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和《战地新歌》
毫无疑问，那个年代的文化生活与当今相比，就如绿洲与荒漠一般，是无法比拟的。然而，在这文化荒漠中，我们那些知青就如垦荒者那般，试图在荒野中开拓出一片属于自己、有些色彩的天地。
尽管我们顶着69届初中毕业生和知识青年的帽子，其实大家心里很明白，我们的真正学历只是小学六年级。不过，我们队里的知青来源不错，知青中出生于干部、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家庭的不少，其中有六七位曾是小学中的少先队大队长，十多位臂上曾经挂过两条杠，总体素质非常好。
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肯定会走升高中、上大学这条路，然而，当命运把我们抛到黑龙江时，我们大都还是以现在看来可能是非常幼稚的乐观态度去面对。
当时黑龙江农村的文化生活是非常枯燥的，我们要获取外界的信息，只能靠收音机和报纸。不过，这报纸快的话需十天半个月，慢的话经常得二十来天、甚至个把月才能看到。因此，我们把收听广播作为尽快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那时节，我们每个宿舍至少有一部上海无线电二厂生产的红灯牌七管二波段收音机。这种收音机可能是当时性能最好的，记得要78元一台，这可是那时上海青工不吃不喝两个月多点才能买下的。那时我也曾买过一台上海广播器材厂生产、价值73元的上海牌七管二波段收音机，后因宿舍中已有了两台收音机而未再带去。
记得每次收工回家或不干活的日子，收音机就是陪伴我们的最好伙伴。每次打开收音机，我们只能在一片嘈杂的干扰声中，非常不易地寻到中央台或黑龙江电台。即使这样，收听这两个台也要有极大的耐心，因为广播时不时会被苏联电台强大的干扰声所破坏。往往出现那种情况，捕捉到的电台听了没过多久，就会瞬间莫名其妙地消失。
有趣的是，收音机中比较清晰的广播节目更多是来自被我们称为苏修的苏联。打开收音机，我们经常会听到“莫斯科，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的呼号，这是当年苏联专门针对我国的一个华语广播节目，在黑龙江的知青朋友应该都听到过这档节目。 一开始苏联电台很容易分辨，除了这个片头呼号外，广播中大舌头俄罗斯人没有中国人腔调的普通话，也会让人一下明白那是“敌台”，因此一听到这种声音，我们就会很自然地将收音机调到其他频率。不过到后来，据说因为苏联电台起用了外逃的中国知青，于是，苏联电台也说起了字正腔圆的普通话，那么，那时如果打开收音机不仔细听上一段时间，是很难分辨所收听的电台是哪家的。
应该说，苏联电台的能量是很大的，他们会针对中国的现状，用使人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反华煽动。倘若立场不怎么坚定的话，就是从这偶尔收听到且极短的广播中，也会对当时中国的政局和现实产生某种不满的情绪。当然，我们是绝不会认真听取苏联电台广播的。
不过，我们曾多次“误”听过苏联电台所广播、当时被中国停播的许多如今称为经典的优秀革命歌曲。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曾颇感意外地收听到杨尚昆夫人——著名红军剧作家李伯钊所创作的歌剧《长征》，以及由作曲家生茂编写的《长征组曲》。当听到十分熟悉且已久违的江西、湖南民歌优美旋律和歌声时，我们是决计不会将频率调走的。记得有一次，苏联电台播放被中国称为毒草的《十送红军》时，我们居然会跟着这优美旋律的节拍，不由自主地跟唱起来。
同样能很清晰地收听到的电台是朝鲜电台，因为东北有不少朝鲜族人，所以黑龙江和吉林等地方台都有朝鲜语节目，这些节目与真正的朝鲜电台节目很难分辨，再说朝鲜也一直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尽管相互间曾有不快，但表面上始终未曾拉破脸皮，所以我们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听他们的节目。
朝鲜语广播我们是根本听不懂的，不过，往往在类似《金日成将军》等片头曲和一阵激昂的朝鲜话后，就会播放一些节拍较长且充满朝鲜音乐韵味的歌曲或旋律，这些歌曲对当时尽被语录歌充斥耳膜的我们来说，不啻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这些情景就如以后中国播放《卖花姑娘》等朝鲜影片，而造成很多城市万人空巷、许多民众撒尽热泪的模样惊人地相似。
收听中央台每天晚上八点半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连播节目，是我们雷打不动、每天生活中必须经过的程序。通过此，我们那些自以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社会者，我们的社会”的“国家主人”，便能及时了解天底下的各国大事和国家大事，就会觉得能够将自己与全世界的革命事业紧密相连，就能使自己的脉动随着世界社会的脉动一起跳动。
我们曾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聆听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传来的《东方红》乐曲，我们也通过这档节目，及时收听当时毛主席所发出的最新指示。
我们也曾通过新闻联播节目发出的天气预报，了解到全国各地方的天气情况。有趣的是，有时在十一月份的天，黑龙江已是漫天大雪、寒冷异常，而广播中传来的却是广东等地的台风警报，那时，我们便会真正体会到中国的地域之大和南北季节气候差异之大。
收音机给我们最大的快乐，就是为我们所送来的各种文艺节目。除了优美的音乐旋律和歌曲之外，最难忘的是广播中的故事连播节目——李心田的长篇故事《闪闪的红星》。长篇故事连播《闪闪的红星》，是在电影《闪闪的红星》热映以后而上电台的，内容远比电影来的丰富，听起来也另有一番味道。那时晚上守在宿舍中收听这档节目，俨然成了我们每天的必修课。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经常学着播音员的腔调，用故事中的一句话“哦，原来是老板那个爱吃冰糖块的女儿”相互打趣。
不过，印象最深的是广播中播放的《战地新歌》给我们带来的乐趣。文革开始后，除了语录歌、样板戏之外，基本没有一些动听或值得跟着哼哼的歌曲，因此《战地新歌》的推出，犹如一缕春风，吹拂着被严冬紧裹的文艺界，更如一池清泉，滋润着人们干枯的心田。于是，那个时期，收听、跟学、传唱《战地新歌》，几乎是每个有点音乐细胞的知青所共有的一项业余生活。
《北京赞歌》、《伐木工人歌》、《阿佤人民唱新歌》、《老房东查铺》等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优秀歌曲，都是我们欣赏、跟学、传唱的对象。那时，不少想尽早学会新歌的人，甚至不愿等到《战地新歌》出版后再学。于是一些高手便采用边听边记的方式，把歌谱（不是歌词，因为记歌词可不算什么本领）相当准确地记录下来供大家传唱。当然，那时节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张振富、耿莲凤、张越男、刘秉义、李双江、罗天婵等许许多多优秀歌唱家，都成了我们崇拜并追捧的“歌星”。
那年头，我们对《战地新歌》的热爱、熟悉程度，完全可以从樊一中发表在万维网上的一篇文章《马兰花开》中有所体会。樊一中是原新立知青，后在美国完成博士后学业，现居住于美国华盛顿。他在那篇文章中写道：我在农村那六年，大概是我国历史上城乡差别最小的六年了，在文化生活方面尤其如此，不管城市农村，都是八个样板戏外加三大战（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连轴转。除此之外，只有从电台里收听一些“革命歌曲”和毛主席的语录歌诗词歌了。那时有本歌集叫《战地新歌》，在当时的得宠程度决不亚于今天的《哈利·波特》，至少在我们村庄是如此。那时的一些歌曲，内容暂且不论，听起来倒还真不错，当然这和当时文化生活极度贫乏亦有关系，就像小时候记忆中的一些美味现在就不过如此了一样。由于唱多了，每一集《战地新歌》(共三集而已)中的约一百首歌，我敢说至少可把70首的歌词一字不差背出来。曲就很难说了，但一般来说前面两三句还不至于走调。
由于实在无聊，除了唱歌以外，与歌有关的话题也成了谈话内容。有些人以广记闻名，有些人以博学著称。博学是轮不到我的，我只好利用记性好的优势，在广记上下了一番工夫，就和当今年轻人背托福、GRE差不多。除了背歌词之外，哪个作词，哪个作曲，谁的原唱，可谓烂熟于胸。那时候的名家，大部分是中央乐团及北京军区文工团的，许多名字我还记得。张振富、耿莲风或许是当时全国唯一的男女声两重唱了，我想这大概需要什么特批，否则就很难解释全国为什么只有一对。郭颂先生的《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词、曲、唱一人独揽，是众人的崇拜偶像之一。胡宝善的《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似乎也是一锅端，但那已是文革后期了。罗天婵的女中音，似乎不见怎么动嘴巴，至今也不清楚她是怎么唱出来的。孙家馨演唱的《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其中的一段简直就是唢呐独奏。以后广州部队邓韵的《毛主席关怀咱山里人》唱腔有几分相似，但还是差了一些。前两天有人放了一段自唱《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听众们将其与李双江比较，但原唱实际上是游国屏。好像是1973年国庆的记录片，有一首女高音独唱《颂歌一曲唱韶山》，歌相当好听，唱得也不错，难能可贵的是，女演员长得很漂亮，身材也很好。大家知道，女高音由于职业关系，身材好的很少。这件事也成了大伙的谈话内容。还有一位男中音温可铮，上海音乐学院的，唱歌极为认真，嘴巴张得其大无比(至少比马国光大得多)。他出来时已是黎明前的黑夜，当时家里有一台九吋的黑白电视，想象力丰富的姐姐从这电视机中看了他的演唱后当即评论，他嘴里可以放进一个马铃薯。
除了“革命”歌曲以外，其他的歌我们也唱，主要是在文革中已视为老歌的，如歌剧《江姐》、《十送红军》.有一次给自留地浇大粪,有人情不自禁地唱起了”红米饭来个南瓜汤”。大概是地缘关系,外国歌曲中《喀秋莎》和《三套车》等苏联歌曲唱得较多。有次收工后，有人用口琴演奏一曲《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大家不由得齐声喝彩。一天，驻村的军宣队将我找去，问我们收工回村都干些什么。当时我真有点吓得魂不附体。我就说下棋，唱歌，连打牌都没敢说。接着他直击要害，说我唱过黄色歌曲。我想我连听都没听过，怎么可能呢？他叫我回去再想想。一两个星期过去，我没有想出来,他倒也没再叫我去，真是谢天谢地。
由此可见，小小的收音机和《战地新歌》，当初之所以能给我们带来如此难忘的欢乐，能在今天仍给我们留下如此深刻的记忆，可能只有我们才能真正体会之中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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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4/19 13:24:00 [显示全部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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