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14日下午,冒着凛冽的江风,我们400多名知青在中山码头上了去淮安县的船。汽笛一声,船于再次响起的锣鼓中驶离码头,船上的可能还在兴奋之中,可码头边送行的长辈们却一边挥手一边抹泪了。我是再也不愿家母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坐定在船舱中的长条凳后,同学们先是看看本校生都是谁,再则寻访它校生有无认识的,生了心的坏小子,已经像自然界中进入新领地的公兽那样,一边打量同船中有无漂亮的“MM”,一边又在搜索有无具有竞争实力的“小纰漏”对手。晚饭后,以校为单位拉起了节目,但渐渐地就转成了各校间带挑衅的逗趣:一校以一段毛主席语录反驳另一校,该校沉寂数秒之后,竟有一男生坏笑着回应:“毛主席还教导我们说,要计划生育!”顿时一阵哄笑。我校的带队老师一看不妙,连忙操着他那印尼归国华侨的粤语腔:“同学们,开玩笑也要注意政治嘛!”又是一片哄笑。夜渐深,昏暗的船舱里寒气袭人,同学们都紧裹着寒衣蜷缩在长凳上。这会儿在家该多温暖,家人都在做些什么?最初的抽泣声很快在女生中传染,身旁一些男生也在抹眼睛。我也有点儿酸,觉得应陪点儿什么,因此挤了挤眼角,可就没有,于是登上了铁栅栏封闭的甲板。江风涌着浪头拍打着船舷,天上大块的乌云缓缓浮动,云隙中透出微微的天光,船正驶过镇江金山矗立江边的黝黑山体,向着对岸扬州星星点点的灯光,将取道大运河北上。古时的京口瓜州江夜相间,而南京方向漆黑一片,钟山已远隔数重山了。当年王荆公到此,在“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调子中想着“明月何时照我还”,而那时的我却还不曾想到这个“还”字。
1977年2月,插队整整8年之后,我终于被招工,回到了南京。实际上,到了1978年,所有在本省插队、插场的南京老三届知青,只要未与当地人成家,未在当地分配工作,都被招工回到了南京。80年代上半期,南京城建大拆迁尚未展开,而且我等同学其时在各单位尚无资格分到住房,多半还蜗居父母家中,即使本人或随父母迁居它处,问到邻里,却也能找着下落,因此当年我中学同班在莫愁湖公园聚会,竟然到了绝大部分。然而,在握手寒暄的人堆里,就是没有见着裴光中同学,再一打听,有同学说裴光中同学当年插队到泗洪县铁佛公社,后来自杀了。问起原因,而我班无人同去泗洪铁佛插队,故不得其详,仅知道当年因其家庭出身问题,未能被推荐上大学,故愤而自尽。因为大多是过来之人,同学们无不为裴君未能留得青山而惜之叹之!
时光荏苒,又是多少年过去了,及至去冬今春,南京老三届知青们闹起了上山下乡40周年纪念,今年又是我们南京市第四中学80周年校庆,我校的老三届知青不仅活跃在校网的校友栏,甚至还开设了自己的网页,一篇篇文章又将我们拽回到快要忘却的过去。然而,一组文章使我吃了一惊:当年我校演出《一百分不算满分》的小演员中,除了出演小弟的裴光中外,扮演妹妹的王茂雅同学也在洪泽县插队期间弃世自尽!王茂雅同学同是知青的男友,当年因反对极左时政和上山下乡,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份子,并被枪决,而王茂雅同学遭受了残酷的陪绑宣判及之后充满人生侮辱的管教,未能活到平反的那一天。王茂雅同学毕竟还留下了坟,老三届上山下乡40周年之际,同学们拥着张再禄老师和张婉华校长给王茂雅同学扫了墓,做了祭,而可怜当年舞台上的小弟,裴光中同学现已尸骨无存!
又有渠道传来,裴光中同学插队之后总想以辛勤的汗水洗涮家庭出身的污点。1973年,由于前两年直接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水平太低,因而在推荐过程中增加了文化考试。裴光中同学以为出头的机遇到了,据说他白天坚持上工,苦活、累活、脏活抢着干,收工之后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苦修文化课,在当年公社为向县里推荐人选而进行的文化摸底测试中夺得第一名,在周围的祝贺声中,裴光中同学亦以为会被推上县里参加正式考试,为再接再厉而格外熬夜时,却传来未被推荐的消息,他竟喝下了农药!这在当时,重一点,可以说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轻一些,至少是未彻底改造好世界观,不能正确对待组织上的考验。可怜裴家屋漏又遭连天雨,踌躇几日才派裴光中的弟弟匆匆赶到乡下,看着裴光中被草草下葬。这30多年过去了,再也无人知晓下葬的位置,裴君已默默地化在了我们这些过来之人有时还会称之为“第二故乡”的地方。
作为过来之人,我对裴君因未被推荐上大学而弃世,着实感到遗憾。以“工农兵大学生”条目在百度搜索,就有介绍:当年毛主席提倡从基层直接选拔推荐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上大学,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减少大学中来自于生活、学习条件优越的干部、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成分,让更多的平民子弟上大学,但据估计,从1972年到1976年间,70%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都是干部子弟或者有一定的政治背景。
推荐工农兵学员,虽说是从基层推起,在农村,应从大队开始,但对这项政策性很强的大事,上面往往还是会有名额的分配,比如,农村当地知青占多少,城市插队知青占多少。各县将上面分配的拟录取名额乘上个放大系数,将预选名额分配到各公社。公社是否再分拨名额到大队,这要看名额的多寡,但最原始的推荐材料,却是要从大队做起的。增加文化考核后,公社往往让公社中学出一套试题,让公社初选对像先考一考。只有被推荐到县里的人选才能参加统一的正式考试。省里主管高教的机构组织城里各大学、中专组成联合招生办公室,到各县审查被推荐人员的推荐和政审材料,以及文化考试成绩,与推荐单位商讨录取到各校的学员。
当时虽然规定,工农兵学员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但无论是对于1600万从城市下乡的知青,还是人数更多的农村当地知青来说,这都是一条改变命运,进入国家干部编制的独木桥。尽管文革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政治运动尚未结束,中国人几乎每天都在宣誓忠于毛主席,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斗私批修”,但在命运攸关的利益面前,知青们、家长们、尤其是涉及推荐与招生的庞大的干部群体的表现,只能徒使我们为毛主席这位曾经的伟人感到伤心!同时,也为我们赶上了这个时代而伤心!知青们、家长们起先是托人情、找关系,从农村推荐基层和城市派出的招生办两端活动,很快即发展到了行贿、受贿,城市的权利集团通过招生与掌控推荐的农村权利集团相互博弈、相互通融,你推荐我条子上的,我就招受你条子上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干部在“先锋队”之列,有实权,可交换,在基层的推荐,大队干部、公社干部既要推荐自己的子女亲友,又要回应上面打来的招呼和私下收取的人情。干部的子女们“根正苗红”,关系硬,路子野,即便是送礼,不光手头宽,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就连买好酒好烟,人家也有门路。因此,干部子女在工农兵学员中居多,自不足为怪。对表现特好的无背景知青也会有所推荐,但这些人选能否最终穿过逐级利益权衡的隙缝,只能看造化了。
解放以后,像高岗那样的高官,只是在政治上身败名裂之后,或在文革中被打倒之后,才会被揭露出极为腐败的生活,下乡后才知道,受旧传统的影响,乡村里为非作歹的干部还有不少,但至少县以上城镇绝大多数的干部都能清廉为公,不谋私利。三年灾害期间,广大干部基本上与民众同甘共苦,从而能够渡过难关。一心为公的教育,在城镇里也形成了良好的民风,即使在文革最激烈的大串联、大武斗时期,却很少有人趁机侵吞公私财物,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上山下乡伊始,不少干部子弟带头支边,到祖国最困难、最需要的地方去,然而,在严酷的城乡差距现实面前,上千万知青在乡下衣食不济,牵动着城里父母的拳拳之心。军队或出自军队的少数高干将子女悄悄地送去参军,多半还是出于对军队的信任和怀念。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成了文革后期第一道为广大知青窄窄开启的“农转干”的大门,一旦城乡干部们利用职权争先恐后地为自己的子女谋划,或是卑劣地大捞油水,干瞪眼的广大平民父母和他们的知青子女在愤怒之余,也就很自然地要怀疑这场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以权谋私、受授贿赂,潘多拉的魔盒终于被打开了,即使是英明领袖华国锋一举粉碎四人帮后,大搞拨乱反正,这些腐蚀社会、涣散人心的魔物再也难以收回了,接下来,在计划经济兼以市场调节的“双轨制”时期,权与钱又一次肮脏地交织在一起,当然这是后话了。
当年最想上大学的,多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知识青年。然而,他们的上辈不少已在历次运动中被打成了阶级敌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讲究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专政,出生“地、富、反、坏、右”家庭,就成了政治贱民,不要说入党、参军、提干、上大学,就是找对像,对方或其家庭不是嫌你今后没发展,就是怕你混杂了人家的血统,断了子孙的前途,须知,那时政审是要查“八大父母”的!幸亏当年大革命年代,还有不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投身洪流,要是按照文革初期的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恐怕连“中央文革”都要解散了。因此,对于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还是有“给出路的政策”,这就是要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推荐工农兵学员,上面也会给几个可以教育好子女名额,既表明政策的宽大,也可树立几个典型,让更多的出生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子女学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