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不倒的张德贵 - 辽阔的内蒙古 - 中国知青网

2003年春夏之季，北京发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瘟疫，名曰“闹非典”。

那一年，父亲75岁，正在家写他的第十本书。

反正谁都不能出门，全家人得到了平时少有的朝夕相处在一起的机会。当时，在父母家躲非典的有我，一个侄子和一个侄女。

妈妈特高兴，每天指挥阿姨给大家做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

我儿子、太太和我家的阿姨，躲在我们自己的家。因为儿子马上要高考，成败在此一搏，两个女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为他服务。

我早上起来看书，写字，然后教侄子侄女学英文。午睡后，我要么上上网，要么在碟册里挑出一两张经典大片看看。

那天，妈妈悄悄跟我说：“你看你爸，除了写书就是写书！你想个办法，让你爸爸转移转移注意力，干点别的好不好？”

晚餐在饭桌上，我跟父亲说：“爸，我待着没事，这非典闹的，也不能到院里上班，也不能带老师们出去干笔会。我有个想法，您看行不行？”

父亲说：“你说吧。”

我说：“爸，您看，您一生接触了那么多人，经历了那么多事，您能不能列个单子，谈谈这些人和你们的事？您说，我记，汇集起来，让我编成文章，最后您再审查，咱们出本新书怎么样？”

父亲问：“你怎么忽然有了这样的想法？”

我没有出卖妈妈，说：“爸，历史不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吗？你们的上一代人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你们那一代人又有自己的故事，你们不讲出来，我们这一代人怎么去理解你们呢？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是不是？”

父亲说：“这件事，让我想一想。明天给你答复。”

我理解父亲，他的生活内容向来都有周密的安排，打乱他的节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过了两天，父亲说：“你的要求，我答应了。这样吧，我跟你说12个人，以1980年为期限，谈我在此之前的4位上级，4位平级和4位下级。你看怎么样？”

我还能怎么样？只有兴奋地连说好好好呗！

就这样，父亲和我约定，每天下午两点半开始，跟我聊两个小时。他说，我记。

非典警报解除后，一本名叫《父说子叙》的书，初稿就出来了。

父亲审查完，给我做了一个严格的规定：“这12个人，现在有的在世，有的不在世了。在世的，你把写谁的，直接送给本人审查；不在世的，送给他们的亲属审查，人家同意了，你再最后定稿。”

因现在对说某时期的事，有非常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这本书暂时还无法出版。何年何月出版，只有天知道。

前几天，偶然又翻出这本书的初稿，不由想起爸爸的音容，想起他给我讲这些人时的情景，不禁泪水涟涟。我忽然想到了咱们的中知网！心想：我改编一下，换种写作形式，说说爸爸他们那一代人的事，不是也挺好的吗？

好，下面我就给大家说说张伯伯的事情吧，题目就叫《打不倒的张德贵》。

张德贵，这是一个太普通的中国名字了，普通得让人都觉得有点土。然而，经历过内蒙古文革时期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他是跟北京军区平起平坐的大军区 — 内蒙古军区的一名少将。

1967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制造了所谓“二月逆流”冤案，从此在全国，开始了所谓的“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运动，受此波及，内蒙古军区被“揪出打倒”了四个少将，即黄厚、王良太、刘昌、张德贵，简称“黄、王、刘、张”。

这四个人都是清一色的共和国开国少将，都是老红军，都跟毛主席走过两万五千里长征，都打过日寇、打过老蒋，九死一生，战功赫赫。然而，他们全被打倒了，过起了漫长的身陷囹圄，接受批斗的日子。

那两年，电线杆上、街道两边，凡是能贴上纸、写上字的地方，到处都是这四个被画了叉的名字，但是在名字前一定会有“打倒”、“批臭”、“火烧”、“油炸”这类字样。

但是，事情没那么简单。人，不是你喊了无数声“打倒”，他就能倒的；也不是你写了无数遍“批臭”，他就能臭的。（注：以后凡是父亲的原话，我都加粗一些。）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恐怕被喊“打倒”、“批臭”这两个字眼，用得次数最多、频率最密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个人的名字，十几亿人喊了十年（其中邓小平是先被喊、后停，接着再被喊），结果怎么样？倒，自有人倒；臭，自有人臭。

历史，往往就是要跟一些人开玩笑，最后，幽你一默，嘲你一笑，让你反思。

张伯伯就是被千呼万喊过“打倒”的人，然而，他最终也没有倒下去。

我第一次见到张伯伯，是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是个星期天，张伯伯到我家串门，站在院子里跟我父母聊天。他是方脸，皮肤很白，宽肩，厚胸，身体笔挺，四川口音。

从小在大院里生活的孩子都有一种本能，即从军人的气质、举止，口音上，就能判断出谁是老红军，谁是老八路。张伯伯走后，我问妈妈：“刚才那位伯伯是老红军吧？”妈妈说是，是刚从呼伦贝尔盟军分区政委职务上卸任，调回军区任政治部副主任的首长，名字叫张德贵。“张主任跟你爸爸关系可好呢。”妈妈说。

“他们早就认识？”

“没生你的时候就认识了。”

我当时很奇怪，因为在我印象里，老红军出身的首长都是清一色的小个子南方人，像张伯伯那样，长着北方人那种厚实身材的老红军我还没有见到过呢。

父亲第一次见到张伯伯，是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当时任内蒙古军区保卫部副部长的张伯伯，带着一个警卫员，到内蒙古军区所辖的六个骑兵师里，了解各师的保卫工作情况。同时，他也在考察着每个师的保卫科长，因为要从中选出一名来，调到军区保卫部工作。

父亲所在的一师是一支英雄的骑兵部队，师长是战将王海山，政委是后来任过天津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的胡昭衡。一师有三个大业绩：保卫了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参加了辽沈战役的全过程，深入内蒙古大草原，剿清了最后一支国民党武装反抗的残余部队和横行在草原上祸害老百姓的土匪。当时，父亲在战斗部队，母亲在师宣传队，两人还不相识。

剿匪战斗结束后，辽河发了大水，淹了庄稼。当时，哲里木盟的植被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已被破坏得难以恢复。那时的哲里木盟是内蒙古东部地区名副其实的大粮仓。子弟兵就是子弟兵，内蒙军区党委决定，调动一师、二师、三师全体指战员，沿发生水患的辽河岸边一字铺开，筑堤修坝，彻底根绝水患。

每个人都是有劳动定额的。父亲的保卫科一共四个人，每天要完成往大堤上挑80担土的任务，平均下来每人要挑20担土，每一趟要来回走200米的路程。晚上下了工，吃完饭，四个人睡在老乡家的一条大炕上。

张伯伯和警卫员到一师工地上找到了父亲，父亲为难地跟他说：“张部长，我们科里就这么多人，少了我，别的同志也要替我完成定额的。晚上休息的时候，我再向你详细汇报工作行不行？”

张伯伯哈哈大笑，说：“怎么不行，行。我跟你们一起干活！”说完，就撸袖子挽裤腿，要跟大家一起干活。慌得我父亲，急忙拦住他。最后好说歹说，以张伯伯负责给大家供开水，他的警卫员参加挑土，双方才算达成协议。

下工后，父亲本以为张伯伯会回师首长的小灶去吃饭，住在师部。没想到，他不仅坚持跟大家一起吃饭，还让父亲给他和警卫员找来两床被褥，坚持要和保卫科的同志们睡在一条大炕上。父亲对我说：“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老红军。但是，他这些举动，使我深受感动，一下子就拉近了我和他的距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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