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磨盘上的谷志有，是个头戴白羊肚手巾的陕北庄稼汉——受苦人。可是这会儿在我脑子里，他只是一个反革命、一个敌人，应该卑躬屈膝地面对我这个高高在上的革命者。他老实本分的答话，我听着都是对抗。你还不服？我心说，对敌人绝不能温良恭俭让！于是，我突然喊了一声：“你他妈还敢狡赖！”便跨前一步，扬起右臂，抡圆开来，照着他的脸就狠狠一拳！
周围社员大惊，围上来挡住我。队干也赶过来：“咋能打人咧！”把我拽开了。我扭头看到“敌人”一声不吭，缩头靠倒在磨盘上，鼻子、嘴那儿一片鲜红，心里一紧：把人打出血了！但马上告诉自己：他是敌人。只要他是敌人，就能打。于是我喊：“他不老实！”
那以后，在小小的山村里，我和这位陕北庄稼汉一起耕种锄割、背打扬场，又共度了八年多。他从没跟我提起过挨斗挨打的事儿，却常帮我，磨镰擦锄、盘炕垒灶什么的。有点儿好吃的，常记着我。我常肚痛难忍，他每听说，都来我窑洞里，耐心地给我按揉肚子，总是有效。我卧病时，他用三角针给我指尖放黑血，让婆姨煮好白面条，卧上鸡蛋，端到我炕前——那时他们自己根本不敢吃奢侈的白面面条。他对我说，你一个北京娃娃，娘老子不在跟前，落难到这乡里受苦，实在不容易。我忽然心酸，扭过脸去，悄悄地任泪水流下。
但是，我对他的敌意曾经弥久不消，总提醒自己：他“有问题”。什么“问题”？挨过斗。其实，我压抑感激之心、相处之情，固守这么个论断，就是怕把我打他说成是错的。我那是革命呀！我是革命的，他就一定得“有问题”。这是在不可理喻地否定他人，为的只是收获自己的高傲。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他挨过斗，问题只在于我打过他。任何时候，我见到他，跟他一搭儿，都会想起我那一拳，想起他脸上那片血。梦魇一般，摆脱不掉。但是，一个现成的借口，能让我随时给自己免除责任，那就是：我是为了革命。因为毛主席教导说：“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直到后来想起那谚语只觉得幽默时，我还要对自己说：我是为了革命。
这就是“以革命的名义”。这种名义承自苏俄，祸及中华。整个文革，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指定敌人；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对人施暴；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决不道歉；以革命的名义，我就有理由说自己永远正确。
仅这一拳，就决定了我是文革参与者。对此，不是一个道德愧疚可以了得，而是应该对文革承担点儿政治责任。因为，在文革政体中，我参与了“一打三反”那种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分享了利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平安自保”、“政治可靠”。我服从了文革中非结构化程序化的决策，服从了不合法，有“屈从权力”行为。文革中的“无限忠于”，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反动。我们“三忠于四无限”了，专制极权才可能肆无忌惮。
说起来，我曾经狂热拥戴。对江青那种人的厌恶和仇恨并没影响对文革发动者的热爱。那虽然不是民选产生——对此谁都没有投票责任，但从众的拥戴行为支持极权不法化，支持破坏国家制度，因此成为政治行为。拥戴者是躲不掉这种责任的。
我曾当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就是罪过参与者。在那种有组织、有计划的迫害运动中，我出手打了谷志有，就成为事实上的积极分子。
“四人帮”审判后，文革发动者不用对文革承担责任了，在文革中无限忠于文革发动者的我们，也不用对文革及其罪过承担责任了，全一笔勾销了，全轻装前进了。但是，不会对反文明负责的话，怎么能学会对文明负责？就像以前德国青年对他们“元首”的“伟大事业”信念真诚一样，我在文革中曾真诚地“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如果用年轻的真诚来为自己辩护，就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曾经良知泯灭。我如果不用对罪过负责，就永远可能再次拥戴罪过。
那次运动中，我们村儿还批判过一个受苦人郝祯有，也是因为他有反动言论。一句是“万寿无疆，挣断驴缰”，一句是“毛主席万岁，农业社倒灶八百辈子”。不过运动没完，他就迁出余家沟了。三十二年后，我找到郝祯有，问他当年挨批判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是另一老汉诬告所至。当年老汉们常相聚赌博，时日久了，另一老汉欠他赌资高达十几元钱，他索要多次未果。一天见那老汉出售自制粉条，他便上前说买一大堆，扛上肩转身就走。那老汉追他要钱。他说，你欠我的钱比这多。那老汉便无奈。适逢“一打三反”，那老汉告密于组织运动的知青，说在山上劳动时，郝祯有说反动话。组织者喜，审郝祯有，令他坦白。他本不曾说过，审之茫然，数次未果。组织者便诱其女儿：让你爸承认就没事儿了。他们教他女儿记住“挣断驴缰”这句话，回家教会她爸，明儿来承认。女儿答应，但一进家门，就忘了那词儿，急得哭起，导致她爸“拒不交待、顽固不化”。这件事当时组织者也汇报上去了，也是余家沟的阶级斗争成绩。
三十多年，我一直以为郝祯有真的说过幽默可笑的“挣断驴缰”，真的说过远见卓识的“倒灶八百辈子”。没想到，跟谷志有那事儿一样，更是当年构陷。那年头儿，打倒别人，成为自我荣耀和获取利益的唯一途径。
也是那年，一天夜晚，我们村儿饲养员在牛圈角落里发现一个黑影，紧张地告诉了我们男知青。我们便“抓”到了一个天然的“敌人”。天上掉下个敌人来，我们兴奋莫名，把他带到村外小学校土窑洞里，严加审讯。他是个南方的农民，顶多三十来岁，头发蓬乱，面目黢黑，身形瘦小，形容枯槁，黑衣破旧，双眼恐惧，一口方言，我们一句也听不懂。我们听不懂，就等于他不交待。于是，我们用绳子把他捆住，拳打脚踢。他声嘶力竭，大哭大叫，听得出来——其实看都看得出来，他冤屈、痛苦，更恐惧。而我们却为捡到个敌人而兴奋，沉浸在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之中。最后大体弄明白，他在牛圈里偷吃牛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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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11/5 21:17: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