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圣 殿 里 的 启 蒙
我入学的学校叫文庙小学,那时只知道这里雕梁画栋、雨燕成群,却不知道它是清朝皇帝供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殿堂!去年六月,我趁父母都在住院,把家里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下。没想到,竟在父亲的写字台的抽屉里翻出了父亲剪下的二零零一年五月十一日《承德晚报》第十四版刊登的《历史上的热河文庙》一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系统地介绍文庙的文章,终于对文庙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据此文介绍:承德文庙建于一七七六年(清乾隆四十一年),是由当时的礼部尚书(相当于教育部长)曹秀先提议,由乾隆皇帝亲自下令修建的。文庙共占地十六万七千平方米(相当于二百五十三亩),费银七万三千二百二十九两。它的平面布局分三大块:中为大成殿,西为府学,东为尊经阁。
一、二年级时,我在一班,教室在学校靠西边的院子(即“府学”)最后一排,墙外就是后山,一片庄稼地的上面,就是避暑山庄的“碧峰门”。我们的教室前面是二班的教室。两间教室之间,是一个小小的院子,院子西边是厕所,前面是一块厚厚的石板。我们的教室并不高大,印象中觉得很潮湿。我的老师可是大名鼎鼎,就是招我入学的纪景霞老师。她长得很普通,梳着齐耳的短发,可是听说她曾经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代表上过天安门,见过毛主席。
入学后,自然是从拼音学起:A,o,e,y,u,y,j,q,x……b,p m,f,d,t,n,l,……。可能我的学习成绩不错,很快就当了班长,而且在同年级学生中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其实,我总觉得,我的智商并不高,一、二年级时,所学知识还比较简单,每次考试、测验都能名列前茅。到了三、四年级以后,学的东西越来越难,我的成绩就降到了中上等,特别是美术课,而语文则是我的强项,数学也算是马马虎虎,一般都在九十分以上。到了六年级要升初中时,我自己觉得考全市最好的一中没有多大把握,只能够报考排名第二的的二中。尽管如此,后来即使换了三任班主任,却没有把我这个班长换掉。整个小学六年,我不是当班长就是当少先队中队长,白底加两道红杠的少先队臂章一直在我的左臂挂着,这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开始。别小看这个职务,它对于人成年后的组织领导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用西方人的话说,就是培养了“人的领袖气质”。
在全班同学中,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成咸的同学。对他印象深,并非是他学习最好或者最差,而是因为他有个非常不好的毛病——一到上课时就要拉尿。开始,老师不知道他这个毛病,看见他举手,问他干什么?他说“要拉尿”,老师不耐烦地说:“等下课再去”,他并不把手放下,而是坐在椅子上很标准地举着手不停地上下颠。没到十分钟,他就“哇”地一声哭起来——原来他尿裤子了。全班立刻哄堂大笑,教室大乱,老师忍俊不住也笑了起来,只好把他的裤子脱了,放在炉子上给他烤干。可是,到了第二天,他仍然是这样——我们的冬天就是在这样的尿骚味里度过的。
下课后,我们经常在院子里做游戏:跳绳、跳方格,女同学则是跳皮筋。别看成咸老是尿裤子,可他学习并不很差,而且女同学会玩的游戏他都会玩儿,他还居然会织毛衣!只是好像到了二年级,他就转学走了。
班里还有个女同学姓鲍,个子不高,瘦瘦的,嗓子哑哑的,春秋的季节总爱穿一件乳白色的风衣,她很有表演的天份儿。有时候下了课,就拉着同学表演节目。一次,她把我按在石板上,叫我演杨白劳,她演喜儿,居然哭的泪如雨下。后来同学们起哄,让她管我叫爸爸,她也大大方方地敢叫,反而把我吓得拔腿就跑……。不久,她就转学走了,也不知道去了哪里,至今再无她的音信。令人惊讶的是,最近,当我问起同班同学记不记得有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同学时,无论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居然对她毫无印象!
这时,我们学的课不多:语文、算术,加上美术、音乐。记得学的歌有一首歌词是:“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鸟儿飞,鸟儿唱,鸟儿忙梳妆;小喜鹊,送粮忙,小蜜蜂,采蜜忙,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还有一首是《快乐的节日》:“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向我们。我们像春天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鲜艳的红领巾,美丽的衣裳……。”现在回味起来,总觉得这时候的歌都带有一丝苏联歌曲的味道。前两天,我在我的小外甥一年级的课本里,居然又看见了这首歌词!
二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了一位姓付的老师,他瘦瘦高高的,仍让我当班长。这一年,我做了一件臭事儿:一天放学后,我和同学往家走,不知怎样说起老师的坏话来,我说:有一次我躲在门后看他走远了,就叫了他的外号(我记不清付老师的外号了),他一回头,没看见我,说完,我得意地笑了。谁知,这时付老师竟从我身后走了出来,对我说:“你再叫一声!”吓得我魂儿都丢了,回到家好久没缓过神来。第二天,我怀揣着兔子似地上了学,付老师只是未点名地把我给批了一顿,说“班干部不要带头起外号,有的班干部竟敢带头给老师起外号,真是胆大包天”云云。过了几天,我看他再无反应,这才放了心。
三年级时,我们搬到学校东院二进门的西侧教室,和二班对门。这时,班主任换成了彭老师。
彭老师那时个子高高的,白白净净的脸庞,就是不苟言笑,令我们很怕他。他有一手绝活:看见那个同学上课思想溜号,或者打瞌睡、说话,就会撅一块儿粉笔扔过去,而且百发百中,绝不失手。再有就是会给你“栗子”吃——拳起手指,用中指的骨节砸在你的脑袋上,这可是疼得很啊!我曾吃过一次这样的亏:我的同桌叫“老贵”,他是从前一届留级下来的。他学习不好,可是画画画的好,而且经常会鼓捣一些古灵精怪的东西。一天上午,正在上语文课,彭老师领着全班同学读课文。老贵把书立起来挡住老师的视线,撕了一块圆形的纸,放在拳头上,在阳光下一照,投影里正好是一个人戴着草帽。我一看,偷偷地笑了,突然觉得脑袋上“梆”的一声,立刻火辣辣地疼起来,眼泪都流了下来,抬头一看,是彭老师站在我面前,瞪着眼睛凶狠地说:“站起来!干什么呢?”我咧着嘴,暗暗地指了指老贵。“你也站起来!”一声喝令,老贵也站了起来。“出去!”我俩乖乖地站在了墙根下,直到下课。我摸着脑袋,似乎都有点肿了。同学们围拢过来,非得让老贵表演一遍,看完大家哄然大笑。从那以后,我和老贵就成了好朋友。若干年以后,我们一同造反,又一同下乡在一个大队,他娶了生产队会计的女儿做媳妇,这是全公社知青中唯一的一个。我参军走了以后,他也被抽调到县造纸厂。开始,我回家探亲还见过他两次,他竟然在自学气功给人家治病。可惜,到了二零零零年前后,他竟然因心脏病去世了,那时他刚刚五十岁!听他的弟弟说:老贵在病危时,多次说想见见我们几个老同学。可是,他的弟弟找不到我们,也可能是没有用心去找,承德有多大呢?稍微用心打听一下就能找到。就这样,老贵带着遗憾走了,也给我们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彭老师后来先后到市教育局、市委党史办工作,多年来他潜心整理研究日军侵华史,特别是日军侵占热河的历史,因此成为日军侵华史研究专家,在国内外同行中很有名气。前些年他编著出版了日军侵略热河历史研究成果《罪证》,近年来又整理编著了20万字的《倭戮略》一书,简要地汇总了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军在中国各地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始末,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可惜的是,出版此书要几万块钱,彭老师拿不出来,此书就一直未能出版。彭老师多年来错爱于我,盛情邀我为此书作序。我真是承受不起,于是,我请出当年驻承部队二十四军军长,后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解放军广州军区副司令员的周玉书中将为此书写了序言,而我只敢在书后写了篇读后感——《后记》,就像当年向老师交作业一样,算是对恩师的研究成果的一点儿贡献。恩师虽然仍是鹤发童颜、风度翩翩,可毕竟已过古稀之年,此书至今未能出版,成了恩师和我的一块儿心病。
我天生没什么艺术天份儿,从小除了能保持语文优秀、数学良好以外,其他学科没什么好夸耀的。当时,我们已经有了美术课,是个年轻的女老师,姓李,梳着两条大辫子,很好看。一天临下课时,她布置了一份作业:画一块儿花布。这可难倒了我。回到家,在昏暗的灯下,我找出家中仅有的一管儿颜料,是藕荷色的,勉强画了出来,自己看着也不满意,可我实在画不出更好的了,而且,家里也没有钱给我买颜料。过了两天,我把作业拿去交了。再上美术课的时候,李老师讲评作业,拿出一份作业给大家看:“同学们,大家看看这块儿花布画的怎么样啊?”大家懒洋洋地回答:“不—怎—么—样!”“假如这真的是一块儿花布的话,肯定没人买!”大家哄笑。不用说,那块儿花布就是我画的。李老师仍然健在,已经七十多岁了。同学们一直说要请她吃个饭,但一直没机会兑现。
后来,我们的美术课增加了写生。美术课一般都安排在下午,李老师带着我们爬到崇圣祠前、大成殿后面的假山上,对着那里的景色画画。由此,那里的美景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夕阳之下,远山葱翠,院子里紫藤古槐缠绕,柳枝依依,风吹杨树的叶子哗哗欢笑,大殿的飞檐高耸入云,惊鸟铃叮当作响,成群的雨燕在灿烂的晚霞中飞鸣……。每次,我都陶醉在这美景之中,只是恨自己没有画画的天赋,画不出这里的良辰美景……。
四年级时,我们班搬到后院西侧的教室。这时,我当了少先队中队长,同班的一位女同学当了班长。一天,课上学的是《狼和小羊》,老师为了锻炼我们的朗读能力,让几个同学站起来分别扮演狼和羊。先叫起我和班长,让我扮演狼,让班长扮演小羊。课文朗读完了,我俩的外号立刻就出来了:公狼和母羊,一直被大家取笑了很久。班长后来在中学与我还是同学,毕业后分配到总后3544工厂,后来调到北京某研究所工作,去年也退休了。
五、六年级时,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了杨老师,我仍然是中队长,班长换成了姓徐的女同学,那时我觉得她个子高高的,有时还拖着鼻涕。前几年与她见了面,原来她个子并不高,可能是后来再未长个儿。我们的教室先是在大成殿西厢房(古时叫“西配庑”),六年级时就搬到了大成殿的正殿,我们占了东侧的一间做教室,西侧的一间则是仓库。闲来无事时,我们就钻到仓库里乱翻一气。里面是装煤的地方,小山似的煤占了大半间房屋。除此以外,里面还有一顶金黄色的轿子和一辆装备考究的马车。前不久,我才听说,那是慈禧太后去承德时坐过的,也不知是真是假。“文革”一起,这两件宝贝也不知去向了。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就是在这个黑洞洞的屋子里,曾经“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上悬乾隆皇帝御题‘广大中和’的匾额,嘉庆皇帝御书‘圣集大成’、‘圣协时中’。两边的对联为‘有开必先冠古今而垂教化,无思不服合内外以振文章’。旁有四配享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以及从祀十二先哲闵子骞、丹伯牛等”(摘自《历史上的热河文庙》)。
大成殿是文庙的主殿,高居在月台之上,(位置更高的“崇圣祠”在大成殿后面,是六年三班和四班的教室,这是前几天我探家时听同学们说的,而我自己对那里却没什么印象)。我们站在月台上,居高临下看着其它班级,总是有点得意。月台周围围以汉白玉的栏杆,那时还保护的很好,基本没有什么损坏。大成殿前面是“御碑亭”,亭高五六丈,黄瓦飞檐,惊鸟铃悬挂四角,风过铃动,叮当之声不绝于耳,这也是文庙留给我最深最美的印象之一。亭内龟跌之上置巨碑一座,碑阳为满汉文字《御制热河文庙碑记》,碑阴为《热河承德府纪事八韵》。
再往前就是“泮池院”。说是泮池,那时已经没有水了,填平作了操场,操场北面,原来是文庙的正门,现在门被封住,搭了个台子作为主席台,平时全校的大会都在这里召开。有时大会安排在下午下课后,校长讲的时间长了,天都黑下来了,漫天的燕子在宫殿的天空中徘徊,甚至燕子拉的屎掉在学生的头上,引起大家的惊叫。有一年,可能是为了庆祝“六一”儿童节,要各班出节目。我们班准备的是“三句半”,由我带领三个同学在这个台子上表演。节目需要一个敲打节奏的道具,我们买不起,也不知道去哪买,老师出了个主意,让我们拿小钢锯条敲自己的文具盒伴奏。节目演完了,我们的文具盒也被敲的坑坑洼洼,让父母们好不埋怨。
我很愿意上音乐课。教我们音乐的是姓李的老师,长得很英俊,每次都拉着手风琴教我们唱歌。只是有一课让我觉得很遗憾:现在脍炙人口、流传多年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当时我们却未能学到——上音乐课是各班轮流上的,我们已经听到其他班在学唱这首歌了,只是还未轮到我们班,学校就停课了。因为听了别的班学唱这首歌,我们也就会唱了几句。
庙的东院为“尊经阁”,原来藏有清圣祖努尔哈赤、清世宗康熙的诗文全集等著作,但这时已被公安4534部队作为营房。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那里是个既神圣又神秘的地方,我们从来没敢踏足进去。这个部队有个篮球队,是承德实力最强的球队。它的中锋姓刘,长得又黑又高,曾经和我校的一位女老师“拍托”,也不知最后有没有谈成。
小学中印象最深的社会活动,是上街游行。那时,美国开始入侵越南。作为“同志加兄弟”的友好邻邦,全中国人都义愤填膺,毛主席还在天安门发表声明,各地经常组织军民上街游行,声援越南人民。记得曾有南越一名僧侣在街头自焚,后来美国又除掉了傀儡吴庭艳集团,接着又是轰炸“胡志明小道”——只要越南那边有点风吹草动,我们就要上街游行。那时,我正在换声时期,作为班长,每次上街游行都要带领同学呼口号,无法偷懒,我的嗓子也就经常发炎,“青霉素喉片”是我经常要吃的药。我一直认为我现在的嗓音哑哑的,就是当年给越南做的“贡献”!(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