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满戈壁
热〓情
我到新疆的第一个冬天,农场搞会战,要挖一条贯穿农场的大干渠(东干渠)。各个分场各个连队全部参加。会战工地人山人海,各个连队分段包干。工地是在远离驻地的戈壁滩上,为了赶进度,所有参战的男职工全部住在工地上。条件相当艰苦,当时的气温在零下20多度,职工们住的是地窝子,十几个人挤在一起取暖。吃的主食是苞谷面发糕和少量的馒头,蔬菜是白菜、萝卜、土豆,很少有荤菜,40多斤的口粮往往不够吃。那时我年仅17岁,每天天不亮踏着厚厚的积雪上工地,晚上下工回来先烤湿透的鞋。在那热火朝天的气氛中,我不知什么叫苦,什么叫累,只知拼命地干活。吃饭和休息之余,我们分散在各个连队的天津知青聚在一起,讲述各自到农场后生活和工作的故事。
刚开始挖渠,我怎么也干不过当地的老职工。为了完成定额,自己只能比别人早出工,晚收工。一冬下来,脸吹黑了,手上不知磨了多少个水泡,肩不知肿了多少回。后来手上慢慢地长出了厚厚的老茧,肩上的肉也比以前厚实多了,干活也得心应手了。会战结束回到连队,我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当时传唱的革命歌曲“芳草湖安下家,红旗卷灰沙,战斗的生活最幸福,革命的青年志气大”是我和所有天津知青在会战中的真实感受和写照。
农场的生活有苦有乐,在那片希望的原野上,不论是开荒种田,还是植树造林、修公路,到处都留下了天津知青的身影。用我们拿笔的手磨光了金锄把,沁出的汗水滋润了农场的块块条田;是我们把先进的文化和年轻的体力献给了戈壁荒漠,用激情和热血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爱〓情
1965年深秋,当时我在6分场5连当统计员,一群来自江南无锡的支边青年来我连帮着搞秋收。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面对众多的南方人,他们活泼、能干,一口江南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他们手上拿着镰刀,臂上挎着筐,穿梭在大片大片的高粱地里。跑步声、呼喊声、歌声、笑声,还有那用镰刀扦高粱的沙沙声,汇成一支丰收的交响曲。我当时在地里给他们过称,统计一天的收获量。一个大眼睛、中等身材、留着两条小辫子、穿着一件湖蓝地缀白点上衣的小姑娘,因她收得多,跑得快,特别能干,引起了我对她的注意。晚上在食堂吃饭,正好她也来到我们中间。当时我们连的农业技术员是常州人,能和她们一伙儿谈得来。他问她不喝水能吃多少并打赌开玩笑说:“如你能一顿吃2斤,我请客,不用你掏饭票。”没想到她真的一口气吃了5个馒头,正好2斤。这一幕全摄入我眼里。秋收一完,她们走后,农业技术员问我:“这一群人中,你看中了哪一个姑娘?”我随口就说:“那个一顿能吃2斤的。”他笑着对我说:“我给你介绍介绍怎么样?”通过他的牵线,我和她很快就有了联系,并时常去看她。1966年我调到六场园林队任会计,正好和她所在值班连住在一起,我们可以天天见面了。她经常帮我洗衣服,我有好吃的也留给她。关系公开了,几年的接触,我们彼此都有了感情。她出身好,身体好,会针线并能编织;我则在生活上能照顾她。文化大革命中因农场武斗,我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她到天津来看我,我们对美好的未来充满希望。回新疆农场后,1969年元旦我们结婚了,我有了自己的家。我们喂了几只鸡,并在春天养了一只小猪。由于我们精心喂养,猪长得特别快,白白的毛、粉红的肚皮,看着就高兴。几个月后,猪就由4公斤长到100公斤,冬宰时把六场所有的天津人请到我家,美餐了一顿。
恩〓情
1970年元月7日,是我们头一个孩子降生的日子。因农场医疗条件差,没有产房,孩子是降生在自家土屋里的。我找来了接生员,从中午到下午,孩子平安降生了,可胎盘下不来。接生员一时不知所措,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随时都有大出血的危险。天黑了,我实在没办法,就跑到关殿元场长家,讲明情况向他求救。场长的爱人听到后,劝我别着急,她接生过,她一出门三步并作两步,踏着雪深一脚浅一脚地朝我家跑。她是满族人,已经50多岁了,走得比我还快。一到我家就喊:“姑娘,你别怕!”并让我赶紧用热毛巾捂在爱人的肚子上。她自己用肥皂洗过手后,没多一会儿,就取出了胎盘。危险过去了,场长爱人又叮嘱千万别着凉,多喝红糖水等一些要注意的事情。她连一口水也没喝就走了。转天不放心,又来我家看我的妻子和孩子。
孩子一天天地长大,非常可爱。放在托儿所里,阿姨们都喜欢她。有一天阿姨抱着她去菜地,给孩子摘西红柿吃,没想到孩子晚上发烧、拉肚子。到卫生院打针、吃药,一宿下来不见好,越来越厉害,一天拉了十几回,孩子都脱水了。心急之下跑十几公里路到了总场卫生院,大夫看不出什么病,介绍我们到五七干校,干校的大夫说是得了猩红热,又打针,又喂药,一天下来,孩子还是不见好,反而更厉害了。眼见孩子不行了,我们抱着孩子到公路上拦汽车。一个好心的司机停下车问明情况,便把我们拉到了呼图壁医院。医院大夫看后说,这孩子不行了,他们看不了。当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人都急傻了,不知怎么办。好心的司机告诉我们附近还有个部队医院,可不收地方病人,让我们试一试。他把我们拉到医院时,天已经黑了。一下车,我爱人就砸医院大门(当天是休息天,门是关着的),一边哭,一边喊:“救救我的孩子!”没一会儿,门开了,出来一个医生,当他看到我的孩子时,马上就让我们进了抢救室,并找来医生会诊、化验后,最后确定为“中毒性消化不良”。孩子已经脱水,需输液、配药。医院里的大夫和护士都忙个不停,并劝我们说,孩子没事,一会儿就会好的。随后让孩子住进了部队医院。两天过后,孩子转危为安,不到一个星期,孩子出院了。是好心的司机和解放军救了我们的孩子。虽然我至今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他们那朴实、真诚的心却使我终生难忘。
(作者 高世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