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团的大火——兵团生活回忆录之三十五
一
参加了兵团第一次新闻工作会议以后，我的心理压力很大，整天琢磨着写什么稿子才能见报。
就在我整天盼着寄走的稿子能够见报之际，赵振英的一篇配合反骄破满运动的稿子却见报了。他见报的那篇稿件我至今都记得非常清楚，体裁是小评论，标题是《战士也要反骄破满》，核心观点是反骄破满不光是干部的事，我们战士也人人有份。
反骄破满自我教育运动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毛主席批示组织开展的一次自我教育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整顿干部中存在的居功自持、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因此，兵团开展这项运动时，不少战士觉得反骄破满是干部们的事，与自己无关。连里安排我们对照检查时，还有人置疑：干部得病，干嘛让我们战士吃药？
针对这种思想倾向，赵振英写了这篇一事一议的小评论，强调战士中也存在着骄傲自满情绪，不认真加以克服，也会严重影响部队的革命化建设。
我也参加了反骄破满运动，为什么就没有想到从中找个话题写篇稿子呢？一种机会从身边擦过却没有抓住的懊悔感，煎熬着我。我决定亡羊补牢，也写一篇有关反骄破满的小评论，可搜肠刮肚地想了半天，怎么也想不出更新的观点，只好遗憾地作罢。
赵振英也是三排的战士，我当保管员之前和他一个排，我在七班，他在八班，还是挺熟悉的。虽然没有深交，但关系还不错。印象中，他也是连队报道组成员。
他是保定二中的学生，应该挺有能力的，因为我到呼市开新闻工作会议后借机探家时，母亲就提到过他。母亲说，在她们服装厂支过左的一个二中的学生也到了兵团，据说也到了师部，叫赵振英，问我是否认识。我说他就在我们连，还和我一个排呢。
文革中，一个中学生能深入到工厂去支左，看来是有两下子，起码比我强多了。
他的稿子发了以后，我很想找他取取经。可我这个报道组组长还没有稿子见报，实在不好意思和他开口，也就只好作罢了。
为什么自己写的稿子总见不了报呢？我的直觉是写得不好，而写得不好的原因则是自己的文学素养不高，于是我决定临阵磨枪，恶补一下文学知识。
谁有这方面的书呢？虽然兵团聚集了一大堆“知识”青年，但有书的不多，有文学知识书籍的人就更少了，我只好多方打听借阅。
工夫不负有心人，我最终还是通过人托人借到了一本《中国文学史》。这是整套高校教材中的一册，讲的是唐宋文学。虽然其中没有怎么写稿子的诀窍，但讲到的那些诗词，却一下子就吸引了我。
我立即买了笔记本，把读到的诗词逐首抄在本上。此书读完，我竟抄了两本的诗词。之后，有空就拿出来背一背，感觉非常过瘾。至今我还完好地保存着这两个本子。
恶补了半天文学知识，寄走的稿子还是见不了报。我有些茫然了。
二
初春的乌拉盖草原，最容易失火。一到此时我们就神经紧张，时刻准备打火。因为我们连是全师的战备值班连队，不管哪儿发生火灾，我们这支机动部队都要参加扑打。
火灾还真的发生了，但不知师里为什么没有安排我们去，可能是还没有来得及安排，大火就被扑灭了吧。
火灾发生在距师部一百七八十里的57团，据说还烧死了人。
我们连的杨立桐、刘秀敏、刘志敏就调到了57团电厂，这样的传言，让人们非常紧张，都担心战友出事。不少人还有同学、朋友分在了57团，就更着急了。
人们通过各种渠道探听消息，最终得知是57团3连附近草原失火，烧死了3连的两个人，都是女战士。一位是北京知青，一位是集宁知青。
57团3连是农业连，发生火灾时全连正忙于春耕播种。
出事的那天是1971年4月15日。那天中午，忙碌了一上午的人们都回连队去吃饭，只留下两位女战士看护麦种。
这两位女战士一直在给麦种拌农药。人们走了之后她俩没有休息，又全神贯注地干起来，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耕地西北边的草原着了大火。那天风很大，火借风势很快就烧到了她俩拌麦种的地头。
此时，她俩退到耕地里边就完全不会有任何危险，因为几千亩的耕地里已没有可燃物，大火是烧不过来的。可她们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迎着火头去扑火，以防大火烧到麦种。
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事后人们发现，她们都倒在了麦种的来火一侧，而且是面向大火倒地的。
这种做法是草原灭火的大忌，扑火的人会因瞬间窒息而晕厥，从而被烧伤或烧死。不幸的是她们正好是这样做的。
据说，战友们赶到时，其中一位女战士已经牺牲，而另一位还顽强地站起来，呼喊战友们抢救麦种。当然，此时战友们最关注的已不是麦种，而是她的安危。
师部医院的医生最终未能把她从死神手中夺回来，她还是和她的那位战友一起走了。
对于这位烈士的临终遗言，我还听到过一个非官方版本，说她看到战友们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就是想她的妈妈。
想着妈妈还是想着麦种，按当时的标准，那可是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可我却不以为然，在大火烧到眼前的那一霎那，她们没有退缩，而是悲壮地冲向大火，已说明一切。至于临终前说的是豪言壮语，还是在呼唤亲人，其实并不能说明什么。她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她们认可当时的价值标准：国家的财产高于个人的生命。
当然，干部希望她们高呼“抢救麦种”，因为这样，就可以在“培育英雄”的光环之下，从容地掩盖“死人事故”的责任了。
事后，她们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后来我得知，先牺牲的那位女战士，是北京知青，叫柏永华。后牺牲的那位女战士，是集宁知青，叫单美英。
三
大约在1971年的4月底或5月初，连里通知我到《兵团战友》六师记者站学习，为期3个月。
原来，兵团第一次新闻工作会议召开后，《兵团战友》报为加强通讯员队伍建设，决定培训各团的通讯员。兵团西部的4个师离报社较近，可以到报社学习，而东部的2个师离报社太远，只能到报社的记者站学习。
《兵团战友》报是否在兵团的6个师都设了记者站，我说不准。但在五师、六师肯定是设了记者站，我想，这可能与报社安排记者来这里采访非常不方便有关吧。
我有幸成为报社培训的第一批通讯员，自然十分激动，兴冲冲地前往记者站报到。
记者站就设在师部机关，离我们连队很近，就是机关排子房中的一套里外间的办公室。
记者站有3位记者，都是现役军人。一位姓张，年龄稍大，感觉着是负责人，但也没有听到过有人叫他组长，人们都叫他张编辑。还有一位姓侯，岁数要小点儿，爱说笑，有点儿小孩子脾气。另外一位可能姓赵，长得什么样子已想不起来。
报到之后，他们确定由侯编辑负责对我进行具体指导。不过，其他编辑如果有机会，也会给我讲一些新闻知识。
那时，记者站正在组织撰写柏永华、单美英的重大典型报道，工作非常紧张。可张编辑还抽出时间结合手头的工作给我讲解应该如何搞好这种报道。
他说，重大典型报道是新闻报道的重头戏，往往党委也高度关注，因此必须全力以赴，只能搞好，而不能出现任何纰漏。重大典型报道也强调时效，但更注重深度挖掘。在搜集素材时，要舍得花力气，尽可能将能够搜集的素材都抓到手。这样提炼观点时才能准确，选材时才有余地。
为搞好柏永华、单美英的报道，他们除了在连队深入挖掘，还同时派出两路人马，分别到北京和集宁采访烈士的家人、老师、亲友等。
可能派出的人马中也有如我一般经验不足的通讯员，张编辑要求他们将采访的内容都写成一个一个的小故事，以备选用。
我去的时候，此项工作已经结束。印象中张编辑给我念了一些此类小故事，其中有单美英家长给单美英讲家史的事。
谈论这一报道时，张编辑很兴奋。他说重大典型报道不是你想写就能写的，这种题材可遇不可求。所以一旦遇到，就要加倍珍惜，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张编辑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整天都在琢磨怎么着才能写得更好，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光主标题就不知推敲了多少遍，最后确定的是《火红的青春，壮丽的年华》（我一直是这样的印象）。
张编辑说，写人物通讯，要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其中。只有饱含情感的语言，才能感动读者。他还把一些他感觉满意的段落读给我听。当时觉得他写得太棒了，可具体怎么个棒法，现在已说不出来，只记得其中有单美英“挤牙膏袋”（勤俭节约）的事。
四
柏永华、单美英的典型报道完成之后，记者站的编辑们终于松了口气，他们的工作也转入日常报道。
侯编辑决定下团采访时带上我，让我亲眼看一看他从发现线索到完成稿件的全过程。
回想起来，侯编辑搞新闻报道的流程大体是，先找团领导了解情况，从中发现各个连队的有价值的线索，然后分析、排列相关线索确定要去采访的连队。到了连队，先找相关领导了解情况，再找有关当事人、知情人采访。之后整理搜集到的素材，提炼出观点，撰写稿件。
在这个过程中，侯编辑还会根据兵团当时的中心工作、报社的报道计划，重点了解某一方面的情况。
他说，搞新闻报道一定要上下结合。在基层发现情况后，要依据上级精神和中心工作提炼文章的观点，这样文章才能有指导性，容易被报社采用。当然，也可以紧贴上级精神和中心工作提前确定一些观点，然后再注意发现基层有无相关事例。一旦发现就立即写稿，因为这类稿子正是报社急需的。
到基层采访，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交通问题，因为六师的连队太分散了。步行只适于近途，远点的地方就得乘车或骑马。兵团车少马多，所以到连队采访时，团里往往给我们安排马匹。
这之前我一直没有骑过马。虽然连里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找马骑，但我是好学生，连干部不支持的事，坚决不做，所以连马毛都没碰过。
第一次骑马是在51团。我们要去51团的某连队，团里安排了一位干事陪同，还给我们准备了马。
在学习新闻报道的同时还能学骑马，真是意外的收获，我屁颠儿屁颠儿地跟着那位干事去马圈牵马。
听说我从来都没有骑过马，那位干事有些意外，特意给我挑了一匹团部最老实的马。这匹马体型较小，是匹白马。他说，它就是跑得慢点儿，但没有一点儿坏毛病，是人就能骑。
他还鼓励我说，骑马最好学了，坐在马鞍上马就自己走。你的任务就是控制缰绳，缰绳相当于方向盘和刹车，拉左边的缰绳向左转，拉右边的缰绳向右转，同时拉两根缰绳马就不走了。
我兴冲冲地牵出白马，并按他教的要领上了马。那匹马还真是老实，顺从地跟在他们俩的马后边，慢慢悠悠地出了团部。
上了去连队的土路，马走得越来越快，我生怕掉下来，身子绷得紧紧的，屁股死死地坐在马鞍上。
那匹马不知为什么不高兴了，走着走着就不走了，任我怎么叫喊“驾！驾！”都无济于事。
我拉动缰绳，它就使劲晃头，跟我较劲，四个蹄子还来回乱蹬，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我怕它把我掀下来，赶忙抱紧着马鞍。
走在前边的侯编辑和那位干事，看我没有跟上，就调转马头回来迎我。看到我在马上使尽浑身解数都不能让马前进的窘境，都笑得趴在了马背上。
那位干事提示我说，马通人性，一般都欺负生手。你不管会不会，都得拿出会的架式，要坚决、果断，不能犹犹豫豫的。
我按他们的提示，挺直身板，控好缰绳，用脚磕马的肚子，它还真的又朝前走了。
骑马的过程中，我慢慢体会到，身体要放松，不能死死压在马身上，要尽量和马的起伏保持同步，这样才不累。可能这种姿势和状态马也感到舒服，它再没有跟我捣蛋。
我以为我也会骑马了。
五
我一共在记者站学习了3个月，除非连里有事，一般我都跟着侯编辑活动。
印象中，我们去了51团、52团、53团，转了不少连队。
可回想起来，他好像并没有安排我单独写过稿子，连让我给他写个初稿这样的事也没有。我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观摩。
我都观摩了些什么呢？现在也没有留下多少印象。
只记得他在写一篇某连开展某项政治活动的稿件时，曾和我商量（当然主要是由他提出意见）应该确定什么主题，分几个方面来写。这个稿件最后是否见了报，我也已没有印象。
还记得他兴冲冲地告诉我，他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先进典型，是52团9连的，好像是个班排长，女的，叫徐玉。他已掌握了这个典型的最大特点，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
不久，张编辑他们撰写的柏永华、单美英的典型报导就在《兵团战友》报上刊登了。见报后，我们连还按照师里的要求，组织学习讨论，并掀起了学习柏永华、单美英的热潮。
那篇通讯写得相当感人，我是噙着泪花读完它的。我暗下决心，要像柏永华、单美英那样，做时代的英雄。
又过了一段时间，《人民日报》也刊登了柏永华、单美英的英雄事迹，标题是《战斗的年华，壮丽的青春》。似乎没有《兵团战友》报上的文章长，但我感觉内容和《兵团战友》报上的文章差不多，也许就是张编辑他们写的吧！
再后来，我回保定探家时听弟弟说，他们的语文课本中也有内蒙兵团的事，我要来课本一看，原来记述的正是柏永华、单美英的英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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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9/29 21:36: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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