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评——兵团生活回忆录之三十六
一
虽然我在兵团战友报六师记者站学习，但连队有重要活动时，我还得参加。
记得我参加过一次全连大会，连干部在会上强调，没事不要到看守所乱串（看守班归我们连管理）。并说，已发现有人串通看守人员给犯人传纸条，图谋不轨。师里正在派人调查，后果很严重。
是谁这么大胆？他要干什么？散会后人们开始互相打听。
不久，我就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说是陈建邦在给犯人传纸条，帮他传递的看守人员是和他关系不错的一个保定知青。而他想要联系的犯人，是关在六师看守所的那些在东乌旗插包的北京知青。
陈建邦要干什么呢？我颇多疑惑，又不便去找他询问，只能根据听到的情况瞎猜。
据我所知，在东乌旗插包的北京知青中，有不少是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学生，而陈建邦的哥哥就在这所学校上学。陈建邦通过哥哥的关系，结识了东乌旗的这些北京插包知青。
陈建邦很钦佩这些北京知青，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理想，有抱负，也很有理论水平，可以说是与陈建邦志趣相投。他知道他们中间有人被羁押，肯定不会无动于衷。
陈建邦冒着风险要联系的这些人到底犯了什么事呢？我碰到看守班的班长王德元时，特意向他了解了相关情况。
据王德元说，他们是因为打死了造反派，才被抓起来的。
北京的学生是全国最早起来造反的，他们怎么会打死造反派呢？
原来这些学生来到东乌旗之后，坚决走与贫下中牧相结合的道路，都下到了牧业队，和牧民生活在一起。当造反派要揪斗牧场领导时，他们站在了拥护牧场领导的牧民一边，将牧场领导保护起来。这下惹恼了造反派，几次借故殴打知青。知青们忍无可忍，终于奋起反抗，不幸失手将一个造反派的小头头打死。
此事发生在兵团成立之前。兵团成立后，接手了这个案子，抓捕了与此事相关的北京知青。
听王德元说，被抓的人中有一个既是知青的头头，又是生产队的领导，由于也参加了打斗，所以被抓了进来。
还有一个是打人的。据说是他最先动的手，所以也被抓进来。
还有一个，也与打人事件相关，但问题更严重，据说他在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反对林副主席。
后来，有关他们的传言越来越多，我也知道了更多的情况。听说那个知青头头叫刘小佈，那个最先动手的叫闵琦，那个胆敢反对林副主席的叫吕嘉民。
后来还有谣传，说崔师长审问吕嘉民时，用毛主席语录驳斥吕嘉民的谬论，可还没等到崔师长把语录背完，吕嘉民就说，这段语录在《毛主席语录》的第多少页，我知道内容，不劳你给我背。最终，师长也未能辩倒吕嘉民。
知道了这些，我觉得陈建邦与北京知青的关系可能不像我想得那么简单，只是单纯的理论学习交流。他敢冒着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成员的风险，与那些人联系，应该是参与得更深一些。我不由怀疑，他是不是也在做一些什么见不得的人的事呢？
我相信调查人员不比我傻，肯定会想到这一层。我觉得陈建邦可能会有麻烦。
让我意外的是，在陈建邦做了个检查之后，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因为这之后再没有听到有关调查的信息。
二
在记者站学习期间，我还参加了连队的“初评”。
兵团那时每年都要搞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评选。这种评选分两个阶段进行，年中的初步总结叫“初评”，年底的全面总结叫“总评”。
对于这次初评，我现在只留下一个印象，就是陈建邦在“提意见”阶段的自由发言。
在“初评”和“总评”中，各班都要对连里的工作、连干部的表现做出评价。一般情况是由班里选出的代表，汇总、归纳大家的意见（须在班里讨论通过）后，在全连大会上宣读。由于这种评价不管几几开，肯定成绩时都比较笼统，而指出缺点时则相当具体，感觉着更像是专门在“提意见”，所以人们习惯上就管这个程序叫“提意见”大会。
“提意见”大会一般都由各班的代表发言，如果有人感觉班里的代表没有完全代表了自己的意见，也可以补充发言，那就是自由发言了（感觉可能会议规定有这么一个“自由发言”的程序，以示民主）。
虽然“提意见”大会允许自由发言，但很少有人这样做。因为人们知道，班里的代表发言连干部也未必爱听，但他毕竟是代表全班履行一种职责，不是个人行为。而自由发言那可就完全不同了，连干部如果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胸，想给你穿个“小鞋”，那就是一“穿”一个准了。
那天的大会，照例有直工科领导参加，去的好像是魏科长。
连干部宣布大会开始之后，各班代表依次发言。虽然提的意见五花八门，有的班甚至达上百条意见之多，但基本上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且代表们也都是照本宣科，语气和缓，没有使用什么尖刻语言。大会气氛相对平和，连干部们脸上也都比较轻松。
可代表发言结束后陈建邦的自由发言，却让连干部们一下子紧张起来。
他没等主持会议的连干部宣布自由发言开始，就呼地站起来，大声叫道：“我说点儿！”
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他身上。他很激动，说话几乎是在喊。
发言中，他对连队党支部工作的评价基本上是负面的，连干部似乎都不称职。他罗列了不少事实，证明他的观点。他指出的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回想起来，大体有连队干部理论素养不高，管理水平低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多吃多占，以权谋私等等。
他的发言，不光涉及到我们连队，还涉及了其它连队，印象中提到了农业连队的低产和亏损。
他在那里滔滔不绝，慷慨激昂，全然不顾坐在前边的连干部们已面带愠色。
会场是鸦雀无声，人们都瞪大眼睛听着他“演讲”。
听着他发言，我的心很累，很紧张。因为感觉不像“提意见”，倒像在念“黑材料”。我听着都刺耳，心跳，连干部们心里能好受吗？
说实在的，我并不认同他的评价。连队干部确实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绝不是一无是处。
我不知他为什么要这样说，要这样做。连我都接受不了的评价，连干部肯定更无法接受。我隐隐感觉，他这次出风头是出过了头，说不定要付出代价的。
他的发言终于结束了，我如释重负。之后没有人再要求发言，连干部立即宣布散会。
魏科长一言未发，脸色阴沉地走了。
三
连队初评之后，我虽然仍在记者站学习，但对连队的事情却更为关心了，因为我感觉，陈建邦在“提意见”会议上的自由发言，似乎不像我想像的那么简单。
我原以为陈建邦作基本否定连队党支部工作的发言，不过是他个人心血来潮的冲动。可事后却发现，他的身后竟然还有支持者和同情者。而肯定连队党支部工作的人似乎处于被攻击的状态。听连队文书魏路通说，由于我所在的连部班持肯定党支部工作的态度（当时我是保管员，在连部班），有人便说我们连部班“站错了队”。而且放言，要搞臭那些支持党支部的人。
党支部的权威受到挑战，一些平时吊儿郎当的人高兴了，认为没人再敢管他们，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了。
听说有人攻击我们连部班，我的心里很窝火，很不服气，可又无处发泄，于是便带着气儿写了如下的日记。
1971年7月22日于东风（当时师部已定名为东风）
很多日子没写什么，是没话说？不是。怎么说呢？连队初评中出现了分歧意见，个别人要搞臭这个，搞臭那个，由稀拉兵忽然变成了“积极分子”，东窜西串，制造思想混乱，把党支部说得一无是处。
一些人自吹什么“水平高”，是什么“哲学家”、“理论家”，可就是不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马列主义只对别人，不对自己。在他们眼里，别人什么都不行，水平低，能力小，唯独他们行，战勤连的权该由他们掌，不然战勤连就会烂掉。
一些人目无组织纪律，什么“一年紧，二年松，三年当个稀拉兵”，什么“我自由啦”，“我不怕啦”，等等奇谈怪论，不一而足，真让人作呕。
有的人和犯人勾勾搭搭，还要当什么“斗私”模范，真不知他们的脸是不是有红的时候（应该是指陈建帮因给犯人传递纸条而作检查的事）。
这些阶级斗争在兵团的反映，我能熟视无睹吗？一些人放风“连部班站错了队”，想压我们，真是妄想。战勤连广大群众的眼睛是亮的，一切问题早晚会水落石出。
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是那个时期的特定思维方式。我曾刻苦地改造自己的思想，自然不能免俗。如有战友看到日记而“对号入座”，那千万别往心里去。
四
在初评之前，大概是5月份吧，我们连调入一批原场职工子弟。印象中有韩福林、础鲁、白学文、肖淑芳、宋玉莲。还有一位女同胞，想不起名字了。
他们来自55团。55团是在宝格达山林场基础上组建的。他们这些人就都是原宝格达山林场职工的子弟。虽说他们不是知青，但调往我们连就算安排了正式工作，也享受知青待遇。
据说，他们都是蒙古族人，可从名字看，只有础鲁用的是蒙古语，意思是“石头”。础鲁在这些人中年龄最小，长得圆圆乎乎，倒真有点鹅卵石的意思。不过他看起来更像个汉族的小孩儿。由于他年龄小，长得又好玩，老知青们都爱逗他。
还有，白学文年纪不大，竟然娶了媳妇，而且他媳妇时间不长就来找他。连干部还挺人性化，让别的战士挤了挤，给他俩腾了间小屋住。
白学文的老婆是个热心人，看到男战士们不会缝补衣服，就主动帮忙，所以颇爱战士们的爱戴。
我的好友王德元就让她缝补过衣服。听王德元说，她缝补衣服的方法挺怪的，顶针不戴在中指，而是戴在食指。缝衣针不是向前扎，而是向回勾。
开始我以为她有什么独门绝技，后来才知道，蒙古族妇女都这样做手工活。
大概是在初评之后，还有一批唐山知青调入我们连。印象中有许宝奎、陈久忠、刘恩喜、乔金满、秦淑芝、韩志婷、代永红、裴冰洁、董秀平、刘文荣、田瑞芹。
这批唐山知青到达时，连里开了一个大会，是不是专为欢迎他们召开的，我已记不清。不过因为有连宣传队演出节目，我感觉着应该是个欢迎会。
最让人难忘的是，新到的唐山知青也派出代表表演了节目。
“下面欢迎新到的唐山战友裴冰洁，给大家表演独舞《大刀舞》！”
报幕员话音一落，一位小姑娘落落大方地走了上来。
雄壮的《大刀进行曲》随之响起，只见她伴随着的强烈节奏，挥动起系有红绸的大刀，前劈后杀，左拦右挡，动作刚猛而又不失妩媚，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她的表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致人们很少再叫她的名字，而叫她“裴大刀”。
大概在7月份左右，女生排的杨秀云调到了师部第一招待所。杨秀云是1970年11月到我们连的，白城知青。
另外，还有一位52团5连的战友调到我们连，他叫白贺民。调入的具体时间已记不清，感觉着是在初评前后吧。
白贺民也是保定知青，胖乎乎的，爱说爱笑爱玩，很快就和我们连的人打成了一片，让人不自觉地会把他当成连队的老人儿。
他爱打扑克。那时连里也开始流行玩“拱猪”，他很快就成为主要战将。不过谁要是和他一拨儿，就得注意了，他爱急眼的，一急眼会揪着你的脖领子大叫：“给我‘羊’！”
他的长项是“钓鱼”，我和他一起玩扑克他总坚持要玩“钓鱼”，而我于此不甚精通，所以几乎每次都是他的手下败将。他也因此特别愿意和我一起玩。
五
大约在7月底或8月初，我在记者站的学习结束，正式回到连里，继续当我的保管员。
回到连里后，我又听到了有关陈建邦的更多的传言。
有人说，陈建邦在构思一部反映兵团战士生活的小说，小说的梗概已经有了，只是缺乏细节，他正在充实。
我虽然也喜欢写点儿东西，但从来没敢想过写小说，总觉得那是大文学家们的事。听说陈建邦在写小说，我有点儿将信将疑，就他那点儿文学功底能行吗？
还有人说，陈建邦在写政论文。他把学习马列著作的心得体会、相关思考进行了归纳整理，并结合全国及兵团的实际，分门别类地写成了论文。
再后来我听说，他的论文完成了。他对自己的文章评价颇高，说兵团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看懂，只有那些高层的理论家才能对他的文章做出正确评价。如果他的文章能被高层认可，他会被破格提拔。当然不会是连级，当个连长、指导员，整天带着战士们种地、盖房、打石头，那发挥不了他的特长。他自信该是个师级。如果得不到正确评价，他也可能因此出事，说不定会坐班房。不过，他不会放弃。他说许多革命者都有入狱的经历，这种磨练对于革命者的成长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听到这些传言，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觉得他已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陈建邦，他似乎比我高大多了，不过那也可能是一种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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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10/25 17:17: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