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代沟,亲戚中的晚辈们与我们的代沟就更是又深又宽了,甚至根本无法沟通。他们对“上山下乡”就颇难理解。他们说:“为什么不让你们接受良好的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要你们到生产力最低下、文化水平最低下、信息资讯最低下的地方去接受什么再教育呀?你们为什么不知道抗争,要是我们就不去。”由此可知,这似乎不是代沟的问题,而是历史断代的问题了。有时候我也努力企图说服他们,但很显然,在他们心中,用政治说教去约束个性价值的传统基本上是没有位置的。我这个老支边当年胸佩红花,意气风发地走上了支边之路,满怀着支援边疆建设的朴实情感。那时在我们心中农村虽然艰苦、贫困,但那里是神圣的,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发祥地。后来在整个支边生活中,我们与那里的人们真正地融为了一体,和他们结下了诚挚的情谊。几十年来边疆农村的发展、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农牧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其中我们这些支边人拼搏奋斗,努力劳作,功不可没,而且至今不悔。当然,我们的精神与为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精神是一致的。然而,我们的看法与晚辈们的看法相差得太远了。
在我所能接触到的年轻人中间,除了上山下乡问题外,一些人对边疆、对农村的认识真得让我吃惊。想和他们沟通,帮助他们了解边疆和农村,也真得十分困难。在他们心中,边疆和农村仅仅意味着偏远、贫穷、落后,那里的人们是封闭的、愚昧的,他们认为在当前激烈竞争社会中,青年人在农村是不会有什么发展前途的,一些在边疆农村创造业绩的志愿者要么是媒体的宣传,要么是早晚会被那里落后的观念和艰难的环境所吞没的理想主义者。
有时候耐下心来,理性地讨论边疆、农村问题,更会吃惊地发现,改革开放后飞速发展的现代城市中不少人都认为农村、农民、边疆是略带贬义的词汇,是与贫穷、落后分不开的;是与电视画面上一个个在拥挤的“春运”之中背着大包,面带倦容涌入城市的年轻面孔分不开的;是与一些在商业区里行乞的弱者丧失自尊的哀求分不开的。一些都市青年人甚至完全忘却了自己的社会责任,缺少同情心和责任感。超乎寻常浮躁的心态,更使他们缺少理性思维和对问题的深刻认识。少数城市青年从小养尊处优的优越感和对艰苦创业的畏惧,使他们更是在精神上和道德上远离了农村,远离了边疆。
当然,我们大可不必责备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年轻一代,因为社会从来没有把上山下乡、支边、知青等牵涉整整一代青年人的这个大问题原原本本、毫不掩饰地告诉人们,对有关上山下乡、支边、知青问题的讨论也总是遮遮掩掩,该承认社会不公平的部分不敢承认,该理直气壮的部分不能理直气壮。而在我们这些老支边心里,40年的拼搏与奋斗、40年的快乐与悲伤、40年的疑惑、40年的思考,都使我们不断地真正地成熟了,现在我们心中是非分明,只剩下了安然与不悔,剩下了平和与快乐。
所以在逐渐深入的接触中,尤其是在接触了年轻人以后,我更是万分惊讶,但是,由此我也深深地感到,确实应该重视研究在历史上,在我们老一代知青身上,到底还有什么样的传统是优良的,是值得继承的?比如忠诚,比如奉献,比如集体主义,比如听从祖国的召唤等等,这是整个社会应该思考的严肃问题。
尽管如此,我却总是为自己而感到骄傲。
(作者 邱晓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