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自传体）璞玉浑金--疾风中的草-1(征文)

     一九五四年的农历二月二十五日，对于在沈阳市沈河区老堆子居住的父母亲来说是一个大喜大愁的日子。那一天我出生了。喜的是已是三十岁的父亲终于有了儿子。愁的是家里已经穷的家徒四壁。母亲生我时还是剖腹产，手术在中国医科大学进行。当时父亲在沈阳市市郊合作总社秘书股当股长，行政二十一级，每月工资只有六十二元。母亲没有工作，就这六十二元的工资，不但要维持家庭的所有生活支出，还要供三叔读中专，以及支助在农村居住的祖母和老叔。为了筹集手术费用，只得卖掉了手表，才算凑够了手术费用，把我接到这个世界上来。我记事以后，母亲常对我说：“你的生日是二月二十五晚上八点钟”。据母亲讲当时的家庭生活极为艰苦。一间小房住着五口人，家里除了生活必需品外，基本上没有别的东西。吃饭时没有菜，花上五分钱买了块豆腐，母亲让三叔和父亲两个人吃，自己吃点儿咸菜。三叔是父亲同母异父的兄弟，在市内读地质学校(中专)。母亲生怕三叔营养跟不上，读书吃力，尽可能的照顾他，一直到三叔毕业分配到山东烟台地质局工作。尽管家庭生活如此艰苦，但是一家人还是很高兴，毕竟是已是而立之年的父亲有了子嗣,给一家人带来了喜悦。

  幼年的记忆原本就很模糊，只有在母亲讲起时，才被唤醒记忆。好在母亲年过八旬，仍耳聪目明，记忆清淅。其实也难怪，那时的我才只有两三岁。记得同院有个潘姓人家，老太太常到我家串门，我叫她潘大奶。一次我有病发高烧，吵着要吃大鱼，是潘大奶说的情，母亲才破例买了条鱼，我才算吃到了鱼。一九五六年我家搬到南通天街旁的先锋里一号居住。那时我已经逐渐记事了。记得搬家时父亲把我扛在肩头走进大院，我看到院内的新房子，吵着要下地自己走。门窗上散发着油漆气味，确时让我感到新鲜。
   这院子是沈阳县商业局宿舍，（那时市郊总社划规沈阳县称沈阳县商业局。）是父亲单位的宿舍，整个院由四栋砖瓦房组成，共三十八户人家，两正两厢，整体成L型。我家住在正房的最西头的一间半房内。建房时是父亲担任施工总管，听母亲说当时建房时父亲没日没夜的在工地忙，根本照顾不到家里，家里的一切事都由母亲一人支撑。那时舅舅在农村家里没有事做，原想父亲是施工总管，求父亲帮忙给安排个活儿，挣点钱，但却没有得到父亲同意。原因是父亲为避嫌，以防别人提意见说是自己以权谋私。后来在实在缺少小工找不到人的情况下才安排了几天短工，让舅舅干挑砖的重活儿。记得我长大之后，舅舅在谈到父亲时曾说过：“姐夫的面前只有原则，想借他点光，趁早别想。”这就是舅舅对父亲的抱怨，这也的确是事实，并非抵毁。
   我幼小时父亲的面孔是严厉的，我简直不敢面对他，这种感觉一直到我二十多岁才缓解。这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父母亲的一次生气给我留下的影响。那是一次在县政府礼堂演戏，父亲带领几个秘书负责剧场秩序，把住门口凭票入场。正赶上那天县长夫人要去看戏，便拉着母亲一起去。母亲说；“我没票。”县长夫人说；“没票不要紧，我带你进去。”就这样县长夫人就带着母亲坐着县长的汽车到了剧场。在剧场门口母亲下汽车时正被父亲看到，就在进门的时候父亲把母亲拦下让她出示门票，母亲拿不出票来，父亲就不让她进剧场，让她回家。母亲这下着了急，剧场离家好远又不通工交车，自己又找不到路，急的没办法。看到这情景站在一旁的县长夫人急了，把父亲推到一旁说道；“你这小伙子太死心眼了，快躲开不然明天我让县长处分你。”说着硬是把母亲拉到剧场里面。就为这事，那天晚上父亲回家把母亲好一顿训斥。父亲说；“你没有票就不应该占公家的便宜，而且你还坐县长的汽车，那汽车是你该坐的吗？”母亲低着头流眼泪,一声也不吭。看到父亲那严厉的面孔，我被吓的躲在母亲的背后不敢看他。后来父亲又在县政府剧场补交了两角钱戏票款。从那时起我就很惧怕父亲。那个阴影在我的记忆里存留了好多年。

   就在一九五六年,家里添了台收音机，是北京牌的。收音机当时在社会上是家庭四大件之一（除收音机外还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统称四大件）父亲每天早晚都要听新闻，即早七点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和晚八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我也学着摆弄那收音机，当然我更爱听的是少儿节目“小喇叭”和孙敬修老爷爷讲故事。父亲听收音机时是绝对不允许我们吵闹的。现在我对新闻的关注可能就起源于小时候受父亲的影响。

  一九五七年春节过后的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弟弟出生了，母亲仍是剖腹产，但比起生我时要好些，因为三叔已经毕业分配了工作，不再用父亲的钱了。又因为父亲工作的成绩出色,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工薪也涨了一级。虽是如此，生活还是挺艰难的。记得母亲出院的那个晚上。同院的王婶送给母亲十个鸡蛋补补身子，（即此方人称的下奶）那天晚上，那十个鸡蛋我一直忘不了。现在的老年人常说：“五十年代是人帮人”那真是一点儿不假。王叔（王宝昌）同父亲都在沈阳县工作，关系也相当好，一有大事小情的，父亲都象对亲兄弟似的跑前跑后。那个年代人与人的关系是相当合谐。
  那个阶段收音机中常广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我不懂就问父亲：“什么是双百方针。”父亲告诉我说：“就是让每个人说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表达自己的意见。”那时我还似懂非懂，不知其意。不长时间广播里又播出了《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称右派份子疯狂向党进攻。反右的运动开始了。我们院的刘叔（刘鼎汉）被定为右派。这刘鼎汉是大学毕业，很有文化，但平时他与邻居很少接触。属自侍清高的那种人。家有六个孩子。唯一的男孩脚有残疾，名叫“大千”。我们时常在一起玩儿。刘鼎汉被定为右派后言语就更少了，所有家里的事情都由他老婆刘婶去处理。大约在文革前的一九六五年末，他卧轨自杀扔下孤儿寡母，自己先走了。

   一九五八年国家实行大跃进，那时新上了许多企业，收音机里广播也说中国妇女是一个广大的人力资源。也就是那年母亲到小五金厂上班了。（即三十多年后的沈乐满热水器厂）那时弟弟尚未断奶。母亲有了工作家庭收入就会多了些，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工厂里没有托儿所，我家又请不起褓姆，看护弟弟的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弟弟那时还不到两周岁，那时我才四周岁。每当母亲上班时就把我和弟弟锁在家里，临走时叮嘱我;“不要玩火，不要动火炉，在炕上玩儿。”还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我：“小弟小，不懂事，你当哥哥的谦让些。”这些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我也真的是听话，就一再谦让他，这谦让一直在我的生命中延续，并持续了许多年，甚至更远更久。没办法，谁让我是哥哥了呢？
   姐姐那时在小学读书，是小南边小学的三好学生，左胳膊上的三道杠就是标志，老师说她是全面发展。姐姐名为“媛”媛字在汉语中是美女之意，对于姐姐的长相而言，也还真对得起这名字。但她却有男孩的性格、脾气火爆。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刚愎自用。她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大缺点，总是盛气凌人，使人无法和她接近和沟通。古人云：“三岁看到大，从小看到老”“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那可真是一点儿不假，这种性格一直持续着，一直持续了她的一生。姐姐在四十多岁后我曾对她有句戏言说：“姐姐最适合的工作是在法院做审判员，并且最适合做终审。”至于让姐姐看护弟弟那是根本没有门儿的事，可能只有我才能胜任这工作，是最称职的褓姆。  
  从一九六零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伴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一块儿到来了，可能还包括大跃进盲目冒进对人们的报复。沈阳城里的粮食基本断顿。每人每天三两粮食还要限时供应，有的人真的被饿死了。那时有自行车的人家都骑车到野外去挖野菜，撸榆树钱，榆树叶。凡是能吃的东西都是人们猎取的目标。我记得那时的榆树钱是最好吃的，嚼在嘴里粘糊糊的略带甜味，当然苣荬菜（即苦菜）是最好的菜，人吃了既去火又不拉稀，但已很难挖到。那时就连榆树皮都已被扒光。
   距我家不远的外院，一户人家的男主人，领着自己的孩子到野外去刨甜根。（即开喇叭花的那种野生植物的根，也有叫救命根的。）他用二齿勾刨到了甜根，那孩子就去用手捡。不想这第二下刨下去正刨到那孩子的头上，当时孩子就死了。这是误伤至死，但也有人说：“那家人人口太多，吃的太成问题了，那男人是故意对自己孩子下的毒手。”这有可能是别人胡乱猜测。
   这灾害一直持续着，我还记得我家对门住着代叔家，那代叔有点能耐。（代玉辉）不知从哪搞来一带车子喂蚕的桑树叶吃，虽然难吃，可毕竟有了吃的。但有能耐的人毕竟是少数。当时政府曾发明了淀粉，说是淀粉实际就是用玉米芯和火碱发生化学反应，然后粉碎成粉当粮食吃。就是这种淀粉也是按人口供应，数量也控制的相当严。那时粮店供应的粮食大部分就是这种淀粉。
   现在回忆起来，母亲在过日子上确实是持家能手，生活虽然艰苦，但仍能维持到家庭生活不至于到断顿揭不开锅的地步。但吃饭时还是要分着吃，分给多少吃多少。对我们姐弟三人，弟弟小刚断奶吃好一点儿理所当然。但姐姐的心里就不平衡了，有次母亲做饭时把用淀粉蒸的大饼子捡到盆里，屉布上粘了点儿大饼子渣，母亲用手捡起来放到嘴里吃了，姐姐却在门缝里偷看，生怕母亲偷吃。那时的我还不了解自私是人的本性的真正含意。只知道母亲告诉的话就要记住，就要照办。姐姐就叫我“大傻子”，当然姐姐就拉拢弟弟合伙儿打我的主意，孤立我。那是常有的事，有时我把这些事告诉母亲，母亲总是劝我说：“小弟小让着点，你姐不懂事儿，别跟她一般见识。”每每如此,我都按母亲的话办。时间一长也没有必要再同母亲说这些事了，说了又能怎样呢？

   一九六零年的夏天，我和弟弟被父亲送到东陵农村的祖母家里，那时农村正搞大食堂，每户人家都要到大食堂吃饭。如果发现谁家的烟囱冒烟就到谁家去查，可见当时形势的严峻。祖母家没什么吃的，只有园田地里的茄子土豆。临去时父亲从家里带了些黑面（普通粉）做口粮。老叔（父亲同母异父的兄弟）看到有黑面就用水和了，准备第二天早上蒸馒头吃。祖母发现后对着老叔大吵了起来，吵了很长时间。埋怨他不该吃这些，等以后她过生日时包饺子用。这一吵，把我吓的躲在一边不敢吱声。后来祖母不吵了，我拉着祖母的手悄悄的对她说：“奶奶，明天蒸馒头你们吃吧，我吃茄子就行。”祖母当时以为我小不懂事才吵，不想我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也觉得不太妥当。就对我说：“大孙子，就是我不吃也得给你吃啊。”那一晚我不知道是怎么睡去的，也不知道以后能会怎么样。
我在祖母家住了大约有二十天，同院的小孩带我去大地里去玩，因为弟弟小还不能带他去。那群孩子只领我去。大地的地头有座粪堆，那是人的粪便，堆成堆，上边盖层土。不想我一只小皮鞋陷到粪堆里。我跑回去告诉祖母；“鞋陷里了一只。”祖母走到粪堆边上看了看，也太脏了。就对我说：“让你妈再买一双吧。”当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我想如果我妈在这，就一定能帮我把鞋捡回来。
住的炕不烧火也真凉，再加上整天吃茄子土豆使我和弟弟都脱肛了。因为我比弟大些能在地上和外面跑，病情没有弟弟严重。如果真的到了脱肛时自己也有办法恢复。而弟弟整天在炕上坐着，相比之下病情就严重的多，脱肛后就回不去。没办法，父亲就把我们兄弟二人接回家。回家后弟弟经过中医调治并配合明矾外洗，不久就全愈了。而我因为病不太重，也没有经过调治，却落下了痔疮病的病根。在十二岁那年做了次手术，但仍没有根治，时常复发。日常生活相当谨慎，不敢着凉和吃辣的食物，以免犯病，四十多年一直如此。

   一九六一年的春节就要到了，那年的春节政府按市民的人口数每人分得半斤大白菜和半斤饼干，饼干是由玉米面和黑面混和做成的。那天父母都上班去了，是姐姐领的这些东西。我清晰的记得那二斤半白菜是半颗，是按白菜生长方向从中间切开的。至于那二斤半饼干是用纸袋装的。姐姐拿到饼干后就先吃了一块。她觉得很好吃便又去拿第二块。看到这我对姐姐说；“先别吃了，等我爸回来用秤约了该不够份量了。”姐姐说；“这饼干干，没事。”我又去劝阻，这时姐姐却吼了起来；“怕不够份量你就别吃。”就这样姐姐拿了五块，又给弟弟五块，想了想又拿一块给我。（可能是怕我告密，想堵我嘴。）我说；“我不要。”她凶狠地说；“不要拉倒，不许告密。”余下的饼干被她放在水缸根底下。（为了吸收潮气，补充分量，骗过父亲。）晚上父亲看到了白菜和饼干也觉饼干的重量不够，拿起一块咬一口也挺潮的，道也没有用秤称。当然我也没有告密，也就算洁身自好吧。从这以后姐姐更叫我“大傻子”了。

   一九六一年的八月的一天下午，在小南边小学当少先队大队长的姐姐匆匆跑回家，拿着户口本领着我到学校报名上学。我跟着她到学校的报名处，报名处是在学校的一个窗口，由一个老师专门考查一下入学者的智力。要求报名者能数十个数和能说出自己几岁。那是一名戴眼镜的女老师，当排到我时那老师看了看户口本就问我；“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我因为从来没有和生人说过话，吓的我躲在墙垛后。这老师见状就问姐姐；“他会不会说话？”那老师把我当成哑吧。姐姐说；“我弟弟没见过生人，只是却生”就这样我被录取了，并在小南边小学上了三天课。后来母亲说我太小，怕被大孩子欺负就不让我再上学了。就是因为这次小学没有上成，而在这以后的十一年后母亲曾后悔过说；“当年不让你退学就好了，如果当年不退学现在就不会下乡做知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