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清晨,我还没睁开眼就听见柳儿在被窝里哭,我对她说:“哭啥?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别听他们吓唬你!”芬也大咧咧地说:“我还问他们那,凭啥问俺们屋里的人,一栋宿舍七八间屋子的女生,你们不问,干啥就认为是我们屋的事?”三人一说我才明白了,她俩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做问话调查,只有我是正组长带两人,看来他们把我当重点了。专案副组长和知青女秘书严肃地警告:“不许说话!”我从鼻子眼儿里哼了一声:“凭啥——?” 一连几天,专案组除了吃饭、睡觉外,车轮大战把我们当成刚抓来的老鹰,一个个活生生地熬着,问了一遍,说了一遍,再回头问。就是上厕所也有人跟着,说一怕我们跑了,二怕我们‘畏罪’自杀,他们想得到好,姑奶奶鲜花一朵还没好好绽开那,死你娘的腿吧。专案组重点怀疑我的原因之一,有根有据是的因为我与小林有过接触,小林是男生他是我的邻居,一个巷子里长大,从幼儿园到上山下乡就在一起,来兵团时,我妈托付他照顾我点,别的就没啥,倒霉就倒霉在比我们早来几个月的前辈们身上了,他们与她们不是一个学校的,彼此不说话,等我们到连队时,男生女生有接触,就成了西洋景,所以,怀疑的重点就侧重到我的头上了,你说我怨不怨,招谁惹谁了。原因之二,平时有所得罪人,有枣没枣打一棍子,谁叫我爱乱说乱动那——我这嘴呀算是给身子找病了。 每天的天天读、晚汇报,除了读‘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语录,就是点我们屋里人的大名,别人都出工干活去了,我和柳儿芬办学习班,明着说是协助调查,暗地里便是交待问题。开始,我心里还暗自高兴:可不到大田里战天斗地了、风吹不着、日晒不着了,可是几天过后,我才彻底地明白了,什么叫自由和自由多宝贵了。我就像笼子里的小鸟,身边还立着几只随时能吃掉你的‘秃老鹰’,最可怕的是本来你已经说得很清楚的事,他们永远弄不清,让你总觉得他们让你说的是你从来没做过的事,到后来,专案组长拍着桌子,瞪着眼发了狠话:“你不说俺们也可以定案,还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知道不知道我们的政策。”历史的经验告诉我:别来这一套,从来就没有坦白从宽这一说,说了从严,抗拒从宽。再说雪地里埋不住死孩子,是谁生的找谁去。对了,你说这生小孩子的这人也是,往远处扔点不早就叫狗啃狼叼了,神不知鬼不觉的谁知道,省得让我平白无辜的革命女青年受这天大的罪,受这天大的委屈,真是个笨蛋! 柳儿属于只低头哭不说话的那种,我是那种说着说着就来气了,跟专案组长顶嘴,他们给我下了一个结论——态度恶劣表现顽固,实属不老实交待问题。工作组长加上连长在全连大会上做动员,发动全连的人揭发我的问题,会后一总结我便成了不虚心接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坏典型,全连百十口子人振臂怒吼,震得食堂顶上的老尘土哗哗地落。我成了人民的‘公敌’,知青运动的破坏者。连队里不用说了,全营、乃至全团都知道这个案件,我算是吃臭豆腐坐飞机——‘臭’名远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