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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并快乐着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期，我们工作、生活在新疆尼勒克县的哈拉土拜乡（文革时期改名为红十月公社），距县城四五十公里，不通班车，交通极不方便，人口１．２万左右，是一个以哈萨克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公社分给我们的是一间干打垒的土坯房子，门和窗子不成比例，可笑的是窗子大门小，抬腿就可以从窗子上进去，而进门时男同志却要低一下头。孩子每天趴在窗台上，身上总是蹭满了土。没有电，照明靠煤油灯，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去１公里以外山坡的泉眼去挑；公社的食品站一个多月甚至两个多月才卖一次肉，吃菜靠自己种。公社没有托儿所，上班时也得自己带着孩子。在银行营业所里我是“少数民族”又是惟一的女同志，工作上存在着语言交流的困难，生活上也有很多难题，可是我的哈萨克同事们，特别是主任沙吾提一家和会计司马乎一家无论是从工作上还是生活上对我都帮助很大。业务上司马乎是我的师傅，政治上沙吾提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生活上他们的妻子阿毕沙和夏乎兰两位大姐还有他们的孩子白山、木哈西等对我的帮助最大。现在的年轻人不能理解，在那样的地方、又是那样的日子，这么多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回想起来，那时的物质生活虽然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可是我们仍然过得很充实、很快乐。有几件事，过去这么多年了，就好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

“石油”的故事

当年，乡供销社、学校、医院、邮电所有几个和我年龄不相上下、来自连云港、山东、甘肃、河北的汉族女同事，我们大家相处得很好，生活上经常互通有无，几乎不分彼此。乡供销社差不多一个多月到县供销社提一次货，每次提货都要到银行办汇款，所以我总是最先知道提了什么货。有一次蒙古族采购员切仁提了好多颜色鲜艳的俄罗斯式大花连衣裙，又肥又大。要是当作裙子穿呢，肯定不合体，又穿不出去；可是要把它改成上衣穿，绝对漂亮。学校有个高老师，会做衣服，那时时兴的样式是中式西做的花布罩衣（中式领子，上袖，罩在棉袄外面穿）。我赶紧跑去和她商量，得到她的赞同后，我们几个每人都买了一条大花裙子，让高老师给我们改，准备过春节时穿。

那天，在供销社当售货员的小南告诉我：下午卖“石油”（点灯用的煤油，并不是天天都有卖的，差不多也是一个月才来一次货）。可是那天由于走得匆忙，带的瓶子小了，一个瓶子没盛下，小南随手在柜台里找了个小破碗，把多余的“石油”倒在小碗里。于是我右手拿着瓶子左手端着碗，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想顺便拐到高老师家，去看一下我的衣服改好了没有。哪知道刚一进门，快人快语的高老师就高兴地喊了起来：“哎呀小燕，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石油’了？一瓶就够了，怎么还端个碗呢？你可真是把好事做到家了！快放下，擦擦手。”我一听高老师这么说，赶紧把“石油”放下，来不及说话，转身就往供销社跑，急得高老师在后边直喊：“试一下你的衣服呀！”我哪还有心思试衣服呀，要是“石油”卖完了，没有灯油点灯，这一个月就得摸黑，晚上怎么给孩子做小棉袄呢？

我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到了供销社门口，老远就冲小南喊：“还有没有‘石油’了？”小南说：“你打那么多还不够吗？”等我把原因说完了以后，我们两个人都笑得流出了眼泪。

鸡蛋的故事

由于语言不通，我在营业所里经常用半通不通的、生硬的哈语单词和哈萨克同事进行交流，也闹出了不少笑话，所以我们的营业所里，经常是充满了欢声笑语，我被我的哈萨克同事们戏称为“大翻译”。

儿子要过生日了，我想炒辣子鸡为他改善生活。少数民族同志家里大都养了不少鸡，于是我对他们说：“馒贝勒拖轰能‘爸爸’阿拉都，思自巴吗？”（我不知道“公鸡”的单词怎么说，只会说“鸡蛋”，所以问他们“鸡蛋”的爸爸有吗？）沙吾提他们听了以后思索了片刻，又用哈语讨论了一会儿，便哈哈大笑起来，很认真地问我：“克其克爸爸嘛穷爸爸嘛？”（小爸爸嘛老爸爸嘛）（意思是小公鸡嘛老公鸡嘛）沙吾提边说还边弯腰做出“老爸爸”的姿态，然后他又一本正经地用哈语问我：“凌云，鸡蛋的妈妈要吗？”（意思是母鸡要嘛）那一天，儿子的生日过得很快乐，虽然是在西北边陲的一个小山村。

一天午休时间，忽听有人敲门，我忙去开门，见一面容熟悉但又叫不出名字的哈萨克壮汉站在门外，他用哈语和生硬的汉语对我说：“拖轰！拿来！”他又重复了一遍，这回我听明白了，哈语“拖轰”不就是鸡蛋嘛，敢情他是找我要鸡蛋。“抗其阿拉都？（要多少）”我用哈语问，“你曼？（什么）”这回他没听懂，我很客气地对他说：“拖乎达（等一下）”，就去把放鸡蛋的篮子拿到他的面前，又找了个纸盒子给他，用手比画着，意思是让他自己随便拿。看着鸡蛋他一边笑一边使劲地摇头摆手，我还以为他是客气呢，谁知他放下纸盒，大步走进屋里，东张西望地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忽然他弯腰抱起了放在墙角地上的马鞍子，嘴里说着我听不懂的哈萨克话笑着走了。原来“拖轰”是一个双义词，鸡蛋和马鞍的发音很接近。

看电影的故事

３０多年前，哈拉土拜乡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公社有一个电影放映队，一两个月放一次电影，不用花钱买票，在一个大空场上立两个杆子，系上当做银幕的白布，要是杆子立在场子的中央，两边都可以看。在条件好一点的公社，砌一堵白墙，就不用挂白布了。每逢放电影，全公社仿佛都有一种过节的气氛，人们互相传递着“今天晚上放电影”的信息，男女老少都早早地吃完了饭，孩子们拿着板凳，即使是夏天也要抱着棉衣、毛衣先去占地方，心细一点的妇女还会炒些葵花子带上，边嗑瓜子边看电影。一些心眼儿灵活的社员，把自家收获的葵花子炒了，拿到露天电影场去卖。那时看电影，根本听不到对白，原因很多，有时是放映机有毛病，不出声；更多的时候是说话声、吐瓜子皮的声音太大。因为片源少，那几年老看“三战”片，人物对话孩子们几乎都会背了，那情景倒有点像是搞配音。记得有一次，维吾尔族放映员换片子时，颠倒了顺序，还是这些小“配音演员”们及时发现了问题，才得以纠正。比较起来，夏天看电影要舒服多了。冬天就受罪了，地上积雪太厚，坐一会儿，脚就冻得不行，只好站起来，边跺脚边看———就是这样，很多人也要坚持到底，回到家里满肚子都是凉气。民族巴郎子（小孩的意思）为了取暖，用一个小铁皮桶，里边放上燃烧的煤，不停地甩，夜幕下闪着火星，煞是好看。可惜这一招，我们一直没学会。

包粽子的故事

在哈拉土拜乡生活的那些年，尽管山区乡村生活条件艰苦，但我不想让家人、尤其是我的孩子错过任何一个节日应该带给他们的欢乐。我总是开动脑筋想尽一切办法去调剂生活。那时市场上根本买不到棕叶，糯米和红枣，也不是什么时候想买就能买到的，所以这些东西得在春暖花开、哈拉土拜草原返青以后就及早准备。记得为了找到棕叶，我和我的那些同为支边青年的朋友们可没少费心思，先是打听在哪一片草滩上生有叶面宽大的好芦苇，然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法找人给我们带来。我们说好无论谁找到了芦苇叶子，大家都要共同分享。

五月，哈拉土拜草原一片翠绿、百花盛开，水源丰富的河滩地里的草也长得老高了，我就用半通不通的哈萨克语向来营业所存取款的哈萨克牧人朋友们讲述汉族每年五月端午节用芦苇叶子包粽子、纪念诗人屈原的故事。面对他们的专注神情，我用单词拼凑哈语、用双手比画、用各种动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完整地讲清了屈原的故事，讲清了粽子如何好吃，讲清了为什么需要苇叶和问他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摘到苇叶。我的那些剽悍、强壮的哈萨克朋友总是用频频的点头、爽快的大笑、热情的应允回答我。后来他们真的为我摘来了上好的苇叶。那一年的端午节，我包了一大盆粽子，请我的哈萨克同事和邻居们品尝，他们高兴极了，连声称赞我的手艺好。更令人欣慰的是，我让我那出生在祖国最西部边远牧区的儿子从小懂得了他应该懂得的端午节传统习俗，让他吃到了美味的、由母亲亲手包的粽子。

后来，每近端午，我的那些哈萨克朋友们，便为我摘来碧绿、鲜嫩的芦苇叶子，与我们一家共庆端午佳节，直到我们调离这个乡。

（作者 燕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