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婚恋（黑土地插队生涯之四十五） - 纪实文学 - 中国知青网

我们的婚恋

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恋自然就是当年知青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知青刚到农村那会，大都不到二十，因此也显得比较单纯和幼稚，因而在个人的情感方面亦无过多的烦恼。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单调的乡村生活和年轻人青春生理所带来的某种特有变化，开始日益变得强烈。尤其对那些感情相对丰富、或者说是缺少某种克制力的知青来说，他们似乎开始比常人提早进入恋爱和结婚的阶段。

这种情况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也有着重要的环境因素，当然与每个人的生活境遇、生理特点、家庭情况和认知亦密切相关。既有生活和环境所迫，也有青春生理所需，更不乏仅是作为一种排解心理空虚的游戏。由于年轻幼稚、生活贫困、甚至缺少心理准备，因而，对大多数知青来说，这种恋爱和结婚或许少了些许甜蜜，却多了几分烦恼和苦涩。

当然任何社会或每个年代都有各种版本婚恋失败的众多故事，也不乏劳燕分飞，甚至恋人成仇、夫妻成敌，或婚后生活穷困潦倒的诸多现象。但是，因社会因素造成那些现象的，大概在那一特殊年代的知青身上反映得更为强烈、更为凄楚。当然，知青恋爱婚姻中也不乏真正两情相悦、相濡以沫、同甘共苦者，以及因此而培育并结出真挚爱情硕果的幸福伉俪。然而，无论如何，知青们所经历的这条人生之路，远比如今的青年来得艰难、来得痛苦，甚至来得凄婉。

应该说，最初两年我们这些大多数似乎还是毛孩子的知青，对恋爱婚姻的认知几乎是很苍白的。因为一则年事小了点，二则当时我们的知青点基本还是沿袭着上海中学中男女生界限分明、互不搭理的做法。以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多数男女知青仍互不搭话。

再说，那时节的年轻人由于更多地接受了传统的红色革命教育，因而对人们赖以繁衍生息的恋爱和婚姻的理解也是极为幼稚的，对“性”的字眼也是讳莫如深的，当然对其的认知肯定也是错误的，甚至是无知和茫然的。即使后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异性好感的产生，大多数人还不敢轻举妄动。其原因，除了受到思想观念方面的束缚外，还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所带来的各种困惑。

困惑既包括不甘长期呆在农村、指望上学或招工的期盼，也有无法适应盖房、生子、终日劳作田间的农村长期生活的想象。于是，压抑自己的情感，或是说放弃青春时期应该得到的那种美好追求，便是我们当时极为普遍、也是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毫无疑问，我们那代人，绝无当今年轻人那般的开放和浪漫，更不可能有如今“想唱就唱、想爱就爱”的快乐境界。尤其是在我们新立大队所谓“正人君子”扎堆的地方，更是缺少那种自然条件和土壤。早恋的现象即便有，头两年也是处于藏着掖着的状态，一般不会大模大样。

即使到了后几年，新立知青相互间恋爱的也不多。有的话也无其他有些队那样整天成双成对，甚至有些“肆无忌惮”的模样。以至于某天清早，一位起早到井台边挑水的男生，偶尔间见到两位恋人在食堂亲热的情景时，不由惊异得如同发现天外来客那般，赶紧扔下水桶，迅即奔跑到宿舍将这一当时我们看来有些吃惊的举动、甚至似乎是特大快讯，告诉给还未从梦中醒来的我们。

我也非常清楚地记得，1973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在我们知青宿舍借宿的上海慰问团干部有些惊讶地对我们说，你们队里的知青晚上怎么都呆在宿舍中？而在其他队里夜晚的宿舍中是基本没人的，往往只剩下我们几个老头子，男女知青大都成双成对地出外谈情说爱去了。

诚然，婚姻实质上是一种自然法则，本该是无可厚非的东西。但是，当时许多人的婚姻似乎多了一份悲情。知青与当地青年的结合，是当时涉及面较广、酿成苦果最多的一种婚姻。在知青与当地青年结合的婚姻中，女知青嫁给当地男青年的人数明显超过了男知青娶当地女青年的人数。这因为，一般来说，女知青的体格、群体意识和与艰苦环境的抗争能力要逊色于男知青。在远离家人和面对艰苦的劳动时，女知青更需要得到别人的爱抚、友情、关心和帮助，尤其是当下乡初的热情冷却、幻想破灭时，她们很容易为当地男青年的慷慨帮助所打动，成为婚姻的俘虏。她们往往会用一种实质上是非常沉重的代价，去换取不用下地干活或所谓的安安稳稳在家过日子的生活。

印象中，我们公社知青最早结婚的是五三大队的一位女生，她嫁给了当地一位老乡。这是我们刚到农村的第二年，尽管女青年已到当时法定的结婚年龄十八岁，但仍让我们那些上海知青感到非常吃惊，尤其是听人说那长相不错的女知青，竟然嫁给一个家中穷得叮当响、甚至有些“二癞子”的人时，更觉得不可思议。那消息当时绝对是一条爆炸性新闻，瞬间便在各知青点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没多久，我们的筑路营驻扎在松树沟，于是，满怀好奇心的我们，便偷偷来到他们的“新房”外试图探个究竟。意想不到的是，所谓“新房”竟无半点新房的模样，不过是一间外墙斑斑驳驳很破旧的泥草房，透过窗户看到的除了一铺土炕外，竟无任何家具，实实足足一副家徒四壁的惨象。当时我们着实抽了一口冷气，实在想不通那女生为什么如此急着走上那条婚嫁之路，为什么那么义无反顾地过上那种非常贫困且有些遭人白眼的艰难生活？

个中的原因大概只有那两位当事人最明白，旁人似乎也没有太多关注和责备的理由，不过长久以来一直感到有些百思不得其解。欣慰的是，不久前，听说那两位当事人以后日子过得不错，两个子女也都蛮有出息，全家也都回到了上海，过上了平安稳定的生活。

意想不到的是，三十多年后，本人竟然在同队的知青家中见到了当初那件事情的男主角——那位曾经的当地青年。令人有些吃惊的是，此人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似乎是个极善侃的人。我不禁暗暗思忖，难道当初竟是那张三寸不烂之舌打动了女孩的芳心，抑或还有其他原因？其实，无论是“是”或是“不是”，都已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他们过得很好也许是最好的答案。

也就是在我们到农村的两三年后，知青结婚的消息开始不断传入我们的耳中。不过，这类消息的女主角大都是上海知青。一般而言，女知青嫁给当地男青年要省去许多对知青来说非常难办的盖房等事情，这或许也是为什么男知青很少在当地结婚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些女知青离开知青集体户，便开始了一种新的、也许是更陌生的生活，那种滋味和体会也只有她们最清楚，我们是绝无法揣摸的。但无论如何，她们好歹也算有了一个家，也多了一份依靠，或许还多了一份似乎并不美妙的希冀。

就是在那个时节，我们的知青点也出现了首个结婚户，女知青小顾嫁给了当地的男青年栾昌友。小顾年长我们几岁，身材矮小的她很难适应黑龙江农村繁重的农活，或许她非常需要尽早摆脱那种生活的羁绊，因此她的出嫁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她也因此比我们大多数的知青更早地进入了一种新的、在她看来似乎是较好、但肯定是并不太美好的生活状态。或许那种状态会长期地影响着她的整个人生。

小顾的结婚仪式无疑是简朴的，在那个年代、那块地方、那种场合，你想奢侈和排场也绝无可能。尽管没有花轿，没有更多的嫁妆，但必须要有因地制宜、也算比较隆重的嫁娶仪式。

于是胶轮马车替代了花轿，辕马和套马辔头上结上的红绸替代了婚车上的鲜花和彩带。尽管知青宿舍与她们的新房近在咫尺，但是穿着一身新装的新郎还是拉上新娘，并带上陪伴的傧相和小顾的几个小姐妹，坐着马车，打着响鞭，欢欢喜喜地在屯子里转悠了一番。

那时，只听得阵阵马蹄声和串串欢笑声荡漾在宁静的屯中，只觉得本该充满甜蜜和幸福的欢声笑语中，似乎多了几分难以言状的东西，这东西究竟是什么？一时也很难界定。我们曾见过无数的婚车，见过不少的婚礼，但似乎唯有小顾的结婚仪式留下的印象最深。

也许是知青们对同伴的这种变化还不太适应，不少知青对小顾的终生大事的态度似乎表现得格外淡定，除了一些比较要好的女知青帮着张罗一番、一部分知青送了些薄礼及喝了顿在我们看来非常简单的喜酒外，许多知青更多地是作为一位旁观者，而没有给予其更多的支持，哪怕是形式上的某种呼应。或许，那时节小顾很需要这种支持，哪怕仅仅是精神上的某种慰藉。但是，我们这些压根还未长大的学生似乎连在道义上也未给小顾任何赠与，今天看来，或许这正是当时我们的幼稚之处！

应该说，恋爱和婚姻对年轻人来说，是一种两情相悦的感情升华、男女之间肌肤相亲的精神享受、人性固有的天伦之乐。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知青们在经历那一过程时，与如今年轻人相比，缺少了许多欢乐。所面对的，更多的却是悲情和痛苦，至少是多了不少难以想象的烦恼和忧愁。

著名作家叶辛的小说《孽债》，很好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知青恋爱婚姻所引起的思想冲突、社会矛盾和家庭悲剧。尽管大多数知青的经历，不可能都如该小说描述的那般曲折，矛盾也未必如其中所反映的那样尖锐，但那份磨难和辛酸几乎是如出一辙和无法避开的。

尤其是对于那些选择农村青年作为配偶的上海知青来说，不知是世俗观念作祟，还是城里人的偏见，或是其他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他们所遭遇的艰辛与磨难，似乎远比同为知青组成的家庭多得多，他们遭受的心灵上的痛苦和生活中的困难也似乎比后者多得多，他们的生活旅程大都比常人走得更为艰辛。

知青作家贾宏图在他的小说《我们的故事中》曾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逊克的真实故事（见附文），其男主人公戴剑馘是小说《拉幕吧，戏演完了》的作者，本人也曾与之打过交道。故事情节十分凄美，也非常感人。自然，大多与当地青年成婚的知青的婚姻不会如该故事主人公那样曲折和凄楚，也不一定有那样的喜剧结果，但他们的遭遇和经历却似乎同样令人唏嘘、同样耐人寻味。

在那时，与当地青年结婚的知青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巨大压力。因为几乎所有的父母对子女违背自己的意愿在农村贸然“扎根”都不会泰然处之，于是许多知青不得不面对断绝经济资助、或以中断家庭关系为要挟等，那些最常见的压力或手段。为了维护那份感情或者说是婚姻，他们需要承受许许多多的压力，其中包括回城探亲时来自亲友、邻居、老同学们的冷嘲热讽。因而，使得本该非常快活的人生重要一步，却走得非常不爽，以至于长时间一直与忧心忡忡相伴，被一层厚厚且挥之不去的阴影所笼罩。

当然，更感到痛心的是，因为与农村青年成婚，作为上海知青的一方，往往不能与大多的知青一起返城，一般会稍后几年回沪，以至于使他们很难较快融入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很难适应本来节奏就显得非常之快的上海城市生活，很难有一份较为称心的工作，因而生活也就过得相对较为艰辛。因为与农村青年相恋和成婚，作为上海知青的一方，在子女入户等问题上多了几分阻力和烦恼，甚至会为兄弟姊妹所设置的障碍搞得心力交瘁，原先兄弟姊妹的关系也会因此而变得形同陌路。因为与农村青年相恋和成婚，他们多了许许多多本该不应有的曲折，多了许许多多远甚于常人的忧愁和烦恼。

同样，正如《孽债》所揭露的那个年代因知青返城而引发的许许多多悲欢离合的故事那样，大规模的知青返城，也给一些知青那份原本并不太坚固的恋爱带来了考验。虽然新立的知青没有留下如叶辛笔下的那份孽债，但也发生了一些当初看起来似乎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回到上海，回到那个受到西方思想文化长期浸润、曾经名震全球的十里洋场，来到远比新立屯广阔得多得多的更大天地，人们似乎有了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处于婚龄的年轻人也就多了几分重新选择的理由。于是，有些已相处得很好、甚至本该进入婚嫁程序的恋人，不得不因某一方的情变而就此分手。

因为一方回到上海，而某一方一时未能回到上海，人们不得不面对日后两地分居所带来的不便和尴尬，“目光长远”且非常现实地选择了放弃。放弃了那份原本非常纯真的感情，放弃了那份因曾经同甘共苦而得到的真挚，放弃了那份当初曾让我们羡慕不已的初恋。尽管我们无意担当“从一而终”腐朽观念的卫道士，不过，当初、甚至今天，我也经常会庸人自扰地胡思乱想，经常会为那些曾经情投意合而最后分手的插兄插妹感到惋惜、感到痛心。

其实，婚姻这档子事情，也正如作家池莉所说的那样“离婚不是件坏事，是一件正常的事，……婚姻就是一个契约，和世上所有的合作都一样，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恋爱不过就是一种意向，有了意向只不过表示有一种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并不能保证一定成功，何况经济社会生活中签过意向书而最后不成功的事实也是实在太多。因此，尽管我们对插兄插妹的分手感到惋惜和痛心，但大可不必对此加以指摘，或者不负责任地说三道四。

显然，放弃有很多种理由，那种理由也许只有当事人自己更加明白。使人宽慰的是，那些分手的兄妹们现今生活大都过得很好。这是缘分不够的关系？抑或是时间是抹平心灵创伤的最好东西所致？这辈子我们大概是永远弄不明白，或许也是不需要我们去弄明白的。

附贾宏图的文章：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凤

在后知青时代，最流行、最感人的知青歌曲要数李春波的《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那个凄美的故事让我们这些老知青伤感甚至有的人要忏悔。我也要讲一个类似的故事。那个村子在逊克县的边疆公社，地处黑龙江边，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屯子。因为附近的农民常到这一带的树丛中下套子抓山兔、野鸡等野物，这个屯便被村民们叫作”下套子屯”。其实这个下套子屯的最大收获是套来了一大帮上海知青！

1969年那个残雪未融春寒料峭的四月，突然８０多个活蹦乱跳的青年男女一下子涌进这里插队落户。宁静安睡了百年的小屯被吵醒了！男女老少都跑到村口，惊喜又惶恐地看着这帮来自遥远的大城市的洋学生。人群中一个“长得好看又善良”的姑娘目不转眼地望着在身边走过的背着行李的每一个青年，突然一位高个清瘦戴着眼镜的小伙子，对她深情地一笑，在目光相交的那一刻，姑娘也笑了，却害羞得红了脸，低下了头。后来她知道了他叫戴剑馘，上海69届的初中生；他知道了她叫程玉凤，村里人都叫她小凤，真的“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谁能想到，两个年轻人感天动地的戏剧人生就从相互凝望的这一刻开始了。

上海知青的到来，让这个贫穷闭塞的小村充满了活力，村里的年轻人愿意干活了，每天和知青在一起说说笑笑，单调的日子也过得丰富了。村里的男青年都学会了刷牙，姑娘媳妇也爱打扮自己了。在欢乐的年轻人中，你总能同时看到小戴和小凤，他们不说话，只是时不时地远远地相互凝望，这就是宋丹丹对赵本山说的“暗送秋波菜”吧。当然，知青们也给村里带来许多麻烦，他们时不时地和当地青年打架，从小习武善斗的小戴总是冲锋在前。他们也常干些偷鸡摸狗的事儿，知青点的伙食很差，他们自己动手......老乡们又好气又好笑，无奈地说：“都是十五六的孩子，正是讨狗嫌的时候！”

黑龙江的冰雪融化了，江边的树泛绿了，地里的花也开了。年轻人的心也像春天般生机勃发。下了工，知青成双成对地往江边跑，往树林子里钻。有一天傍晚，小戴领着小凤，也穿过树林，坐在了江畔，他看到在夕阳下闪着金光静静流过的黑龙江，想到了家乡的黄浦江，不禁一阵伤感。小凤安慰着他，他们的手还没等拉在一起，小凤的父亲跑来了，边骂边打地把他们赶走了。“你这个不要脸的姑娘，敢和知青钻树林子，看我怎么打折你的腿！”小凤哭着跑回家，妈妈劝她：“那些知青偷鸡模狗的，什么活也不能干，能和他们一起过日子吗？过不了多久，他们肯定要走！”小凤只是一个劲地哭，边哭边摇头。

春去秋来，庄稼种了，又收了。黑龙江雪捂冰冻，漫长的冬季又来了。对小戴来说，看不到小凤的日子比严冬还难熬。小凤的父亲琢磨着，如果不把小凤早点嫁出去，早晚要和那个姓戴的小子出事儿！他听说，附近毛子屯有个二毛子（中俄混血儿）小伙子，人老实还会木匠手艺。他托人一说，人家非常高兴，小凤是远近闻名的漂亮姑娘！不几天就把彩礼送来了。小凤一听就炸了，死活也不同意！父亲动手打她，她离家逃跑。那是一个风雪弥漫之夜，全村人和知青们打着火把，到处寻找，终于在大江中间小岛的树丛中找到了，那时的她已被冻僵，再晚一会儿就没命了！小凤的妈妈哭着对她说：“孩子咱认命吧！咱都收了人家的彩礼......”小凤什么也没说，就是不吃饭！三天过去了，她已奄奄一息了。老程头害怕了，对小凤妈说：“快去找小戴吧！要出人命了！”半夜时分，小凤妈急忙跑到知青大宿舍，好不容易推开被尿冰冻死的房门，在大通铺挨个推醒戴着棉帽子睡觉的知青，终于在第六个位置找到了小戴：“快起来吧！大婶求你了，快去救救小凤吧！”小戴一骨碌爬起来，披起衣服就跑，小凤见了他抱头痛哭。小凤妈也跟着落泪，一直到老程答应退掉和二毛子的婚姻，小凤才吃饭。

勇敢的农村姑娘小凤以生命为代价争得了和心上人的自由爱情。从此他们俩形影相随，小戴变得安分了，爱劳动了；小凤变得开朗了，活泼了。小戴喜欢了小凤的朴实真诚和聪明善良，小凤喜欢小戴的正直仗义和勤奋好学。村里人都说，他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可是他们俩谁也没把“我爱你”这三个字说出口。这一年的秋收之后，刚开始飘雪的日子，知青开始放长假了，小戴要回上海探望母亲了。小凤和妈妈，把他送到村口，请他给亲人捎去木耳、蘑菇和白瓜子，那都是小凤精心准备的。在挥手告别的时候，小戴看清了小凤那眸子里幸福的泪光。

小戴回到上海两个月后，突然收到小凤父亲的来信，说小凤得了肾炎，很重，要住院治疗，急需300元钱治病！如果你能拿出来，小凤就是你的。你要拿不出来，小凤就是人家的了！小戴心急如焚，可在1972年，这300元钱对他可是天文数字，父亲早逝，母亲在街道小组糊纸盒，每月只有十几块钱的收入，他劳动一年挣的工分都扔在探家的路上了！他求钱无门，欲哭无泪，但是他相信勇敢的小凤是不会屈服的！

就在那一年的小年夜，邻村的四个年轻汉子，把小凤架上马爬犁，她死活不走，死死拽住门框，她大声地哭喊着“小戴呀！你快救救我，他们把我卖了！小戴呀，快来救我！”那哭喊声渐渐消逝在风雪中。那一天正刮着“大烟炮”，狂风呼啸，大地呜咽。它们在为一个弱女子的不幸悲鸣！

当戴剑馘从上海出发一次次换火车换汽车，赶到数千里之外的边境小城逊克时，村里的人告诉他：“小凤让她爸嫁给外村的一个放牛的了。临走时还喊，小戴呀，快救救我！听说，现在小凤疯了，送进了北安县的精神病院！”听到这儿，小戴已是泪流满面了……他急忙往村子里赶。

听说小戴回来了，小凤的父亲先来找他：“小戴呀，叔今天在江里插了两条鱼，到我家喝酒去！”坐在炕桌前，老程对他说：”叔对不起你，可真是没有办法呀！咱们亲戚作不成了，情义还在，以后常来家喝酒！”小凤妈在旁边一个劲地哭：“只怪这孩子命不好！”小戴一杯又一杯地喝酒，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泪水顺着脸往下流，这是他一生中最苦的酒，他只能吞下去。

后来小戴听说，那男人对小凤挺好，可她的病时好时犯。再后来，听说她生了个孩子，脑水肿，很快就死了。这回小凤完全疯了，到处跑，不吃也不睡，见谁吐谁，见谁骂谁。人家提出离婚，小凤的爹妈只好把姑娘接了回来。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变得空洞呆滞了，那又粗又长的辫子也剪掉了，剃了个光头。全村人看到小凤这个模样，没有一个不掉泪的！当然最伤心的要数小戴了……

在大队当书记的是小凤的叔叔，他怕小凤看见小戴会加重病情，就把小戴打发到二三十里外的草滩去放羊。艰苦又浪漫的游牧生活开始了，白天他赶着羊群在无边的草地游走，晚上他躺在露天的草屋里数着天上的星星。几次梦见“大眼睛”和“大辫子”的小凤突然变成了在田野里狂奔的光头的小凤，他惊醒了，竟是一身冷汗和满脸的泪水。有一天，小戴照例赶着羊群向草地走去，他突然发现湛蓝的天空上，游动着丝锦似的白云，坦荡的绿草在微风中如波浪般涌动，星星点点的野花飘浮在绿海中格外的耀眼，羊在亲昵地呼叫，鸟在优雅地鸣唱……这眼前美妙一切，竟让他流下眼泪，他想大声歌唱却想不起唱什么，他想尽情地赞美却想不出用什么词句，他只有对着长天声嘶力竭地喊叫！那一天，他下了决心，每天要对自己说话，否则他会失语；每天要写作，给自己写信，否则他会忘掉所有的文字。

当晚小戴潜回下套子村，从知青宿舍中偷回有字的书和报纸。从此开始对自己的文字启蒙，认字、组词、造句，分主谓宾，划定（语）补（语）状（语）。接着写短信、短文，又写长信、长文，渐渐地他发现当年被老师赏识的文学才华正在恢复。为了学习，他把每天的三顿饭改为一顿的黄豆汤和黑面饼，那饼黑得掉在地下找不着。有一次他回到住地却找不到自己的小土屋了，原来它已在大雨中坍塌了，他从泥中挖出行李和他视如宝贝的书，又赶着他的羊群走了。后来队里又让他放猪，猪可不如羊好管，聪明的小戴来个发动群众，他把全村的30多个半大的小孩儿，分成几个小组，一组听他讲故事，另几组给他放猪。他的讲演才能得到很大的锻练和施展。

天无绝人之路。1976年随着文革的寿终正寝，小戴也迎来了自己的机遇——恢复农村教育，要在知青中招收教师。下套子村的80多个知青参加了考试，小戴考了个第一名，大概得益于他的“游牧自修大学”，于是只有小学学历（69届刚上初中就下乡）的戴剑馘同志当上了中学的语文教师，第二年又正式被转为不再挣工分的国家干部。全村的人都说这回“下套子”再也套不住小戴了，这小子总算熬出头了。小戴确实走出了下套子屯，到另一个村的中学上班了。走前他偷偷地去看过小凤，她疯得更厉害了，再也不能到村口去送他；他也无法对她表达：“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小戴是流着眼泪走出下套子的。一步一回头。

亲爱的读者不要伤感，我们的故事并没有完。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几年之后，小戴又到了下套子村教书。这些年最让他心里放不下心的就是小凤，他的耳边经常响起小凤的呼唤：“小戴呀，快来救我！”他终于再一次走进小凤的家门。小凤妈给小戴端上一碗糖水，这是他们家最高的礼节了。

小戴对她和老程说：“大叔大婶，我要娶小凤！”

“什么！”大婶惊叫，她手中的一碗糖水“啪”的一声就摔在了地上。

“孩子，你可要想好啊！这样太委屈你了！我们可不能再对不起你了！”老程说。

“大叔啊，我想好了！我都想了８年了，你就成全了我们吧！”小戴含着眼泪说。

这时小凤的父母放声大哭，弟弟妹妹全哭了，全家人都哭成一团！只有小凤傻怔怔地站着，不知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1979年春天的一个日子，那一年小戴27岁，小凤26岁。小戴领着小凤的妹妹到公社替小凤办结婚登记手续。回到家，小戴拿着结婚证书，对小凤说，咱们俩结婚了，你看这就是证书！她好像忽然醒过来了，抱着小戴大哭起来，边哭边喊：“小戴和我结婚了！结婚了！”小戴买了两只大鹅做了些酒菜招待乡亲，可惜没有一个知青参加，全村的80多个知青都走了。小凤给大家点烟倒酒，跟正常人一样。村里人都说，这回小戴把小凤救了，天底下难找的大好人啊！

三天后，小凤又犯病了，可是有小戴的照顾，比过去轻多了。一年后，他们的儿子亮亮出生了，小凤整天把他抱在怀里，生怕被别人抢去，她再也不跑不闹了。小亮亮一直到６岁还吃她的奶。

几年后，小戴的命运又发生了转机，县教育局长到学校检查工作，可就是找不到小戴，也看不到他的教学笔记。原来他正躲在家里和上海电影厂的写过《乔老爷上轿》的编剧研究剧本。教育局长说：“干脆我给你找个能发挥作用的工作--白天跑四方，晚上补裤裆。”不久，小戴调到了县广播局当上了记者。这下子他如鱼得水，很快他成了县广播和电视最好的编导，还当上了主管业务的副总编。小凤和亮亮随他一起进了县城，住上了宽敞的好房子，病也好多了，小戴对自己的生活和事业已经很满足了。

1997年，小戴又作出他一生第二个最重大的决定，第一个是和小凤结婚，第二个是回上海，为年老体衰的老母亲尽孝！于是46岁的退休干部戴剑馘要带着小凤和读中学的儿子回上海。小凤的父母对他说：”小戴你该回去了，你们爷俩回去吧！把小凤留下，我们照顾她！你把一个疯媳妇带回大上海，人家要笑话死你！”小戴说：”我自己过日子，别人说什么我也不再乎！”

大上海欢迎２８年归来的游子的最好礼物，是比想象还要多的困难。在天地广阔的北大荒生活惯了的一家人挤进了闸北棚户区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小凤又犯病了，她十几次地走失，每次都是两三天，好心人把她送回来，过几天她又走了！她说：“太憋屈！我受不了！”孩子不会说上海话，听不懂老师讲课，在逊克学的俄语，这里学英语，学习跟不上。最严重的是老戴（我们该叫他老戴了）每月1000多元的退休金养不活全家人。他弯下腰到桥下等着推上坡的车，他摆小摊做小买卖，都不行！他急中生智，写了十封自荐信，寄给全市各家电视台，推销一个有２０年从业经验的老知青电视编导。终于被慧眼识珠的闸北有线台聘用了。开始搞政治新闻，因为不认识市里领导，差点被炒鱿鱼，后来他自编自导搞了个“老百姓的故事”的专题节目，一举成名，现在已拍了360多期。闸北区委宣传部长被老戴感动了，他说我也没别的办法奖励你，给你爱人办个残疾人证吧！这样小凤每月有了400元的固定收入了。现在老戴名片上的头衔是“上视新闻综合频道《新闻坊》记者，闸北有线电视中心编导。”

最让老戴自豪的是他们的儿子，因为学业上的差距，亮亮没有考上大学，他到大众公司爬在底盘下学修汽车，第二年他考上了上海国际商务学院汽车系，现在大学已经毕业，还入了党，在上汽集团当白领，每月收入5000元。每月给他妈3500元。这回小凤不跑了，每天坐在家看着儿子的钱，准备给儿子娶媳妇。儿子一表人才，在学校里当过模特。对象也挺好，前几天还会了亲家，女友的爸爸是做生意的，母亲是解放日报的退休干部。他们看中了有本事的亮亮，更看中老戴一家人的善良可靠。那天小凤也出席了定亲酒席，她侃侃而谈，一点也没走板。五十多岁了，她还是很有风采。

老戴说，在上海儿子要娶媳妇，连买房子再办嫁妆大概要100万！结果媳妇家都准备好了！现在闸北棚户区动迁，我们家的房子也解决了。真是好人有好报！

老戴和小凤的故事是我偶然听到的。在上海出差，请几位老知青在“东北人家”吃饭，在座的有上海戏剧学院的副教授王其国夫妇，有哈尔滨话剧院著名女导演李贵平。我说正在写老知青的故事，贵平当即讲了他们的故事。她马上用手机找来了老戴。饱经风霜的老戴一派学者风度。他还像北大荒人一样大碗喝酒，在笑谈中断断续续讲了自己的故事。他说，当年在全村80多个姑娘中，其中还有30多个女知青，小凤是最漂亮的，是一种古典的美。他说我娶小凤，就为她的那句话：“小戴呀，快来救我！”他还说到自己的人生哲学：“心当随人，人勿随心。”我是半懂不懂。

酒桌上大家都说，应该让李春波再写一首《村里有个姑娘叫小凤》。我说，还是我先写一篇小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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