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上革命道路,跟一个人有着最直接密切的关系。
他叫胡昭衡。
胡伯伯的名字,天津人最熟悉。因为,文革前,他是天津市的市长。如果不是文革,在他的带领下,天津的科技、工业和商业地位,很可能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城市。因为,到1965年,天津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北京,那时,上海排第一,天津排第二。那两年,把周恩来总理乐的,他经常表扬胡伯伯,说:你继续把天津搞好,竖起一面旗帜来!
内蒙古人民也熟悉胡伯伯,因为他是共产党最早派到内蒙古东部,开辟根据地的领导干部之一。就是在他们那帮有超级领导才能的骨干们的努力下,内蒙古自治区这个红色政权的成立,比共和国的诞生日,还早了两年。
胡昭衡是当时18岁的父亲参加革命的引路人,是父亲和母亲所在部队的第一任政委。我们两家的友谊一直持续我们这一代。现在,胡伯伯和爸爸都作古了,胡伯母和我妈妈还健在。
我老在想,作为女人,就像胡伯母和我妈妈那样,都能找到那么优秀的男人,她们的这一生,活得真值!
父亲出生在龙年,又恰恰是在阴历二月初二龙抬头那天生的。这种事现在没人在意,可那时候,人们迷信,父亲的出生惊动了贝子山。
贝子山在大凌河由北向东南拐弯的东侧,隔河的西岸是挺拔的狼山,史书上记载,曹操在征乌桓时登过狼山。成吉思汗称霸时,把贝子山以及周围一大块山山水水,赐给了从小跟随他,后来又成为他重臣之一的者勒蔑。这个人很了不起,因为汉人读历史,觉得少数民族的名字难念,因此也就很难记住者勒蔑做过什么事情。我只告诉大家一件事,就是者勒蔑是随成祖的大儿子术赤西征到欧洲的第一大军师,但他发现欧洲那时的发达程度远不如阿拉伯地区,就建议成吉思汗把蒙古大军战略进攻的目标转移到了中东。
大家记得美军攻打伊拉克前,萨达姆在全国做战争动员讲话时,曾恨恨地说过这样一句话:“要不是我们的文明被蒙古人给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要比美国早200年发明出原子弹!”我不知道,有几个人清楚,蒙古大军之所以横扫中东地区,恰恰就是者勒蔑的建议影响了成吉思汗的战略决定。
由于者勒蔑的封地很大,他给自己建了两座王府,一座在赤峰那边,一座在贝子山下,都叫喀喇沁王爷府。但世世代代的喀喇沁王爷们的祖坟,没有建在赤峰那边,而是建在了贝子山下,据说这里是真正的风水宝地。我爷爷往上,爷爷的爷爷再往上,就是给王府看守贝子山陵园的专业户。为什么偏选这家人来做这件事?这家人的祖上跟者勒蔑又是什么关系?现在谁也说不清楚了,因为800年过去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爷爷,但据说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爷爷那辈儿跟我们这辈儿一样,是哥四个。蒙古人当时有个规矩,就是家里兄弟多的话,必须送一个最聪明的到寺里去当喇嘛。于是,我爷爷就被送进承德的一个皇家寺庙里当起了小喇嘛。我爷爷的小喇嘛当得好好的,可家里出了变故,爷爷的父亲和一个兄弟病故了,另外两个兄弟在外谋生,王爷的陵园没人看守了。
喀喇沁王爷给承德寺庙的大主持写了封急信,又选了一个人去顶替我爷爷当小喇嘛。这样,爷爷又回到了家中,继续祖上看守陵园的工作。
因为爷爷当过喇嘛,虽然迫不得已还了俗,贝子山的人对他都很尊敬。他除了看好陵园,搞好王爷府每年的祭祀活动外,还开荒种起了庄稼,盖了新房,后来,又娶了我奶奶。
我爷爷盖的房子现在还在,我大爷和爸爸都出生在那里。我跟镇政府的书记是好朋友,父亲去世的时候,他代表贝子山的父老乡亲来北京参加追悼会,我托付他照管好父亲的故居,他握着我的手说:“大哥,老人是家乡人民的骄傲,你放心吧!”
贝子府旁边有个贝子庙,是藏传喇嘛教寺院。奶奶在“龙抬头”那天生了个属龙的儿子,这对于当过喇嘛的爷爷来说,事情有点非同小可。于是,他到寺院找到住持,给父亲请来了一个吉祥的名字:叫图们毕力格图。蒙语“图们”是数字“万”的意思,“毕力格图”是“吉祥喜瑞”的意思。译成汉名,可以叫作“万瑞”,或者是“万喜”。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调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当时任总政主任的韦国清同志找我父亲商量:“图们毕力格图同志,你的名字太长,同志们都叫不上来。为了工作方便,能不能做点取舍?你要同意,我们就正式下一个文件,通知大家这件事情。”父亲说:“那就叫图们吧。”不久,父亲被任命为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职务,任命书上用的名字是图们。为此,总政还专门下了一个文件,来讲明父亲改名这件事。
上面讲的是关于父亲名字的来历。但是,父亲虽然有个好名字,却没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1931年日本人在东北策划了“9.18事变”,东北三省沦陷,父亲那年三岁。1937年日本人又发动了“7.7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父亲那年九岁。
喀喇沁王爷是著名的开明绅士,他在北京投资办了一个中学,在自己家乡投资办了一个小学,这个小学就在贝子山下,紧邻王府。小学所设置的课程,跟内地民国后通行的新式教育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日本人占领东北后,强行接管了这个学校,开始对学生进行效忠日本的奴化教育。这个学校离爷爷家有八里地的路程,而且是山路。
爷爷、奶奶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是,还是决定咬牙供我父亲上学。在父亲念书期间,奶奶又给父亲生了个小妹妹,同时还收养了一个失去了双亲的孤儿,这个孤儿由我奶奶一手养大,我们叫他陈叔。
就在父亲在小学读书的一天,家里突然闯进一帮“胡子”(土匪),把爷爷吊在房梁上毒打一顿后,将所有东西洗劫一空,并抢走了家里种地的牲口。我那个才几岁的小姑姑受此惊吓,从此一病不起。爷爷为了救我的小姑姑,除了买药、请医生还要买牲口种地,不得不向人借了高利贷。结果是,小姑姑没救活不说,爷爷还因为欠债,被抓进了县里的大牢。后来,贝子山的乡亲们凑钱帮我爷爷还债,找人做保,爷爷才被放回家中。他回家后,看着小姑姑的新坟,几乎哭瞎了眼睛。家里遭到的这些变故,父亲提出要弃学帮爷爷干活还债,爷爷非常坚决地说:“不行,不念书人就没有出头之日,好好念你的书,爸爸供你!”
2008年清明节,我专程回老家给爷爷奶奶扫墓时,见到了七十多岁的陈叔。问起爸爸小时候的情况,陈叔说:“我那时候小啊,几乎就见不着你爸爸。他每天鸡叫两遍就从炕上爬起来,自己拢火煮点糊糊,喝完了,带个窝头,腰后插把镰刀就下山上学去了。中午在学校他喝点水,就啃那个窝头。晚上下学回家的路上,他要砍两捆柴回来。他到家的时候,我早睡着了。你奶奶给他做饭,等着他回来吃。咱家的日子,天天都是这样过。你爸爸15岁的时候,就离开了家。他对我可好啦,但是你姑姑的死,和你爷爷坐牢那些事,给他的刺激太大。他小时候书读得那么好,跟这些刺激都有关系。你爷爷死得早,没有看到你爸爸后来的情况,老人家真是没过着过一天享福的日子啊!”
父亲高小毕业,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了承德国高(中学),但是家里再也供不起他的学费了。正当父亲打算回家种地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兴安学院来招生了。
这个学院实际上是是蒙古人自己办的一所中学,在今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这所学校只招收蒙古族学生,除路费、伙食费外,学费由兴安省(后改为兴安盟)厚生会和父亲老家的裕生会(两个会是相当于现在支持兴办教育的什么组织)负担,对于父亲这样家境贫寒、又极想读书的穷孩子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机会。在27名考生中,父亲考取了第一名,这个学校只录取前三名。尽管这个学校不收学费,父亲还是掏不出来一个子儿付路费和伙食费。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小学校长提出路费和第一学期的伙食费由他来付,还让夫人给我父亲做了一身新棉袄,说那个地方冬天太冷,孩子没有棉衣怎么过冬?
父亲终生不忘这家人的恩情。校长的女儿,后来任过雍和宫管理处的副主任,父亲对她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是兴起过一阵“希望工程”吗?父亲那时资助了不少因贫困而辍学的孩子,在他的带动下,我也资助了好几个,记得都是河北大厂蒙古族自治乡的辍学儿童。这些孩子给我写过好多信,都读完了初中。后来我出国留学,就跟他们失去了联系。写这些,不是想表白自己什么,当时唯一的动机,就是跟父亲一样,见不得现在还出现因家贫而读不起书的现象存在。
兴安学院跟当时在东北的所有学校一样,都由日本人控制着。除了自然科学的课程外,要学三种语言,即日语、蒙语和汉语。学校实行体罚,高年级学生可以欺负任何一个低年级的学生,当地学生欺负外地学生,在这样一个学校读书,父亲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除了这些,父亲还有一个困难,就是身无分文,除了课本,没有买其他书籍和日用品的钱,更没有回家的路费。因此,一到假期,他就到处找活干,给人干农活,放马,看庄稼,挣来的那点钱用来购买学习用具、日用品和交纳伙食费,回老家探望父母,那就别去指望了,所以,他成了全校唯一在假期回不了家的孩子。但是,在中学读书的两年,生怕辍学的父亲除了苦读还是苦读,学习成绩始终是年级里的第一名。这也赢得了部分同学对他的尊敬,和老师们对他的另眼看待。
父亲谈到这段经历,提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他假期找活干的时候,遇到了一家人,这家人给他的工作是放马。主人看他一个假期把马群养得膘肥体壮,就详细询问他在学校的情况和一学期的花费是多少?按照父亲说的,这家主人给足了他下学期需要的费用。后来,到了二战后期,学校停办了,日本军人让学校的日本老师都参了军,押解学生们到兴安岭大森林里去干活。苏联红军打进来时,父亲从大森林里逃出来,过起无家可归的流浪生活时,正是这家人收留了他。
第二件事,是由于父亲学习成绩好,有一次几个高年级的当地学生找茬欺负他,把他打得头破血流。此时,正好被两个日本老师看到了。两个日本老师,把那几个高年级学生狠狠地骂了一番,并宣布,以后谁再欺负父亲,他们就惩罚谁。这一宣布,使父亲以后再不受人欺负了。这两位日本老师还给父亲包扎了伤口,并把打父亲的那些学生家长叫到学校,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并让他们的孩子当面给父亲鞠躬道歉。父亲说,把普通的日本人跟日本军国主义者区别开来是对的,这两个日本老师能同情我这么一个远离家乡、形单影吊的穷孩子,到现在,我也是从心里敬重他们的。二战后期,这两个老师被日本军队强行征入部队,上前线打仗,是死是活也就不知道了。
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父亲去世后不久,我弟弟的一个孩子有一天早上起来,说梦到爷爷了。他说,看到爷爷穿着军装,领着他上了好多层台阶,他给爷爷提着包。当他随爷爷上到一个宽广的大平台上时,那里有许多解放军的老将军,都穿着军装站在平台上等着爷爷,像要开什么会议的样子。更奇怪的是,在那些老将军前面,还站着两个穿着和服,慈眉善目的日本老人,见了爷爷就鞠躬,还说着清晰的日本话。爷爷赶忙还礼,接着回头对他说:“这是我的两位日本老师,你给他们鞠个躬吧。好了,把包给我,你回家吧。”然后,我这个侄子,就从梦里醒过来了。
我和妈妈非常惊奇这个孩子做的梦。问他,是不是爷爷生前给他讲过什么关于日本老师的故事?孩子说:“从来没讲过。我也不知道爷爷有过什么日本老师。”
上面这件事就当一个小插曲吧,反正,这类事永远也没个能解释清楚的逻辑。但是,孩子的那个梦让母亲很高兴,说父亲能回到他的战友身边,又能见到对他好的老师,她就放心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