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雷加给国民党将军的答案
刘立清
我有一个台湾的表哥叫杨训聪，是大陆常客，今年76岁，小小的眼，圆圆的脸，语速很慢，待人很周全，给人以老实厚重的感觉。他16岁时是国民党军队的上等兵，撤到台湾后与本地人结婚，过上了小康人家的日子。经常与他回大陆的有一个他称为青叔的人，叫杨开勋，撤到台湾后从陆军转为空军并晋升为将军,在某航空兵基地服役多年后退休。他瘦高的个头，挺直的肩腰板，坐站有样，典型的职业军人做派风格。杨训聪是我在台湾大姨的侄子，杨开勋是他亲叔，因此我对他们的称呼是杨哥和青伯（不知此称呼对错）。青伯和我母亲都是湖南长沙人，从小一起玩耍，后又在同一所小学读书，相互关系很亲密。
青伯和杨哥逢到北京就到家中做客，父亲雷加☆和母亲伊苇☆总是茶饭招待，十分热情。父亲是在红军时期就入了党的作家，对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有着较深的体验认识和研究，因此对他们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们十分愿意与我父亲交谈，主要是想了解过去一些大小事件真相的愿望大都能得到满足。他们感到我父亲记忆力很强，说人较客观，讲事有条理，用事实讲道理，既风趣又幽默。他们愿意把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及湖南韶山、广州农**动讲习所等处，尽其所看到的但又不太明白的事情请我父亲帮助解答，以寻求划清正确与不正确的界限。他们聊天轻松自然、和风细雨、有说有笑，没有大道理的压迫和所谓输赢的强辩，共同掌握着张驰有序、进退适度和矛盾共存的说人道事的风格，并大都在一片笑声中结束。我多次参加过他们之间的谈人议事，虽然结局较好，但是我从中可以看出在具体的人或事的看法上，反映出了两种哲学观和方法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一些或是较为微妙的差别。
青伯和杨哥愿意听我父亲讲母亲在家中的故事，更愿意听母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所做的事情，并一再请求我父亲讲讲怎么和母亲各自从陕北延安走到辽宁丹东的，青伯不相信一位瘦弱的南方女子怎么能有一副铁脚板，经受得住冰天雪地和其他艰难困苦而走完了全程。我父亲接受了提问后，看了看身边的母亲边想边叙：1945年10月，我先随东北干部队从延安出发到热河，日夜兼程，一天要走60至120里路，速度之快，把国民党军队远远甩在后面，他们的机械化敌不过我们在抗日游击战争锻炼出来的两条铁腿。从延安走到热河，45天的行程共走了近3700里路（当时父亲每天都写行军笔记），到热河进入河北后再乘火车到锦州，又从锦州走到丹东。我踏上久别故土的第二天就被任命为特派员接收工厂。不久，伊苇也从延安走到了丹东，当我赶到军管站要将她接回时，站在面前的是一名逃荒妇女，面部灰黑，衣装破烂，双脚伤肿，满身都是虱子，但从她走路的姿势和腰中的**又能看出她是从解放区来的女干部。在回厂的路上，我拉着她那冻肿得厉害又布满血口的手，既心疼又震动后默想，女人同男人一样能吃苦能耐劳，有时比男人更坚强。
青伯问：当你们先后到工厂，身边既无警卫人员，也无技术人员，是怎样开展恢复生产的工作,你又怎么获得辽宁省委授予的模范厂长称号？父亲回答：我被任命为接收特派员后，一人单枪匹马从伪维持会手中把工厂接收过来。眼前的工厂自日本的管理和技术人员撤离几个月后一片破败景象，机器停的停，坏的坏，没有备件，更没有原料。工人对**缺乏认识，暗藏的敌特多次组织谋杀和破坏。怎样把机器开动起来，这就要依靠党的治厂复产方针政策，依靠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力量，依靠工人武装保卫工厂保卫自己。伊苇到我身边后，我心中有底了，信心足了，两颗星火可燎原嘛！我抓恢复生产和技术人员的培训等工作，她抓党务、宣传和人事工作。伊苇当过兵，又是大学生，还在延安《新华日报》当过编辑，并有地方工作经验，懂宣传，会组织，能办事。她从教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开始，到写标语、办墙报、出战报、编辑理论周报及其它各种墨印的宣传材料和办好学习党史军史的辅导室，到培养积极分子，提拔优秀工人，在生活上关心爱护工人，最终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使他们为党的事业发挥力量。伊苇多次跟我说：过去解放区农村的一套群众工作方法，也完全适用于工人教育。从我们进厂的三个月后，十几台造纸机轰轰运转起来，紧接着是欢呼声和鞭炮声，2800多名工人在热烈庆祝工厂恢复生产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后来，我以鸭绿江造纸总厂及我与伊苇的五年工作经历为背景和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站在最前列》。
我喜欢青伯和杨哥，可能都曾当过兵的缘故。记得我第一次见到青伯时，他突然给了我一个立正和举手礼，着实吓我了一跳。青伯待人平等随和，笑容总是挂在脸上，喜欢开玩笑，与他在一起让我忘记年龄上的差别。我当过空军高射炮兵，出国参加过“轮战”，与美国和台湾的飞机打过交道。青伯知道这一情况后寄来一张很大的着将军装的半身照，照片后面开玩笑地标写着：高射炮兵，请你瞄准，瞄得准一些。他对毛泽东十分崇拜，或许是同乡人，或许是毛泽东的军事成就让他叹服，所以在大陆期间，他的胸前帽沿总别着十多枚毛泽东纪念章，让许多人以为他是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杨哥和大嫂的关系有些紧张，原因是他从大陆去的，而她是本地出生的，杨哥要“统”、大嫂想“独”，虽然勉强生活在一起，但是矛盾显现不断，吵几句闹一会儿是常见的，就连晚上看电视也要确定各自时间不得越点。据说，大嫂对大陆去的访客十分冷淡，眼皮不抬，一句话没有，让杨哥十分尴尬。杨哥一直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把团结的事情做好。自陈水扁腐败大案被揭发后，大嫂的态度变了，有说有笑了，还时常收看大陆的新闻节目。
母亲在1997年10月病故了。她在弥留之时自感到脑子清楚些之后急把全家人叫到身边吩咐后事，在谈完家中的事情之后，用嘶哑声认真嘱咐：我15岁参加革命，无怨无悔，你们要忠诚于党，为人民办事，全家人要沿着**指的路走到底……，说完举起右手呼“中国**万岁”……，一两分钟后又昏迷过去。我默默看着母亲，听着她临终心愿和悲壮呼声，发涩的两眼很快变成两行泪水……。一个多星期的抢救治疗未能挽救母亲的生命，她终于离我们而去。青伯和杨哥特地从台湾奔丧而来，一进家门，杨哥就快步冲到我母亲的遗像前久跪不起，在哀悼的哭泣声中，让我感到他们与我母亲真实深厚的感情。青伯在离京前将我们全家人在医院看护母亲时的病情记录和她对全家人的吩咐复印多套带回了台湾。
一个月后，父亲接到青伯的信，除问候的话和谈在台湾生活情况外，就说起了让他和杨哥多年想不通的我母亲的事情，信中大意是，我母亲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庭，不愁吃穿，但在1938年6月离开家庭奔赴延安，受尽战争生活磨难煎熬。**取得胜利后，理应给予较优厚的生活待遇，可是，我母亲在离休前是轻工业部司长的住房是那么老旧，患病后所住医院的条件是那么落后，而他们国民党官兵退休后却享有着较好的生活待遇。信中问：她当时图个什么要参加革命？她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什么？父亲接到信后，一个多月都在考虑如何回复青伯第一次提出的这么严肃难答的问题。父亲写完一信撕掉，再写完一信再撕掉，讲大的道理完全能回答问题，但是如何从母亲当时真实具体的想法中来解释参加革命动机中的动因，实质上是要回答她追求和建立信仰的思想基础和精神动力，这些让父亲有些为难了。我向母亲的老同学老战友老同事问及此事，都没有很好的答案。一天，父亲突然来电话，让我到轻工业部档案室从母亲的档案中查找是否写有自传？我通过人事司的同志拿到复印的自传材料后交给父亲，他仔细看后高兴地告诉我，母亲的这份1956年3月24日写成的自传会给国民党将军一个较有说服力的答案。
父亲在给青伯和杨哥的回信中写道：你们提及的伊苇参加革命动机问题，我找到了初步答案，她在自传中写到了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我如实抄写有关部分，不加不减不改。伊苇在自传中是这样写的：我大约在3至4岁的时候，因母亲与伯母不和的原因，我家便从长沙搬到湘阴居住。那时，父亲在三个县市开有店铺，家里生活还算优厚，他坐台的钱够吃够穿还有富裕。当时，在白色恐怖中，湘阴这个县城的反动政府对革命力量的摧残是凶暴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小学读书时，经常看到刽子手押着一批又一批**员和**员嫌疑犯经过我家附近的北城门，在北郊法场杀害后把带血的人头挂在城墙顶上，这些情景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当时，我虽然幼小，但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只觉得那些临危不屈高呼“共产阶级万岁”的人够得上是英雄和豪杰，随着年龄的增长感觉愈加强烈，而对那些端着枪刺或扛着大刀的满脸杀气的刽子手则感到厌恶。那些**人为什么能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去D.Z.，又为什么能大义凛然的从容就义？我当时感觉这些是神秘的，不能有什么正确的认识，可是这些事实对我走上革命的道路却有一定影响。大约在公元1930年之后**打到湘阴城，让我终于看到了举着红旗的红军队伍。之前，国民党对**尽其污蔑之能事，街头上经常贴的都是漫骂**的标语，老百姓受到这些反动宣传之后，对**都产生一种惧怕心理。这次红军打到了湘阴城，我们这些儿童也有机会见到了他们。住在我家里的红军战士待人非常和蔼，根本不象国民党宣传的那副模样。他们吃饭给钱，用东西及时还，很讲道理，很守纪律，而不象以前街上看到的（国民党）兵那样耀武扬威，于是我心里暗暗解开了一个疙瘩，也真心喜欢上了这支得人心的红军队伍。以后国民党怎么说**人青面獠牙的，我也不相信了。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参加了学生救亡的一些活动，演戏唱歌写宣传材料等等。当时我对国民党很不满，例如经常在报纸上看见“转移阵地”，实际上是“节节败退”等等。到了1938年初期，县城里有些青年人秘密结合到陕北去，我也受到了这个影响，认为需要到**、八路军那边去学习抗日救国的本领。
父亲在信中写道：伊苇在自传中又写了她是怎样从湖南到陕北的，还谈到了在延安所做的工作等等。她在自传中基本写清了参加革命时的真实想法，并有着对实现信仰的乐观饱满和坚定的情绪。父亲在信尾段写道：当时的我与伊苇都出身于经济状况较好的家庭。我们对参加革命的向往，只是年轻人一种模模糊糊的认识和责任。生命走向哪条路？可以在我们当时实实在在存有的犹犹豫豫的心态和反反复复的从各个方面的对比中，看出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着艰难的人生抉择……。可是当我们做出决定后，就不顾一切地沿着自己所选的道路走下去，勇敢地投入到全新的但又十分艰苦的D.Z.生活中去，而且自始至终没有后悔过，就是在生命过程中所经历的多次“政治运动”中受误解打击甚至迫害，都没有低过头、回过头、动摇过，待阴霾消散后，就站在前、向前看、走在先，不谈不写过去遭受到的不公正和假错冤的事情，要做新时代的歌颂者。
父亲很快接到青伯的回信，他和杨哥好象明白了我母亲追求信仰的动机问题，表示给父亲添了许多麻烦而感愧疚并感谢宽容和解答，他还用许多话称赞我母亲具有无私高尚的人格和磊落坚韧的信念，无愧是家族的杰出女性。
近几年，青伯和父亲都相继去世了，但是我们雷家儿女每星期都能接到杨哥从台湾打来的电话，询问关心我们的工作健康和儿女的事情。现在我们和杨哥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是真正的一家人。他与我们都铭记：几代人的团结友爱应是目标更应是结果。杨哥想念我们，更想念他的青叔和我的父母。今年清明节前特地从台湾寄来一副条幅，嘱咐一定挂在祭奠台左右，条幅上的字是杨哥亲书，寄托着对我父母的敬重和哀思，条幅上17个字组成了十分简单但又含义深刻的话：无论你们走到哪里，也走不出我们的思念。
☆ 雷加，曾用名刘天达，享年94岁，1937年5月加入中国**，曾在延安担任边区文协秘书长。1945年10月到东北后接收辽宁丹东造纸总厂，因工作成绩突出被辽宁省委授予模范厂长的光荣称号。1958年1月创作出70万字的以辽宁丹东造纸总厂为背景，反映我国轻工业发展建设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潜力》三部曲《春到鸭绿江》、《站在最前列》、《蓝色的青棡林》。他的《半月随笔》于1998年荣获中国文学最高奖“鲁迅文学荣誉奖”。他长期从事文艺创作和领导工作，生前曾担任中国和北京市作家协会顾问。
☆ 伊苇，享年76岁，1938年7月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1982年12月离休前担任轻工业部劳动工资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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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8/26 13:32: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