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任教之路三
革命大串联(1)
我们的半农半读农业中学班,从65年9月17日正式开课以来,的确实现了半农半读的特点,既上午上课,下午参加“自力更生”的劳动生产。
因为没有农业中学的教科书,所以课程安排依然是用全日制初中教材,开设了语文、代数、政治、历史、中国地理、植物学和农业技术的课程。
农业技术课是由分场农业技术员吕建华自己编写的教材,虽然每周只有两堂课,我也都参加了学习。回想起来,我自己就受益匪浅呢。从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到影响农业生产的因素,从三大粮食作物(小麦、玉米和大豆)在北大荒的生长条件与生物习性,到种、管、收过程中的技术要求,这些都为我以后在生产队组织科研小组与后来在学校组织学生农业生产劳动奠定了基础……
所谓学生的“自力更生”的生产劳动,就是通过有尝劳动,不但能学习一些劳动技能,还能达到解决自己一部分生活费用的问题。我们是分为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管理好我们自己的“试验田”,就是分场划分给我们农业中学班的原来隶属于加工厂蔬菜组的两亩多菜地的劳动,这地里有蔬菜组种植的土豆、大白菜和萝卜。我们只是为了白菜能抱紧团儿,学着蔬菜组职工的管理办法,也用洋草捻成的小草绳儿,把白菜的叶子捆一下。虽然已经比较晚了些时候,但是十月初再收获,也能起到点作用。把白菜叶子顶上捆起来,既可以使其抱紧团儿,又可以不用怕被雪埋上几天……另一方面,是到生产队去参加秋收劳动。九月中旬,农场已经开始了玉米与大豆的收获工作。分场给我们联系了分场附近的第一生产队,安排我们也参加掰玉米的劳动,根据收获数量会把工钱打入我们学校的帐上。因此,农中的同学在学校的吃、住和一些公共活动都无须交任何费用了……
寒假过后,因为天气依然比较寒冷,除了组织过两次进山砍木柴的劳动外,暂时没有什么劳动安排,所以,就集中精力组织了课堂教学。
比较有意思的,也是我们最难忘的,就是每天上午的第四节课。老师在前面(西面)讲课,教室后面(东面)的大柴灶上,一口八印(衡量锅大小的计量单位)的大铁锅中,不是一锅的大馇子粥在沸腾,就是一屉窝头在散发着玉米面的清香……
66年,北大荒农场的春播,除了少数生产队的玉米还需要人工点播外,各个生产队都已经使用机械进行播种了,因此我们学校也没有什么下生产队的劳动了。一直到四月下旬,我们才在划分给我们的七亩(后来又给我们增加了四亩多地)菜地里,由祝叙法老师带领着,种起了各种蔬菜作物……
进入五月中下旬,从广播里,从报纸上传来了很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在当时我和一些老师们都理解为,这是一次如同以前党内开展的“三反”、“五反”和“反右”等等一样的大整风运动,只是这次好象是从文化界开始的。
已经到了六月下旬了,从广播和报纸里知道全国都轰轰烈烈地在开展着“大字报”、“大辩论”和“大批判”的活动,怎么农场还没有见什么动静呢?
六月二十九日晚饭后,在我的建议下(我当时是分场团支部的副书记,支部书记去外地学习没有在家),分场团支部召开了团员大会。一是为了庆祝“七一”党的生日,需要做些准备工作。二是学习一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材料。当时根据报纸上的很多文章可以看出全国都在搞文化大革命。为了跟上形势的发展,号召团员们关心国家大事,认真学习人民日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积极行动起来……会后,我带头写了第一篇大字报,《希望分场党委重视教育工作》。并且于当天晚上就张贴在了分场办公室的墙上了……没想到第二天我就被分场青年干事尚普文找去,他既气急败坏地狠狠地批评了我,说我没事找事,爱出风头,怎么跟分场党委过不去呢……他又对我说,头两天分场党支部还讨论了我的入党申请书呢,并且说他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说我只是批评了党委中的个别人,因为他不但反对我们试办半农半读中学,还说什么“有钱上南中(总场中学),没钱上农中”的话,这种与党中央提出的大力试办半农半读中学背道而驰的思想难道不能批判吗?他说:“你可以直接向分场党支部说吗,为什么要写大字报呢?在不是出风头是什么?!”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除了“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办公室走廊上一下子就贴出了二十多张反对我的观点的大字报来还不算,分场机关还召开了动员大会,听说在会上,领导带头指责我是在发表“反党言论”……紧接着7月11日,由总场党委副书记苗磊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来到了五分场,并且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我是“反党、反革命的小黑帮”,是“吴含、邓拓、廖莫沙三家村,四家店的孝子贤孙”,并且宣布了对我进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因为几个团支部委员支持过我召开团支部的动员大会,因此也被定为了“小黑帮”。在大会上,有两个团员不同意他们的做法,当时就被定为了“帮凶”……
紧接着,在全总场范围内的各个学校里都进入了“工作组”,开始了“小五界”的整顿学习,从此学校处于了停课状态……
我怎么也想不通,给党员中的某个人提出批评意见,怎么就成了“反党”呢?给党员提出批评意见,不就是帮助党整风吗?纠正一些党员的错误思想,不就是为了党的纯洁与威信吗?好吗,怎么到反打一耙了呐?他们肯定是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
我虽然是被隔离审查了,但是“看押”我的任务却是我们农中的学生。
由于放寒假时,学生们都回家了,学校就安排我自己住到了砖瓦房教室旁边的小屋作为我的宿舍了。不但可以自己烧煤取暖,环境也比较安静……这时,我整天除了参加老师们一起的政治学习外,就是在宿舍里写检查了。吃饭都由值班的学生到食堂把饭给打回来……
这些学生与他们的家长可不认为我是“反革命”,他们还经常从家里给我带来了煮熟的鸡蛋、咸鸡蛋和咸鸭蛋呢……并且,有的同学还特地帮我跑到宝清县,发了一封我给毛主席写的控告信呢(因为被隔离审查,别说给毛主席写控告信了,就是给家里写信,都要首先交给分场文革小组审查后才能发出)。后来(八月下旬),听说总场为我们(包括团支部的几个人)“平反”了。但是,我依然没有完全的自由,分场的大字报依然指向所有的老师,更多的大字报都在攻击我,还把在总场青年学习队时的什么“哥们意气”还有什么与正小队长争权的陈词滥调都拿出来上纲上线地进行着批判……
学生们都看不过去了,我把准备上北京去告状的的想法与他们商量了,不但得到了学生们的支持,还有两个比较大的男学生说,为了保护我要跟我一起去,并且说得到了他们家长的支持。
这年的九月十六日夜里十点多钟,我和两名学生背着几个馒头和咸鸭蛋,每人都带上了一水壶的水,就离开了我的宿舍……我们沿着饶河到宝清县的公路,向宝清县方向进发了……原本打算用一夜的时间,走出农场的范围,到宝清县(分场到宝清县距离是五十多里)以后,再坐客车去佳木斯。没想到刚刚走过第三生产队(离分场才四里路),就遇到了一辆向我们驶来的解放牌大卡车,并在我们旁边停了下来,我们顿时心就凉了……因为我们出发前,我已经对这两个学生说了,如果有人要抓我回去,不允许他们保护,更不允许他们与人争执,以免发生拼打而伤了人……司机并没有下车,打开窗户问我们说:“大半夜的你们去哪儿啊?这路上又有狼,又有黑瞎子的,多危险呢?是到前面生产队吗?上车,我拉你们一段吧。”
“我的天呐,真遇到好人了。”我仔细看了看,不是我们分场车队的车,更不认识这个司机,再看车门上印的标记是853农场的,我们一边谢过了那个司机,一边上了大空车箱上。他又问我们去那个生产队时,我只得说我们想去宝清县买东西了。他哈哈一笑说:“这你们可捡了一个大便宜,我也正好是去宝清县,坐好了,开车了。”
飕飕的夜风,吹透衣裳,但是我们却如同出笼的小鸟——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