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临终前的真言

     陈永贵（1915年2月14日－1986年3月26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出身贫农，1948年陈永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原书记贾进才出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因此成为全国的榜样。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后来在北京逝世。按其遗嘱，骨灰安放回大寨。

　　我现在没有任何压力了，所以我给你说点真实的东西。毛主席并没有讨厌张春桥，而是非常器重他，还有姚文元和王洪文，只是王洪文这个人不争气罢了。张春桥在中央的地位很高，政治局委员都怕他，他和江青都是说了算数的人物，因为毛主席是重视支持他们的。

　　1970年8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后，毛曾经召集过我和纪登奎，吴德等人。他对我们说：陈伯达在会议上的矛头是对着张春桥的，实际是对着我的，只不过他们现在不敢而已，将来是否公开反对我，也说不定。林彪、陈迫达这些人的脑子很聪明，他们看出我在培养春桥和文元，不错，我是在培养他们，也不光是他们，在座的我都在培养，只是春桥、文元有他们自己的优势罢了。他们的文章写得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理论权威，这两个人我看要比陈迫达强得多，水平也高出一等。永贵在华北组的会议上，也要揪什么反对我的坏蛋，其实真正反我的就是他们，而不是春桥，也不是康生，是那几个要我当国家主席的人。下来以后，毛主席还一再对我说：你可以拜春桥、文元为师，让他俩教你理论，你教他俩实践，互相学习嘛！这些话我记得清楚，永远也忘记不了，只是在当时环境下，特别是打倒他们以后，这些东西我没有再公开过。毛主席重病的时候，亲自给他身旁的人交代，要他们请江青立刻回京。江青接到绝密电报，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她马上就恢复了正常，吆喝大家打扑克，以等待火车。我亲眼见她几次出错牌，她虽然在打牌，但是坚张得不停地看表，我就知道她在控制自己的情绪。有人说，她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高兴得要死，这不合事实，我们要实事求是。现在江青已判刑了，我主张恢复历史，这样可以让人更加清楚地识别经验教训。江青这个人，她由于长期在毛身边，同样有着许多在今天看来都应该是很难得的好传统和好作风。比如，她从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带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她这样说，老陈，我们都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干部，我们要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纪律，抵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侵蚀，我们不要搞那些请客送礼的资产阶级作风。但是买卖公平还是许可的，钱我一定要付给，送的东西我也要收，我们之间完全在原则和范围内进行。

　　据我了解，江青不但对我这样，对其他同志也是这样，就是她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之间也是这样。我亲眼见到一次，王洪文给江青从上海带来一些药品，大概就是他没有给上海付钱，江青一直追问他付钱没有，最后江青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来三百多块钱给王的。你们都知道江青喜欢照相，她使用的相机和胶卷都是她自己掏钱买的。她对我说：我每月的工资除了伙食费和生活开销，几乎全买胶卷了，我的钱实在不够花。但我不占国家一分钱的光，我要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问：你对江青这个人的印象如何？

　　陈永贵说：老实说，我看不出人家有什么不对，我在粉碎她以后的讲话，都是按中央定的调子来说的，江青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不错的，毛泽东批评江青，我看完全是对她的一种爱护，绝不是要打倒她。这些，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很清楚，华国锋也看得很清楚。他也曾当着江青的面说：江青同志，我永远听你的，当你忠实的助手，对主席的一家，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尊重和爱护，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听了觉得可笑，感觉华国锋像小孩子讲话一样。

　　谈到华国锋，陈永贵笑着摇摇头说：我以为他真有毛主席两下子呢，没想到他是个草包，他没有毛的千分之一。把毛给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丢了个一干二净。我早就对他说：华主席，你千万不要把邓小平给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要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的事业的。再说邓小平来了，把你放在眼里吗？他还给我做工作说：毛主席给了他一个机会，我也给他一个机会，他会对我感恩不尽的，等于我给他一条生命嘛！”你看看他多傻瓜！

　　华国锋在幻想，他让步以后，邓小平会让他继续在党内任主席。我给他打几次电话，他都不接，他害怕人家说他是在搞小动作，有意和我们拉开距离。吴德就对我说：坏了！我们都让英明领袖出卖了，这个人可是个极端自私的人。我还不相信，说你应该相信华主席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吴德说：屁，他有什么经验！这两年尽是胡耀邦、邓小平牵着他的鼻子走，他在左右开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丢尽了，人还要再说什么？一天，华国锋对我说：你去问问邓小平，看他还要不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意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一次国务院开会后，我要求和邓小平谈话，就在人民大会堂他的临时办公室，我问了他那个问题。邓小平听了笑了笑，我看他笑得非常可怕。他对我说：你以为还是在“四人帮”在台的时候吗？提的问题这样可笑，简直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幼稚！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是最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我是有发言权的，你才加入共产党多久？永贵同志，我希望你还是按照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首先检查一下自己吧！一听这话，我就头发胀了。我对他说：你不要忘记你站出来时你的检查，你不要对党中央耍两面派，你应该考虑一下，现在你应该走什么路线的问题。邓小平不等我讲完这些话，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简直没有办法了。

　　就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陈永贵终于恢复了他一个农民的本色，我和一些山西老乡去看他，他几次对我说：我梦见毛主席了，他要我到另一个地方和他一起干。

　　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场经济拥护邓小平，因为他推倒了毛泽东的经济学，但是奇怪的是，中共宣传一直不肯承认这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倒是支持毛泽东思想。

　　陈永贵还为江青做了辩解，更是难得可贵。他认为毛是爱江青的，毛有时候指出江的弱点，完全是出于爱护，而不是讨厌。毛江是恩宠夫妻，在政治上更是如此，毛江是不能拆开的。而且毛是拥护“四人帮”的。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把江比之白骨精多么下三滥。江青还在台的时候，郭写了许多诗，吹捧江青；江青倒下，他又一边倒。郭是一个有才气，没骨气的人！

　　【陈永贵离开******详情】

　　〖坐立不安的一天〗

　　动手抓“四人帮”的这一天，陈永贵在交道口的小院里坐立不安。他早早就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政治局要开会，准备好，一来电话马上动身。
　　从下午３点开始，陈永贵就在自己的屋子里待不住了。他走出来问：“通知开会没有？”听说没有，陈永贵又低着头回了屋子。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来问，还是没有。陈永贵再次嘱咐道：“准备好了呀，一来通知马上就走。”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仍然没有动静。陈永贵愈发显得不安了，还很关心地问住在西院的吴桂贤的动静。吃过晚饭，电话铃响了，通知陈永贵上玉泉山开会。陈永贵一下子兴奋起来，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政治局会议开到半夜１２点多才散。陈永贵和纪登奎、陈锡联一块回到他们住的小楼里，刚进楼道，跟在身后的警卫和秘书就见这几个老头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

　　几天后，在没有了张春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一年多来很少见地正坐在沙发上，显得很自在。纪登奎笑问：“哟，几年啦，这脖子能扭啦？”陈永贵笑道：“好了嘛。”散会后，陈永贵向李先念、纪登奎和陈锡联发出邀请，陈永贵笑问：“来吃顿山西拉面哩？”

　　邓小平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

　　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３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有一天，陈永贵忽然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你来写，我说。”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慢慢说道，“就写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哩！”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出什么东西来，陈永贵说：‘就这吧！“陈明珠就照这个意思短短地写了份辞职申请，写完给陈永贵念了一遍。陈永贵听罢点了点头，再次感叹道：“干不了啦，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１９８０年８月３０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陈永贵失去副总理的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北京人待咱可真不错”〗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之后，心情苦闷，又整天在家里闲着无事可做，终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解解闷，散散心，便拉着他打扑克，玩升级。陈永贵心绪渐渐转开了。住了几天，陈永贵忽然又显得不安了。他急着要搬家，找个小些的住处搬过去。他逼着秘书和卫士三天两头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马上搬不可。管理局传下话来，说中央领导讲了，还是不要搬，不然影响不好。陈永贵不干，说咱职务没有啦，该搬就搬嘛！人家拗不过，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２２号楼上拨给了他一套１２层楼上的部长级住宅。搬到２２号楼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陈永贵配了一辆车，安排了警卫员、炊事员，理发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服务上门。陈永贵没有推辞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员，这时他的全家已经从大寨迁来，反正他和老伴闲着没事，自己做饭还随便点。国管局也不坚持，多发给陈永贵５０元保姆费就是了。

　　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像个温室。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来，常常拿把条帚去扫楼梯，一直从１２层扫下去。

　　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去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店，陈永贵指着柜台上的蔫乎乎的菜说：“要二斤。”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了。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陈永贵也就乐哈哈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儿，售货员从后边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来，还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出门买菜常扣着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脸。有一次去三里河菜市场排队买肉，陈永贵排到了，指着案子上的猪肉说：“拉，二斤。”卖肉的听口音不对，偏头一看：永贵大叔！他二话不说，斜着刀长长地片下一条好瘦肉来，高高地给陈永贵秤了。陈永贵也不说话，交了钱提了肉就走。

　　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也冲人家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１９８３年春，陈永贵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１９８５年７月，陈永贵被确诊为晚期肺癌。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２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这位前国务院总理安慰前副总理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六十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五元是不行的。”闲聊了一会儿，华国锋告辞。陈永贵当年在政治局的朋友和同事纷纷也前来探望，其中有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这时候，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临终前，陈永贵特别想回大寨。陈明珠把他回大寨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嘱咐陈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还叫狼吃了我哩。”陈明珠道：“爹，你说甚哩？不撒，不撒。”陈永贵对来看他的大寨的书记说：“我死了你给我选个坟，400块钱够不够？”陈明珠打断了他的话：“爹，你说话也没个分寸，儿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队书记给你选坟？”陈永贵道：“唉，我又是错了。别谈了，我错了，都是我错了。”陈永贵一生嘴硬不肯认错，临终前却老是认错，什么都是他的错，把陈明珠听得鼻子直酸。

　　陈永贵纪念碑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６日上午１１时，陈永贵最后一次睡着了。陈永贵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宝山火葬场的一间告别室里，聚集了２００来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这里有陈永贵的亲友，有东郊农场的职工，但是没有中央领导人。前一天下午，宋玉玲接到过一个挺怪的电话，专门询问有没有领导人参加遗体告别，并且说有领导人去他就不去了。陈永贵的家属一直奇怪这位躲避领导人的人是谁。下午２时５５分，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廊，有的人还鼓起掌来。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告别室，上了车。

　　４月４日清晨４点，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大地上。除了狼窝掌。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