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成了反革命——兵团生活回忆录之三十三
一
兵团第一次新闻工作会议结束后，郭干事让我回家看看，我的思乡之情一下子高涨起来。
以前，对保定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觉得它土里土气，连个高楼都没有，没法和其它省会城市相比（保定曾为河北省省会）。一说自己是保定人，仿佛就是乡巴佬。可现在却觉得它格外亲切，繁华的西大街，热闹的裕华路，我们“钢铁兵团”落脚的市人委大院，家门口的大慈阁，感觉都像久别的亲人，恨不能马上就见到。
保定火车站终于到了，我急切地出了站。
站前广场最明显的变化是新增了一座巨大的毛主席雕像。
路过我家的4路公交车终点就在火车站，可我太想看看家乡的变化了，决定不坐车，走着走。
沿裕华路向东走，路两边最显眼的是非常漂亮的大块儿宣传栏。细看内容，基本都是“批陈整风”。
我们兵团也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运动的内容主要是批判陈伯达的反党罪行。陈伯达虽然自称是“小小老百姓”，但他当时排在毛主席、林彪、周总理之后，位列中央领导第四位，文革中保定的“红楼派”就称他为“四号红太阳”。他没有任何征兆地被揪了出来，着实让我吃惊不小。
不过我心里还是暗暗高兴。因为文革中他到河北表态，支一派，打一派，让我所在的“工总派”大吃苦头，我对他一直没有好感。他在河北的讲话，曾被省军区辑印成册，大量散发。我们的对立面“红楼派”如获至宝，我们却轻蔑地称其为“小白本”。
“批陈整风”列举的陈伯达的罪行，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了什么“称天才”的语录。但毛主席不买账，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说是他的东西是“谣言和诡辩”。
连里还组织我们批判“先验论”。我虽然不像战友邓运来那么热爱哲学，但响应毛主席号召的热情还是蛮高的，立即东摘西抄，拼凑出批判稿，除了在连里交流，还投给了《兵团战友》报，可惜他们一直没有采用。
保定街头宣传栏里“批陈”的火力比兵团要猛烈得多。陈伯达在河北表达后，全省各地被他点名的那派群众组织都惨遭镇压，唯有保定的“工总派”有三十八军的支持，没有垮台，但也损兵折将。最终，全省其它地区都是陈伯达支持的一派掌了权，只有保定是个例外。现在中央揪出了陈伯达，保定当然要大批特批，“再踏上一只脚”了。
二
走到体育场，我发现“红代会”的红旗还飘扬在对面的小楼上。
文革时，我参加的保定五中“钢铁兵团”就是保定红代会的下属组织。虽然我们的组织在红代会中不是核心组织（我们学校只有初中），我在我们组织中也不是核心成员，但我对红代会却很有认同感。
学校的官办红卫兵只吸收红五类，我这个中农都得靠边站。好在造反派不那么较真儿，“钢铁兵团”接受了我，我也成了“红卫兵代表大会”中的一员，堂堂正正地戴上了鲜红的红卫兵袖章，我当然要为“红代会”自豪了。
看着那面飘扬的旗帜，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眼睛都湿润了。
事后，我写了一首诗，记述此事。
忆一九七一年四月回古城
列车长鸣我出站，炯炯双眸哪够看，
弹指两载别古城，今朝咱又见了面。
心儿跳得咚咚响，春风暖在我身上。
多少事儿都不管，先看古城可变样。
说变样，变了样，车站屹立毛主席像，
路旁两行洋槐树，更比往昔添清香。
揉揉眼，仔细看，街旁遍布宣传栏，
毛主席语录鲜红的字，篇篇是革命大批判。
古城是我的好战友，几眼哪能看得够，
身边汽车我不坐，迈开双腿走着走。
来到红代会，哪能不停腿，
沉思凝想追往事，胸前洒下滚烫的泪。
看看那面旗，还是那面旗，
咱曾在旗下学毛选，咱曾在旗下斗顽敌。
金黄的大字火红的底，多像古城的好儿女，
昂首挺胸见世面，英姿飒爽经风雨。
颗颗红心映战旗，咱宣誓曾在朝晖里，
“海枯石烂心不变，永远忠于毛主席！”
火红的战旗光荣的旗，咱迎接亲人高高举，
解放军戴上红袖章，和咱战斗在一起。
冲锋陷阵你领先，宣传群众你不离，
上有战友的血和汗，上有战火的痕和迹。
乌云压城你挺立，围攻谩骂你不屈。
阶级斗争来考验，路线斗争来洗礼。
火红的旗啊可爱的旗，伴咱勇敢地夺胜利，
什么“小白本”啊“小百姓”，咱统统把它踩脚底。
日照古城多美丽，蔚蓝的天空展红旗。
古城军民英雄汉，定把革命干到底。
征程还有险与难，战友还须再努力。
咱继续革命志满怀，毛主席教导记心里。
上山下乡到边疆，欢送咱飘扬这面旗。
多少战友握咱手，多少知心话牢牢记。
火红的旗啊革命的旗，困难时心中飘着你。
前进不怕风和浪，斗争不怕风和雨。
看看身上的兵团衣，摸摸衣上的边疆泥，
战旗啊咱虽隔三千里，可咱还是战斗在一起。
战旗映着幸福泪，豪情滚滚令人醉。
又想起毛主席检阅咱，顿时力量增百倍。
家乡虽有亲人在，可祖国何处不可爱？
山山水水召唤咱，多少事等着咱这代。
满身的劲啊满身的风，热泪滚滚哪能停，
咱对战旗说出心里话：“一辈子在边疆干革命！”
1971年10月22日定稿于六师农牧连
三
我一路步行，回到了家——位于税务角附近的前进胡同（原为相府胡同，文革中改为前进胡同）3号的大杂院。
进院后发现父母住的西屋铁将军把门。北屋王大娘告诉我，大人都去上班，孩子们都去上学。我只好耐心地等他们。
晚饭前，父母和弟弟妹妹们都回了家。父亲那时在西郊供应站华二南基地工作，由于单位离家远，不是每天都回家，但那天回来了。
父母看上去没有多大变化，身体都不错，让我感觉很放心。
弟弟妹妹们都长高了。尤其是大妹妹，已经像个大姑娘了。
他们见到我都非常高兴，没有想到我能利用开会的机会探家。
他们很关心我在兵团的生活情况，你一言我一语地问东问西。
母亲显得最兴奋，张罗着给我做好吃的东西。
可父亲的眼神似乎有些游移，像有什么心事。
当我问起家里情况时，父母说都挺好的，让我放心。
大妹妹还在三中上学，夏天就要初中毕业了。
小妹妹已经小学毕业，上了初中，上的也是三中。
大弟弟再过二三个月就要小学毕业了。他所在的红旗小学（原厚福盈小学，文革中改为红旗小学）是保定三中的生源学校，他可以直接升入三中。
小弟弟也已于去年上了小学。虽然已上了学，但他调皮如故。听母亲说，有高龄老头儿上公共厕所，把拐棍靠在了墙边。这个调皮蛋儿发现后，绰起拐棍就跑，害得老头走不了路。老头扶着墙找到我们家告状，他不但不跑，还跟在老头后边气老头。这下还真把老头气着了，找到我母亲不依不饶。母亲说，因为小弟弟总在外边闯祸，她没少跟人家说好话。
母亲说，她的工作有变化，从服装加工车间调到了铁锨生产车间。
母亲在保定服装厂工作。服装厂怎么会出来个铁锨生产车间？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母亲说，我上兵团后不久，保定就兴起了挖防空洞，学校挖，工厂挖，机关挖，到处都在挖防空洞。这么多人挖防空洞，铁锨成了紧俏品，没地儿买到，于是保定决定自己组织生产。这个任务就落到了保定服装厂。这样的任务怎么会交给一个生产服装的厂子呢？母亲也说不清，不知是上级安排的，还是自己争取的。
母亲说，她们厂的男职工少，组建铁锨生产车间时就把她调了过去。她说，干这个活儿有点儿受罪，要在大炉前烤着，夏天时热得不得了。
父亲说，他的工作没有什么变化，还在干采购员。
晚上，我和大弟弟住在了一个屋。我们家一共有三间屋子，父母住了10平方米左右的那间。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各住一间6平方米左右的。我回来后，小弟弟住到父母屋里，我占了小弟弟的地方。
四
我们家住的大杂院中，还住着另外两家人——北屋的王家和南屋的田家。
到家后，我就看望了这些老邻居。他们两家的祖籍与我家一样，也是饶阳。由于是真正的老乡，我们走得很近。
王家的大儿子比我大11岁，论乡亲辈我叫他哥哥。由于“根红苗正”，文革初期他成了保定理发业“官办文革”的头头。“官办文革”垮台后又当了理发业“红楼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与我是对立面。我们经常辩论，但我俩的关系还是很好的。听说，“大联合”后，他的组织被压制，他也未能掌权。不过见面时倒没有看出他多么失意，依然谈笑风生，跟我辩论文革的事情。
之后，我又看望了南屋的叔叔老田。
老田是文革初期搬到我们院的。他们住的南屋以前是小儿家的。
小儿的妈妈在文革初期时是街道干部，遣返“牛鬼蛇神”返回原籍后，他们住进了空出的私家独院，而把他们原来的房子让给了住房困难的老田。
老田搬到我们院后，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也烧到了他工作的保定河北饭店，造反派将一帮“走资派”关押在他们那里。他曾得意地对我说，这些以前饭店要以最高规格招待的大官们，现在见了他也点头哈腰，让他颇感惬意，大有“翻身做主人”的快感。不过，他很有同情心，常偷偷地给他们一些小的照顾。他自豪地说，不信你问问，那些大官哪个不知道饭店的老田是个好人。
见面后，他叮嘱我一定要注意锻炼身体。他说，别的都是虚的，只有身板儿是自己的，他现在还每天都练倒坛子呢。他说，练这种功夫要扎着“马步”直着腰，双手对倒那个装了水的坛子。随着坛子里的水越加越多，自己的气力也会越来越大。
看望了院里的邻居，母亲还让我去看一看小儿妈。她说，我走之后，小儿妈见了她就打听我的情况。
母亲说，我参加兵团之后不久，小儿就参了军。她们家是贫下中农，符合当兵的条件。听说去的是北京的一个部队医院，在八大处附近。另外，小儿的父亲已经去世。听说与受了惊吓有关。小儿的父亲是一家浴池的领导。虽然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但毕竟与“走资派”沾了边，所以也受到冲击。具体受到了什么惊吓，母亲肯定给我讲了，可惜现在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母亲说，小儿妈已不住在私家独院，因为被遣返的房主要求落实政策，又杀了回来。她已搬到胡同口新翻盖的那排房子中。
那排房子位于我们胡同14号院的西边，她住了其中一套里外间的。
我一边叫“大娘”，一边敲门。屋里传出“进来”的声音，一听就是小儿妈在答应。
屋里很黑，我适应了一会儿才看清楚小儿妈坐在炕边。她倒看出了我，用低沉的声音问：“是大国吧？”
我说是，我刚从兵团回来，特意来看望你。她看上去比原来瘦弱，也老了不少，像个老太太了。
看我来了，她很高兴，问长问短，还絮絮叨叨给我说她家里的情况。
小儿的弟弟小蛋去上学，家里就她一个人，应该是很闷的。她说她身体不太好，也不怎么出去，让我有空还来看她。
五
在兵团时，我一直惦念着胡同里的那些好朋友，回来后我迫不及待地去找他们
张兆雄去了光学仪器厂。我觉得这个厂有科技含量，能学点儿技术。可张兆雄说，他们就是整天磨镜片，没什么意思。可能在厂里的配镜门市部还能学点儿东西。
张兆雄以前痴迷书法，这次见面已弃文从武，改练武术了。他的屋里有一面墙堆的都是刀枪剑戟，不过他最喜欢的是一种挺怪的兵器，一种外边有开刃圆环的护手双钺。他告诉了我那种东西叫什么，可我没有记住。他说他已是保定武术队的队员，主要就是练这种兵器。
他说，他主要在东关公园练武。那儿有一帮人练一种以三角带（皮带轮的传动皮带）为器械的武术操，非常有意思，他也学会了。
他还表演了一段儿给我看。那种三角带两根并在一起，两头绑扎成手柄。他两手各执一端，做各式各样的拉绷动作，松弛时如满月，绷紧时似钢鞭，并发出“啪啪”的声响，确实好看。
他还动员我也学一学，希望我能把它传播到兵团去。我学了一会儿就兴趣全无，因为我做的动作太难看了。
田春宝以前痴迷摔跤，而今改为踢足球了。田春宝去的是一个小厂，好像是叫坚固件厂。别看厂子小，却有支实力不俗的足球队，常把一些大厂踢得落花流水。作为球队的骨干球员，他在场上出尽风头。他球踢得好，又魁梧俊郎，很得一些女孩子的青睐，听说已经开始搞对象。没想到他小我好几岁，却早早就交了桃花运。
我还找了好友焦金良。他也上了班，工作单位相当好——保定化纤厂。该厂是苏联援建的156项重大工程之一，是我国第一座现代化大型化学纤维联合企业，在这个厂上了班那就是正宗的产业工人了。
焦金良当然挺自豪的，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他们厂的情况。他讲的生产工作情况，我已没有多少印象，倒是他讲的“夏一跳”的故事，我还记得挺清楚。他说，他们厂有个姓夏的年轻女工，脸长得很丑，可身材特别好，从后边看绝对是超级美女。她曾对自己的小姐妹说，有一天下夜班骑车回家，发现有个年轻小伙骑车尾随。她很害怕，就玩命骑车想甩掉他，可骑多么快也甩不掉。她一生气索性不蹬了，回头盯着跟上来的人，看他能怎么样。没想到那人骑近了，竟然被她吓了一跳，仓皇间摔下了自行车，并且再也不敢追她。此事传开，好事者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夏一跳”。
我还见到了我们胡同口的王家奎，他竟然少了一条腿。
王家奎至少比我小六岁，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我和他交往很少。
记得在文革初期，张兆祥对我说，胡同口的小奎唱戏特棒，回来让他给咱们唱一段儿。后来，他还真把小奎叫到我的小屋，给我们唱了一段《沙家浜》中刁德一的唱段：“适才听得司令讲，阿庆嫂真是不寻常……。”他唱得还是真好，非常有味儿。不过，我想让他再唱一段儿，他说什么也不唱了，并且闹着要走。看来他的演唱并不情愿。
好好的，他怎么会少了条腿呢？听好友们说，他在学校挖防空洞时不慎摔伤，开始并不严重，后来却痛得无法忍受。到医院检查，说是骨癌，给他截了肢，还说他活不过一年（注：后来才发现是误诊，其实骨髓炎，用不着截肢）。听后，我不由叹惜，他怎么这么倒霉啊！
我印象中小奎是个老实巴交的孩子，由于出身不好，他从不惹事。可听说他截肢后，厉害多了，谁敢欺负他，他就跟谁玩命。有一次他上公共厕所，有个坏小子把他撞到尿池子里，他上来就给了那小子一拐棍。他的拐棍头上有铁箍，一下子就让那小子的脑袋开了花。这下那个坏小子的家长不干了，把他告到派出所，派出所关了他好几天。
记得母亲曾特意叮嘱我，现在小奎可亡命了，你可别招惹他啊。
六
10天时间很快就到了。
在我临回兵团的前一天，母亲似乎有些心事重重。晚上，父母把我叫到他们屋，说要告诉我一件事。
面对着我，母亲颇为犹豫，嗫嚅了几下，才最终开口：“你爸爸被打成反革命了！”
什么？我震惊地看着他们，不愿相信自己的耳朵。
母亲说，去年市里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父亲被单位打成戴帽反革命，采购员的活儿也不让干了，交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怎么会这样呢？我首先想到了保定的派性斗争。
父亲在文革中参加的是支持刘子厚的一派，这派在全省都掌了权，挨整的是他们的对立面。唯独保定翻了个，反对刘子厚的一派在三十八军支持下掌了权，父亲倒霉也就不在话下了。
我虽然和父亲不是一派，但看到他们单位这么整他，还是感觉太过分了。
父亲说，他们单位给他罗织了不少罪名，并列举了几个，但我只记住了两个。一是反对样板戏。他说，他在和同事议论样板戏时，确实说过某样板戏的某处有什么不足，但他绝对没有攻击反对样板戏的意思。二是崇洋媚外。他说，他在与同事议论中国的金笔“英雄赶派克”时，确实说了“英雄”实际上不如“派克”。但那和崇洋媚外不沾边，他曾在金笔行干过，在这方面算是行家。
父亲说，他之所以挨整，可能还与另外一件事相关。他曾撞到过某人与女下属在黑库房中亲热。看到不该看的，就是有罪。父亲怀疑此人在整他的这件事上起了作用。
母亲说，父亲被打成反革命之后，一个参与整他的姓高的小头头，经常来动员她和父亲离婚。最后母亲翻了脸，臭骂了他一顿，他才不来了。
父亲还宽慰我说，虽然他被单位打成了反革命，但单位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群众监督”时没人为难他，他像其他售货员一样干活，没有其它的“改造”内容。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我一直有所怀疑。
我担心父亲在单位受到更多的迫害，也担心我会因此受到更多的株连。
第二天，我忧心忡忡地离开了家。
七
到了北京，我拿着师里开的住宿证明信，住进了北京军区赵家楼招待所。
因内蒙兵团属北京军区序列，我们戏称自己是“序列兵”，但军区的招待所倒没有那么多的等级观念，照样安排我们这些因公外出的“土八路”免费住宿。
能住进解放军的招待所，我感觉身价倍增。后来又知道，此处即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那个赵家楼，就更为自豪了。
那时没有电话，也不知直工科的郭干事何时来找我，我只好在招待所等待。
等得不耐烦了，我就想出去转转。问了下服务员，她说王府井离这儿不远。
穿街过巷，我找到了王府井。转了转新华书店，没有看到有意思的文艺书籍，就买了一本书名为《颂歌献给毛主席》的诗歌集（现在还保留着）。
又转了百货大楼。发现卖鞋的地方挤得里三层外三层，有人竟然爬到别人的头上往里挤。一问，是来了皮鞋。既然有这么多人在抢，那我肯定是碰到天赐良机了，于是也挤了进去。
待到身上冒了热气，我才挤到柜台前。此时我已看清行市：两种皮鞋一样的价，都是11块，一种是“三接头”，一种是“船鞋”。你报号，他拿鞋，不能挑。你也不敢挑，你挑别人不挑，就把你晾在那儿了。
我一手拿钱，一手高喊“四十三号”，终于也买到了一双。
到边上一看，是“船鞋”，前脸的皮子还有蛇纹，感觉不如“三接头”的庄重。再一试，还有点儿大。
换换吧，已没有可能，买完了。
退了，我还不甘心，因为那些没有买到的还在柜台前转悠呢！
虽然有点儿小遗憾，我还是庆幸自己抓住了良机。我也有了自己的亮面皮鞋。
印象中父亲也只有一双亮面的皮鞋，比我的贵，是16元买的。感觉他穿上新皮鞋，就像过节似的。
第二天，郭干事终于来了。不过他说，他不和我一起回兵团了，让我先走。他说他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
次日，我自己回了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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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7/2 11:37: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