着勤学好问，能读写哈、汉、蒙、维等多种语言和文字。即使在“文革”那个轻视文化知识的年代，工作之余，我也常见他对照着维、汉等词典孜孜不倦地学习着。直到1993年我调回北京之前去看望他，已近花甲之年的老兄，仍在自学着“大本”。
如今，他的三个女儿都已大学本科毕业。他们在京读书或出差来京期间常来看望我。在我赠给倪满的新春贺卡上曾这样表达心意：愿我的兄长、朋友、同事、首长身体健康，全家幸福！愿我们的友谊似天山的雪水，源远流长。
（新疆兵团农六师南山牧场北京知青 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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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2/14 12:21: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