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生原有爬不完的山

探亲知悉家中事，

万般苦心归疆迟，

终于熬到成婚日，

得来人生幸福时。

楼主真不容易，要是换成我，怕是坚持不下来了。敬佩！

（八）

　　转眼到了1974年四月份，到了赶羊群上山的时候。这次连队再派我上山，我是无法推辞掉了。新婚燕尔就离开我心爱的妻子，这种滋味是非常难受的。我必须想办法摆脱这困境，我不能采用大学生陈一民的办法，那招已经用过我再用就不灵了。我想到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招。看过日本电影《追捕》的人都知道，杜丘有一项特殊功能就是反刍，可是在70年代《追捕》还没有进入中国，杜丘也没有进入各家各户，谁也不知道我也有这项特殊功能。反刍是我家特殊遗传，而且比杜丘还要高明。当一上山就开始表演我的特殊功能，谁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我“病”了。就连我的好友丁聚科医生也一头雾水，观察我几天以后看我眼睛有点发黄就下结论我得了肝炎。连忙把我用骆驼送下山，转转借道阿克苏回到四团，堂而皇之地住上了医院。四团医院没有很好的检测设备，只能检测黄疸指数，结果指标正常。四团医院生怕是其它肝炎，还是按肝炎治疗。

　　这也是我第一次住医院，是装病住医院。这一个月，是让我悠哉游哉，整天在医院的后花园涝坝里钓鱼。无事就和病友们谈山海经。可是好景不长，总不能赖在医院里不走。一个月后随剪羊毛的大队人马一起上了山，这次又在那么多人面前表演起我的特殊功能。许多人都感到奇怪，刚才在山下还是好好的，怎么一上来就犯病？有人提议是不是高山反应，可有人反驳说这3500米高怎么会有高山反应呢？到夏场也只有3700米。丁聚科医生也是双手一摊说：“我也没有办法治疗。”这时有人建议去阿克苏看看，会不会是乙肝。结果到了阿克苏GBT检查一切正常，医生听了我的病情介绍后，一纸高山反应打发我永远的在山下放羊了。如果杜丘早十年进入中国，我的戏就不灵喽！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才告诉我的好友丁聚科医生这个招数，他感叹说终于真相大白了。

　　转眼到了1974年的夏天，到了一年一度给羊配种的季节，连队派我去团部兽医站培训，实行风靡一时的赤脚兽医。叫我主要负责羊群的治病、配种和接产护羔的工作，平时带管理山下这群羊，这群羊由姜玉花、幺姑、方德和我四人。配种就是给羊群人工授精，这样就能改善羊群的质量，提高羊的品种。配种由兽医老田负责，山南组的组员有我和八连的上海知青赤脚兽医王八。山南地区各连队抽调一些劳力负责抓羊和平时放牧这些发情羊。每天各连队将当天的发情羊送来配种站，再把昨天的羊赶回去。每次给这些羊进行三次人工授精，早晚各一次，第二天早晨临走前一次。种公羊有经验丰富的老牧羊员负责看管各项事宜以及放牧。每年这两个月是我最轻松、最愉快的日子。

　　这一年我一共住了两次医院，而第二次住院才是真正的病了。那是在我妻子生我儿子前一个月，一天晚上我突然感到肚子疼痛难忍，疼得我直流蚕豆大的汗珠。我妻子见状赶紧叫上值夜班的马车夫老屈，套上马车一路颠簸送到卫生队。卫生队值班杜医生判断我是肠梗阻，赶紧给我打针送进病房。过不久我就去厕所大便，大过便后就肚子不疼了。就安静的睡了一晚上，我妻子在凳子上陪了我一晚上。第二天一早，杜医生准备来给我开刀，一切就绪后看到我突然好了，感到非常奇怪。之后这个手术就改成给别人开阑尾炎的普通手术了。很多年以后我在上海龙华医院检查身体作CT检查时，医生才发现我在很久以前得过急性胰腺炎，并且已经结钙。我的天哪！我的生命就这样莫名其妙的捡了回来，差一点没有成吴小姐第二。My day! My life like this was bewildered has picked. Almost does not have tenth Miss Wu second.

抗拒上山学杜丘，

主动呕吐显病愁，

终于成功留山下，

真病一次也逃透。

“我们的爱情是纯洁的，我们的爱情是无私的；我们的爱情没有三转一响，我们的爱情没有铜臭味道；我们的结晶跟着我们一起受苦受难，我们的结晶跟着我们一起坎坷一生。”

赞！

（九）

爱情结晶喜成孕，

风雪之夜喜降临，

从此欢乐为人父，

起名只盼回乡音。

（十）

　　这一年同时降生的还有喇叭的儿子小初初，老胡兄的女儿嘟嘟。喇叭是我连的第一位上海知青电工，也和我一样喜欢拨弄无线电半导体。而老胡兄的妻子苗条更是我妻子的小姐妹，老胡兄和我一起在中午休息时间拉大锯破板，共同制作各家的五斗橱、衣柜和面案柜。1975年我已经把家里打扮得焕然一新。

　　一个多月的月子真让我脱了一层皮，我妻子不忍心我劳累，帮助我忙一些洗刷，再三劝阻都不济事。这下好，一个多月月子出来后，我妻子的手变歪了，一查得了类风湿关节炎，让我束手无策。这时，姜玉花对我说：“火腿，月子里得病要月子里治疗，否则，要永远瘫在床上的。”我说：“那怎么办？现在月子已经过去了。”“你傻呀！不是这个月子，而是下一个月子，再生一个孩子。”当时已经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连里领导看到这种情况后，破例允许我们生第二胎。

　　1975年的春夏，我父亲被从上海提篮桥转移到青海西宁，至此，他开始和我通讯了。第一份来信他告诉我，他有三大发明，还没有构思好，等构思好后告诉我。不过他说其中有一项是有关唾液的事情。我也弄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把唾液的事告诉周围的人，洋芋蛋就说：“唾液可就是有毒的，而且是最毒的。”他叙述了他亲身经历。小时候他在家乡一次看人们大牌，大热天大家都赤着膊。这是他对面的一个男人老是感觉背后痒痒的，想必是蚊子咬也不在意。只往自己手上唾口唾液抹在背后，一痒就抹。到打牌结束后，大家起来一看都惊呆了，在他背后有一条毒蛇，头肿的老大老大在那儿晃悠晃悠……我想必有什么作用让我父亲这么感兴趣。

　　这年的秋季有了一些风言风语，说政府对知青有了新政策，部分人可以按政策困退、病退处理回上海了。何秀兰和长脚作为首批困退回到了上海。长脚这位红极一时的共产党员积极分子也溜之大吉了。紧接着老梅和小梅为他们的女朋友搞病退证明，于1978年也回到了上海。

　　这一年的秋冬，妻子又怀上了女儿，因此我儿子早早的断了奶。于1976年朱德逝世的这一天降生了，这一次我妻子再也不敢帮我洗刷了。经过一个多月的月子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终于奇迹般的好了。很多年以后，当老梅的妻子瘫在床上的时候，我想到我母亲在生第一个妹妹的时候瘫在床上，而生第二个妹妹的时候也是奇迹般的好了。

　　1975年是个多灾多难的日子，是个政治上风云突起的日子。先是批林批孔，接着就是批宋江。我们这些经过风风雨雨的人都感觉到，马上该轮到周总理了，这将预示着有一场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生儿月子没坐好，

全靠生女作新调，

政治风云多变幻，

知青开始往回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