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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逝的红头巾

李世心

    我们老家那地方，穷，没什么娱乐。我们村有个叫“社教”的人这样总结：“揭（耕）地靠牛哩，点灯靠油哩，文化娱乐靠球哩”。虽然道的都是实情，结果被人告发，在公社蹲了半个月“学习班”，而且后果极其严重，差点打了光棍。
    与别的村儿相比，我们村很幸运，因为有金莲。有了金莲，就有了文化，有了娱乐，日子也就过得有了滋味。
    金莲朗目皓齿，粉面团团，浅笑微微，两条油光锃亮的大辫子，项上经常系一条红头巾，端溜溜、高曳曳的身材；像春风一样和煦，像朝阳一样有生气；天生一副金嗓子，会唱山歌，还会讲故事。我们那里的人把唱山歌叫“唱酸曲”，把讲故事叫“说古经”或“讲古话”。
    金莲的山歌多，多得就像村儿里十字路口的羊粪蛋蛋一样。那时候是大集体，全村外前人、室里人都在一起“受苦”。累了，队长就吆喝一声：“歇一歇！”这时，疲惫立时烟消云散，金莲就被男女老少众星捧月般包围着。“割韭菜”、“掐蒜薹”、“凤英交朋友”、“小寡妇上坟”……，一曲又一曲，山歌就像自家酿造的高粱酒一样味儿正，后劲足，使女人满面桃花，男人血脉喷张，以至于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年代，以至于直到队长像老黄风一样开始吼叫才无奈地拿起了手里的农活。
    还有一个娱乐的机会，就是生产队里开会。“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那年月，搞“运动”，生产队三天两头开会。开会也没啥事，主要是听会计念报纸，听支书说大话，吹牛皮。人人也乐得去开会，正好可以闭目养神，打打盹。会场里经常是东倒西歪，梦语呢喃，鼾声如雷。支书实在感觉没面子了，讲不下去了，就喊：“聋娃室里人，你给咱唱一段，提提神！”话音未落，准保全场会如醒醐灌顶，一片喧腾。“聋娃”就是金莲的“外前人”，五短身材，聋子，一经风、一见太阳就泪眼汪汪，走路就像钟摆一样左右摇晃，因此有人叫他“摇耧”，有人叫他“聋娃”。聋娃认为金莲唱歌是在人面前“死声”，丢人现眼，坚决反对。我们村的人都庆幸聋娃什么也听不见，同时也都遗憾聋娃辜负了金莲的好嗓子。
    “一唱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推翻了三座山，民族得解放；二唱共产党，土改分田忙，赶走了小日本，当家做主人；三唱共产党，赶走了蒋匪帮，赶超英国和美帝，全球一片红；四唱共产党，文化大革命，铲除帝修反，江山像铁桶……”开会属正式场合，不能唱酸曲，得唱革命歌曲，“十唱共产党”、“解放区的天”、“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之类是必唱歌曲。但是，时间一长，听众准保起哄，金莲准保跑调，什么“你妈下你没出息”、“我大说你是洋烟鬼”、“一疙溜一疙溜扳端，馍馍比窝窝好咽；二疙溜二疙溜扳端，大姑娘比媳妇耐看；三疙溜三疙溜扳端，金砖比元宝值钱……”歌者与听者互动共鸣，欢声雷动，惹得树叶也欢蹦乱跳，鸡鸣狗吠。
    乡下人，没有什么像样的理想。我们那地方，小孩子就盼望过年，大人就盼着生产队里开会，盼着天阴下雨。那年月，许多人家青黄不接，口粮不够吃，一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吃粗粮，菜水都是自家“自留地”种的，只有过年时可以吃上一两顿肉。尽管一个工值只有可怜的几毛甚至几分钱，但大人们一天三晌都得参加队里的劳动，晌晌不能误，误了就会少挣工分，就要出“粮钱”。因此，人人吃不饱，也饿不死，家家过日子就像驴推磨一样不紧不慢，在谁也挣脱不了的怪圈中循环往复。因此，大人们经常头沉得像压着座大山，都希望睡上狗日的三天三夜。对于那些青春骚动的人来说，更是瞌睡给了个枕头，干柴遇着了烈火，他们会不约而同地跑到金莲家里，酣畅淋漓地享受一顿精神文化美餐。每当这时候，金莲家的炕头上坐得满满当当，脚地上、灶窟疙崂里，蹲的，站的，连窗台上、锅头上、柜盖上都坐着叽叽喳喳的小孩子。窑洞里你推我挤，你掐我一把，我拧你一下，打打闹闹，嘻嘻哈哈，乌烟瘴气，活像捅了马蜂窝。每当这时候，金莲已不仅仅是金莲，同时也是世界的中心，精神的领袖，人类的主宰。她的金口一开，全场立时鸦雀无声，连谁放个哑屁都能听得真真切切。每当这时候，便没有了任何禁忌，优美的歌儿就像拔了塞的粮食囤子，哗哗哗地向外流淌，听者就像密匝匝张开口子的羊毛口袋，有多少能装多少。到了歌者连呼口干喉咙痒，听者再也憋不住尿了，才告一段落。嗓子唱哑了，金莲就会坐下来接着“说古话”，什么“五女兴唐”、“左连成告状”、“三女婿拜寿”，什么张生与崔莺莺偷情、小姑和了个擀毡的、丈人把女婿撵进狗窝里……说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听者敛声静气，如临其境，如醉如痴。欢喜处人人欢呼，个个雀跃，热热闹闹；悲哀处男挤鼻，女抹泪，乌云压顶，凄凄切切。
就像农家过日子离不了锅碗瓢盆，做庄稼离不开锄镰老镢，我们村的人热爱金莲，崇拜金莲，离不开金莲。但是，人人都有过恓惶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金莲也有着不幸的身世和命运。
    金莲祖籍河南，姓赵，祖父手里逃荒来到陕北。她父亲排行老四，俗称四胚子，人高马大，会拳脚功夫，三五个人近不了身。金莲大伯父、二伯父到队伍里“吃粮”，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三伯父膝下无子。金莲是老赵家百亩地里的一棵独苗，自小娇生惯养，念过几年书，俏模俊样，知书达理，心比天高。
    金莲十七岁那年，村儿里来了个蹲点干部，姓曹，四川人，白白净净，腼腼腆腆，脸上一笑俩酒窝。金莲胸前就像揣了两只小兔子，走路就像水漂莲藕，风摆杨柳，已经出落得花枝招展。青春男女，郎才女貌，彼此总想着对方，有事没事总往一搭里凑。小曹给金莲买了块小圆镜，一条鲜红的头巾。金莲给小曹买了方手绢，纳了双绣着鸳鸯戏水的鞋垫。一来二去，两个人心中的那团火越烧越旺。终于，一天夜晚，月明星稀，蛙声四起，玉米地里，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拥抱后，一个解开了衣带，一个扑向了火山……
金莲与小曹偷食了禁果，也为他们的悲剧命运埋下了祸根。很快，村里就有了风言风语。接着，他们二人就成为全公社的新闻人物。不久，小曹就被村里的民兵五花大绑，送到了公社。小曹走的那一天，风萧萧，雨沥沥，村口围了许多人，无不唏嘘。尽管小曹发誓赌咒要娶金莲，尽管金莲死死抱住小曹不放，尽管两个人大放悲声，苦苦哀求，但是，在那个一切都疯了的年代，根本无济于事。最终的结果是，小曹因***罪被判刑三年零六个月；金莲也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在快三十岁的时候才来到我们村，嫁给了比他大十一岁的聋娃。
    一九九八年春，我带县剧团下乡演出的时候，在故乡镇子的街头上遇见了金莲，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了，有了白发，掉了一颗牙，不过风韵犹存，脖子上还系着一条已经褪为暗红色的头巾。她还是那样喜眉笑眼，叫着我的小名说：“一身黑，像朱德；一身蓝，指导员。你还真像个指导员，嘿嘿嘿……”她还是向往外面的世界，问这问那，都是关于城里的事情。
    大前年清明节，我回老家扫墓的时候问起了金莲，村里的人都说早走了。我问去了哪里，有的说，听说金莲上了人贩子的当，被拐卖到了南洋；有的说，有人在西安的一个饭馆里看见她了，给人家涮锅洗碗；有的说，有人在榆林的一个尼姑庵里看到过，见金莲一身素衣，目不斜视，手执拂尘；还有的说，金莲当年的相好小曹出狱后辗转到了山西，先是钻煤窑，后来自己开了煤矿，现在已经是亿万富豪，金莲正跟着他享清福呢……
    究竟是哪一说，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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