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辉煌走向低谷的知青文学路在何方----刘晓航 - 东西南北大家谈 - 中国知青网

                                                            内容提要：
    发轫于80年代初的知青文学，90年代升温何其辉煌。“呼唤人性—反思历史—重塑知青精神”成为知青文学的三部曲，形成当代文学的独有景观。到了1998年后，知青文学徒地降温，走入低谷，这是社会转型期与知青这一代人命运走向密切相关的，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造成近几年知青文学冷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新世纪的知青文学只有走出虚饰与“自恋”；在中国当代社会大历史的背景下，冷静地反思，还其生活本真，才能有发展的出路。
    主题词：知青文学——从辉煌走入低谷、出路
   “知青”，是对一代具有特殊经历的人群的称谓，由于“知青运动”与数十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命运相连，因而以表现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知青文学，就成为具有特定历史文化涵义的文学概念。那场在今天的年轻一代看来颇有些不可思议的“上山下乡”运动，距今已有30多年，知青文学也走过了30多年，它已构成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一代人心路历程的特殊窗口，形成当代文学史上的独有景观。
   一、曾经辉煌的知青文学的三个发展阶段
   呼唤人性——早期知青文学的共同主题
   发生在文革期间的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一种改变整整一代人命运的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他们在整体生存方式的根本改变中，扎根于坚实的现实和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广大知青从“红卫兵”和“造神”运动的狂热中清醒过来，开始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思考自己
和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广阔天地里，知青们的思想探索和文学创作，如在坚冰下有无数条细流在聚汇交流一样，这样便产生了最初的知青文学。
    当初，知青文学是以口头和手抄本形式流传在广大知青中的歌词和诗；如任毅的《南京知青之歌》，表达了知青们思念故乡和青春账然失落的感伤。最有代表性的诗歌是北京知青郭路生（笔名食指）写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诗人以一代人的心灵历程，抒发
了在那个特殊年代所拥有的理想、追求、真诚和尊严。这些诗抛弃了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禁锢，以活生生的生命体验和自我情感的宣泄，恢复了诗的人性和文学性。
    十年浩劫后，在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转变中，广大知青历经艰辛大返城，知青文学又成为新时期“伤痕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群星灿烂”的知青作家以饱蘸血泪的笔墨控诉了极左路线对一代知青的摧残，批判了作为文化大革命伴生物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非理性。
    这一时期和知青文学既有叶辛的《蹉跎岁月》，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雪城》，老鬼的《雪色黄昏》等激扬知青们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力作，也有史铁生《我遥远的清平湾》，描绘了在那贫困、愚昧的年代，一副苍凉的陕北高原的风俗画。既有张承志《北方的河》和《黑骏马》这样承续了当代文学浪漫主义血脉的杰作，也有钟阿成的《棋王》《树王》以平淡的叙述，将知青生活的痛苦淡化，最终走向参禅悟道，归于淡泊清凉的阴郁之作。
    反思历史—90年代初知青文学再度升温
    但在80年代中后期，知青文学一度沉寂，因为历史在前进，人们不能总沉溺在昨天阴影和呻吟里。滚滚而来的改革开放大潮席卷这一代人，去熨平昨天的创伤，在生活的洪流中去寻找自己新的位置，但他们一直是驮着历史的重负在跋涉，这样，那段知青生涯注定成为他们解不脱的情结。经过多年的奋斗，他们中的不少人融入了社会的主流，开始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但蓦然回首往事，心境又怦然骚动起来，这样，到了90年代初，知青文学又再度升温。
    这次知青文学升温始于1990年底，那年北京知青举办了《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紧接着一部部知青生活纪实和知青文学作品纷纷问世，成为书刊市场的畅销书，一直到98年适逢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佳作迭出，不断被搬上银幕和荧幕。
    这时的知青文学将视角对准已经成为社会中坚的这一代人，抒写了他们在当前社会转型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他们的成功与失败。虽然知青岁月已远离了他们，但昨天的阴影又常来困扰他们，这不仅仅是怀旧，而是一代人的艰难跋涉，他们在新生活中的旷达。这表明经过20多年的历史与文化的积淀，他们已超越个人命运的局限，以深邃的目光去反思整个民族的历史，因为那段苦涩沉理的岁月不仅仅只属于这一代人。
    叶辛的《孽债》以1979年云南知青大返城为背景，描写了15年后被遗留在南疆的知青子女来上海寻找父母的经历，展示了5个家庭两代人的悲剧。毫不容易积痂的创伤又被捅破，昨天的梦魇又来困扰他们已经平静的生活，而且使两代人心头流出浓血，这是令人尴尬的现实，小说形象地揭示了“作为权力生命的文革已经消亡，但作为社会生命和文化生命的文革依旧顽强地活着。”
    重塑“知青精神”——近期知青文学追寻的共同财富
    近期的知青文学热对这一代人人生价值的重新认定，特别是知青中的“老三届”不少人赶上1977年的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遇和舞台，使他们在许多领域力擎大任，成为跨世纪的栋梁之材。但是成为精英的知青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知青人到中年，体力和精力正在走下坡路，对社会适应能力正在减弱,随着不少企业效益的滑坡,不少人还未到年龄就提前退休、下岗，又面临着重新择业的艰难。所以他们在思想感情上需要慰籍和社会的关怀。知青精神是唤起他们重新振作，在同代人的理解和关怀中获得新的人生拼搏的勇气和力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贤的《天堂之门》，这是一部引起争议的知青小说。作者讲述了一群从《中国知青梦》里走出来的老知青的人生故事。知青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与冲动投入商海大潮。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于过去，他们不再是从前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怀着各自目的，以各种方式跃跃欲试，他们的灵魂在金钱、欲望、卑劣与崇高、心灵与肉体的漩涡里沉浮起落，从而上演了一幕幕生死恩怨，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人生活剧。小说深刻地揭示这一代人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已经分化变异，正是由于这种个人命运的巨大差异才构成群体命运的波澜壮阔和曲折走向。97年底在北京召开的这部小说的座谈会上，有人愤愤责问邓贤，“为什么要将知青的家丑外扬？”从而引发广大读者，特别是当年的老知青冷静思考：“时代在前进，我们不能总停留在过去，在对社会和历史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同时，不容回避对自我的批判。”

二、近期知青文学走入低谷的原因。
    知青文学曾在九十年代红火了一段时间，但以后逐渐冷却。到了1998年正逢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知青文学再度涨潮，仅这一年内全国各地出版的知青文学与知青纪实作品不下五十余部，再度掀起一股知青怀旧潮，但热浪奔泻后再冷静地审视与深思这么多作品中除了邓贤的《天堂之门》,李晶的《沉雪》和牛伯成的《最后一个知青》，《中国知青诗抄》等几部作品外，大多系出版社和书商的炒作。平庸与矫饰者居多，令人失望大多数作品缺少历史反思精神，仍沉溺在昨天的知青一代人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自恋”状态中，从而在当年便引发了关于知青文学价值观的大争论。最具代表性的是张抗抗的《无法抚慰的岁月》一文的观点是：“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历的苦难，已被我们反复的倾诉与宣泄，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伤痛和愤懑，已激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质问，已一次次公诸于众；然而临近20世纪末，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能低头回首，审视我们自身，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呢？”另一位作家谢泳的观点更袒露：“我们已经讲了不少青春无悔的事故，如果每个人的过错都可以归之于时代的话，那我们这个世界里就没有什么罪人了。”他认为，知青是那场灾难的参与者，要是没有个人的反省，对一个民族的进步是有害的。他们的观点在当年的知青群体中引起了震动，有赞同的，更多的是责难，认为这是一自我否定，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与此同时还还出现了另一种现象，一些出身于60年代，并无知青生活经历的青年作家们也开始涉足知青文学。如刘醒龙的《大树还小》，李洱的《鬼子进村》，韩东的《下放地》。他们的作品多半从农民的
角度或隔代人的眼光来写知青生活，将那场浩劫写成农民是被伤害者，并抨击知青们独揽了话语霸权。对此有人叫好，认为这些“局外人“为知青文学融进了新意，但在更广大知青读者层面中感觉是心理上被“蛰伤了，怒斥他们是对历史真实的亵渎。
    这场大争论已经过去5年了，惯常的那种大争辩引发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繁荣不仅没有出现，令人不解的是近几年知青文学的创作与相关的文学批评陷入一片沉寂冷落。那些一度活跃于文坛上的“群星灿烂”的知青作家们，近年很难能听到他们的声音，在花花绿绿，偌大的书市或书摊上很难找到几本近年出版的知青文学作品，这是一种值得深思的文化现象。笔者认为造成近几年知青文学冷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与进入90年度以来整个文学创作处于社会边缘化有关。处于社会转型期嬗变中的文学，由于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全社会浮躁心态的影响，整个文化事业日趋功利化，具有时代反思色彩的严肃文学创作不再成为全社会的关注中心，而趋于边缘化而受到冷落。而作为反映一代人生命历程为使命的知青文学在整个文学事业中一直处于非主流的地位，那么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中，知青文学更处于社会的边缘化，陷入沉寂是理所当然的。
    二是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学创作都具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有高潮也必有低潮，不可能呈直线发展提升。80年代知青文学从当时的伤痕文学中脱颖而出，20年来经历了一个三部曲的过程。这使得许多知青作家的步履艰难。因此近年知青文学陷入低潮也是正常的，合乎文学创作的规律，低潮也正预示着历史深度与思想力度的知青文学的“高潮”即将到来。
    三是与知青作家群体们现实心态有关。对近年知青文学的冷落，有人指责一些曾大红大紫的知青作家们，随着社会地位的改变，受世风的影响，放弃了“为一代人宣言”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趋炎附势，热衷于商业化的文化，这种“空穴来风”的责难，虽说非理性的批评，但也表露了广大读者对知青作家们近期创作乏力的失望。实际上许多知青作家对如何深化知青文学题材的开掘陷入痛苦思索，如果按照以前的老套路写下去，吃力不讨好。有一些人自我感觉力不从心者觉得无法超越自我，再也写不出先前作品深度的，便退却放弃了。一些历史责任感较强的作家，认识到只有将知青文学置于文化大革命和社会转型期这两大时代背景下审视，对先前观念重新梳理，如知青这一代人与时代的关系，不仅仅时代造成他们命运的坎坷曲折的灾难因而是债权人，同时他们中的不少人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因此他们也是债务人，更要有一种自我批判的精神，才具有思想的深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使得他们必须重新调整心态，对素材的积累和题材的选择也须要一段时间的磨合，目前处于创作的酝酿阶段。同时也不能否认一批知青作家们对社会的批判从知青群体而转向对整体社会的批评。知青作家感到深度不够，80年代知青文学主将梁晓声转向了社会批判，克制地剖析中国社会各阶层，张承志依然迎风独立，但一部《心灵史》，使他成为一个百年来倍遭蹂躏的荒原部落发言人，而史铁生则以平和的心态叙写一种超然的人生状态。人们相信，在历史惯性的驱动下，在新世纪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精神的召唤下，这些当年知青文学的主将决决不会逃避历史。
    四是与知青这一代人现处的生存状态与心理需求有关，知青这一代人是当初从城市向农村整体移民社会实验的牺牲品，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他们中的多数又成为社会转型改革开放成本的承担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部分已下岗退休，即将整体退出中国社会的主舞台，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在为生存而奋斗，对往昔的历史他们已不愿回顾，展望未来，他们感受到更多的是困惑与失落，与衣食饱暖，子女教育相比，文学作品的阅读与欣赏毕竟是奢侈的，但这并不意味他们对文学的全盘拒绝与漠然，相反他们对知青文学的发展的要求是苛刻的，再倒几十年的苦水使他们腻烦，但粉饰他们的现状或无视这一代人存在更使他们愤慨，这使作家们在创作中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三、新世纪的知青文学只有从虚饰的自恋中“突围”才是出路
    与共和国的命运同沉浮的知青这一代人，新世纪对他们来说愁帐与失落多于快乐，如果说30多年前，他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今天则已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夕阳，感受到生命的惨愁与沉重，30多年前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上山下乡，别无选择，为国分忧。1979年知青大返城后，上山下乡运动画上了句号。他们差不多经过10年知青的奋斗，重新找到生活的位置，恰好又碰到到社会转型期，他们又面临社会角色的“分层与流通”（其中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为“隐性分流”，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为“显性分流”）。这期间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拓进，各种机制之间的碰撞，各种利益之间的伸缩与消长，使这一庞大的群体的大多数又一次别无选择，为国分忧，成为承担社会转型期成本的主体，下岗离岗，再一次抗起命运的沉重闸门。新陈代谢是无情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但我们反思老知青这一代人与时代的关系，欲说难休的是，他们的生命历程是与当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相契合的，从这一代人生存状态而言，这一群体已进入社会的显性分流期。这是市场经济运作的结果，却不是市场经济运作的过错。市场经济是无情的，在社会转型的嬗变中，他们在观念上、能力上、心理上都呈现一种严重的不足，因此失落和被抛弃感由此而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被挤向社会的边缘和夹缝中。面对如此沉重的现实，如何引导他们走出心理上的失落，心理上的苍白，使他们以平常的心态，直面人生新的挑战，弥合与下一代人的“代沟”，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新世纪的知青文学走向上。
    发轫于80年代，在90年代曾经辉煌的知青文学是以控诉与怀旧人性回归为特征的，是对一代人自身价值的认同，重新点燃人到中看的这一代人的生活勇气和信心，是一种社会文化关怀，但它也产生了负面影响是促成这一代人沉溺在“自恋”的心态中，它的危害正如中央戏剧学院杨建教授所说的：“这一代人的生命实践，思想历程，被归纳到一个又一个思想主体中，暴露了知青这一代人独立意志的缺失。长期以来，知青群体的集体主义光辉掩盖了个人精神的苍白，在群体实质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许多人仍然被束缚在集体幻想与陈旧的思想方式中。”这是可悲的，新世纪的知青文学必须摆脱这种先验理念的束缚进行深度的理性反思，去寻找现代的价值立场，从这种只有情绪，却没有力量的自恋与矫饰的心理误区“突围”，回归当代社会，才能找到发展的出路。
    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年，在知青文学作品陷入萧条低谷的艰难中，一种久违曾被鲁迅先生称之为：“这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间”的复苏现象已经出现，虽然可数的作品寥寥，却令人瞩目，这些知青与文
学作品中，首推中国工人出版社的长篇纪实丛书《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已出版的有《洋油灯》《无人部落》《狼性高原》等11本纪实小说。这套文本有心从虚饰与自恋中突围，深刻嵌入人类精神的真实处境，
从而获得一种广阔而深远的历史感与人类感。它远离媚俗、拜金和拜权，把追溯一代人生命与精神的本真，本原作为目标，对中国知青精神做最诚实、最本色的探索。这套丛书尤重长篇非虚构写作，努力汇萃散失在民间的富有个人特质、精神容量和历史价值。将历史的本真过程及其隐秘的角落还给历史，从历经30多年风雨剥蚀的民间记忆世界里抢救出蕴藏着中国知青最真实原生态的精神文物，这套丛书一问世，便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这是新世纪知青文学的一次超越的突破，显示了它不衰的生命活力。
    2003年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35周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年并没有人们所预期的知青文学出版热，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邓贤的新作《中国知青的终结》，这部采写当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知青越
境去缅甸参加游击战的传奇，以叙述那场血与火交织的“革命输出”历史事件的侥存者的回忆及他们当下生存状态之无奈为主，已没有了当年他写《中国知青梦》那样具有惊心动魄的张力与气势，且有了叙事重返与
演绎的不足。但值得一提的却是，原插队在河北北洋淀的北京女知青潘婧写的小说《抒情年华》，因其采用独特的视角和生活体验，表达了丰富的哲理思考和深刻的自我反省，体现了独具一格的思想魅力，而被选上海市2002年度中长篇小说唯一的一等奖。也体现了新世纪“海派文学”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抒情年华》是知青女作家潘婧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讲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插队在白洋淀的一群知青的理想抱负与时代的碰撞的故事，这是一个先前知青文学中从未出现的一个群体，他们是知青中的一群
“精神贵族”，有意识地与农民群体保持着距离，与污浊的现实生活保持着距离，在普遍的贫瘠中保存着精神的独立与自由，由此出发，他们后来成为诗人、顽主和社会栋梁。小说的原名为《颓废的纪念》，作者一直认
为不理想，读过手稿的朋友们想出十几个名字，但似乎没有一个能涵盖其内容的，最后只好借用昆德拉的小说《生活在别处》的原名“抒情年华”，有点反讽的寓意，它暗含整个朝代、整个人群的“失去生活”能力的精神症候，也许正是对生活的无力乏味的洞察，使这位有灵性的女作家将那个让人难以命名的时代写进了小说，她以令人信服的坦诚和诗化的语言把人们带回“中国往事”“我和我们的往事”。小说主要线索是“我”和一个诗人的情感纠葛，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另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时代的反叛者。但作者并没有以意识形态化的方式去描述，而是从普遍的日常生活，从凡俗的一面去摹写他们，他们对爱情和生活的态度，雕塑出那个朝代环境的印痕与特色。他们在颓废与困顿中执拗地行走在偏激的人生与艺术之旅，他们的才情，不可避免地错乱，那种绝望感，以及反抗与屈从的矛盾，从而放大了那个朝代的病态。总之《抒情年华》是一部让人感到遥远又亲切的小说，说它遥远是因为那段历史至今还恍若隔世，说它亲近，是因为那段历史是一代人曾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我们来自那个时代，曾经拥有的苦难在神圣的关怀笼罩下充满了悲壮与诗意，那是我们曾经拥有的“抒情年华”，那是一个值得记忆的年代。
    笔者认为知青文学已走过30多年，它已构成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一代人心路历程的特殊窗口形成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景观。老知青们的生活轨迹仍在延伸，追踪他们的知青文学必将延续发展，知青文学是一个跨
世纪的话题，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资源。知青文学的读者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层面，不仅包括当年的近2000万知青，还有他们的父母兄妹及子女，这个人数接近1亿人，知青题材尤其是反映后知青生活的作品仍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如近两年放映这类题材的电影、电视剧：《突围》、《遭遇昨天》、《重返石库门》、《梦醒何方》、《巴尔扎克与小裁缝》、《美人草》的收视率很高就是一个例子。
    2004年出版的知青文学寥寥无几，却有两部惊世之作。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和姜戎的《狼图腾》。前者获得众口一词的好评，后者褒贬不一，在理论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刘小萌在1998年出版的《中国知青史—大潮》，是一部以详实的史料和统计资料综述发生在文革期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极具学术研究价值。从那以后，他一直想写一部类似“落潮”的续篇，来反映知青返城20多年来的坎坷经历。知青返城后，实现了社会角色的转换，融入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大批知青内退、下岗而成为新时期社会的弱势群体，使“知青”问题重新凸现出来，“知青”意识有了抬头和蔓延的趋势。他决定采用个人口述叙事的方式来完成这部续篇，在他之前在海内外已有几位知青作家使用这种口述方式。如海外华人作家梁丽芳的《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和田小野主编的《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等。在三年的时间里他采访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知青近百人，然后从中精选出几类不同的典型予以介绍。第一类不当年知青典型，上海的张韧，北京的曲折，内蒙的柴春泽、安海燕，辽宁的刘继业，吴献忠。他们都是曾是不同时期媒体宣传过的知青样板。尽管他们在起点上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但以后经历，目前的处境都大相径庭。如今典型的光环早已离他们而去，但作为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象征，他们的身世沉浮，依旧令人关注。
    第二类对象是知青中的民间领袖，他们是在“文革”结束后风起云涌的知青大返城风暴中脱颖而出的人物，所谓“时势”造出来的英雄，如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的上海知青丁惠民，新疆农垦兵团农场的上海知青欧阳琏、王良德、庄伟亮等。这些来自民间的知青，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振臂一呼，高举“我们要回家”的旗帜，以“不回家，勿宁死”的赴死勇气与胆识，掀起了雪崩似的知青大返城的狂潮，为终结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画上了句号。一旦大潮退去，他们又回落民间，归于平凡，隐入当代社会的边缘。
    第三类对象是一些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如福建晋江的知青郑梦彪，北京女知青张阴、小月等，他们的经历与大多数知青一样：下乡、返城、下岗、创业，演绎了同样的人生三部曲，但他们的经历又是典型的，在他们的种种坎坷、苦难、磨砺中，实际上浓缩着不止一代人的人生体验。
    刘小萌所采访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知青，家庭出身、文化背景、人生遭际、政治观念各不相同，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和感受都带有极鲜明的个人色彩，因此他们的口述都极具个性。因为社会在前进，人们对那段历史的回顾必然带有今天的烙印，表达了因社会的发展带来的日益多元化的观念与需求，这部口述史围绕这些典型人物的回忆对那场运动和掩其身后的社会大背景，加以多视角的深度再现。细读这部口述史，我们深悟刘小萌对这些知青典型的采访，采取了多样式的角度。如对知青典型，一般是以围绕上山下乡生动讲述自己的经历。   对民间知青领袖，则以重大事件的策划与参与的过程做专题性口述。对那些普通知青，多半以采访他们从童年时代的家庭遭遇到青年时代的生活挫折以及无奈的生活现状为主线索来叙事。
   《中国知青口述史》的问世给知青和知青文学的研究开拓了新领域，扩大了新视野，补充了新资料，这种非虚线构的写作，更接近民众，接近现实，把握时代脉搏，把史学从统治集团的一家之言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这种口述的方法，使来自民间的长期被窒息的话语有了一方表述空间，使普通民众参与了历史的创作，使人们在如雷贯耳的“主旋律”之外，还能倾听到来自民间的声音，虽然他们“人微言轻”，但他们是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也是批判者，这是一种更真实、更富有血性的声音。
   今年，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狼图腾》被一些评论家称为“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描绘研究蒙古草原狼”的“旷世奇书”，是一部以狼为叙事主体的史诗般小说。该书作者姜戎（笔名）是一名北京知青，曾在内蒙边境的额轮草原插队长达11年之久，他钻过狼洞、掏过狼崽、养过小狼，与狼拼杀过，也缠绵过，他经历了青年时代痛苦的精神“游牧”生活，蒙古狼带他穿过千年迷雾，这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有几十个有机连贯的“狼”故事一气呵成，情节紧张激烈而已又新奇神秘。绘声绘色地描绘了狼的狡黠与智慧，顽强不屈的性格，草原人对狼的爱与恨，狼的团队精神与家庭责任感，狼对蒙古铁骑的训导和对草原生态的保护，游牧民族千百年来对狼的崇拜。深刻反思了人与草原、大自然，人性与狼性，狼道与天道的依存关系。提出在历史上究竟是华夏的农耕文明征服了游牧民族，还是游
牧民族一次次为汉民输血才使中华文明得以延续。评论家周涛评价是“这是一部奇书，一部因狼而起的关于游牧民生存哲学重新认识的大书。它直逼儒家文化民族性格的弱处。显示了我们正视自身弱点的伟大精神。”评论家孟繁华说：“如果将它作为小说来读，它是充满了虚构与想象的，作者将他的学识和文学能力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具体描述和人类学知识又相互渗透地如此出人意料。”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狼图腾称不上是一部知青小说，因为作者煞费脑筋，刻意淡化，甚至回避小说所反映的那个时代内蒙草原血腥，令人窒息的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如挖“内人党”对草原民众的迫害，以及老鬼《血色黄昏》中反映的在生产建设兵团体制下，知青生活的苦难（艰苦的物质环境与政治上的受迫害），过度的垦殖对草原生态平衡的灾难性破坏，是另一种形式的虚饰与矫情。有的读者评价这部小说借牧民对狼的崇拜反映了作者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帝王思想，他宣扬的是一种伪草原文化，他以狼的一系列传奇故事来诠释：农耕民族是羊性的，游牧民族是狼性的，只有游牧民族的狼性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原动力，是对中华文明历史的亵渎，反映了作者崇尚强权与暴力的倾向，这是值得警惕的。

我是南方知青,我以为在文革前反映知青上山下乡支援农业生产的小说、报告文学、纪实,我都爱看,也做了笔记.到了文革结束后出来的小说文学,我感觉没意思没味道.跟作者观点完全不同.

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与时俱进.

“知青是那场灾难的参与者，要是没有个人的反省，对一个民族的进步是有害的。他们的观点在当年的知青群体中引起了震动，有赞同的，更多的是责难，认为这是一自我否定，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写作知青题材的作家首先要有人类的良知，如果以个人的成功来掩盖了大多数知青的苦难史，到时候，时间超越了空间，历史会准确地判别他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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