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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青年点我们队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我们青年点，从68年9月到77年10月，从我17岁到26岁，整整九年。我见证了我们青年点的兴衰，眼看着同伴一个个离我而去，忍受了一次次同伴分离的伤感和苦痛悲欢，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虽然没能大有作为，但把青春和汗水永远的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当我把一切回京手续办完，将所有能给出的家当，粮食和锅碗瓢盆等等，全部送给了，九年来一直关心我，照顾我，一起劳作汗滴禾下土，一起生活聊天唱歌的老乡。告别了，从此空无一人的青年点。告别了，曾在一起朝夕相处，辛勤耕耘的乡亲们。告别了于队长、老保管、大老板儿、三老太太等等，生产队和大队的铁匠、赤脚医生、老师、机耕队的朋友们，看着老乡们一张张亲切熟悉的脸，却不由热泪盈眶，难舍难分。我下乡整整九年，感慨万千。与老乡那一幕幕多少往事，千头万绪都涌上心头。

我插队的地方是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呼伦贝尔盟阿荣旗长安公社。阿荣旗位于大兴安岭南麓，阿伦河、格尼河从这里发源注入嫩江。这是一个农业为主，半农半牧的地区，当时有12万人口，有蒙族、满族、鄂温克、朝鲜族、鄂伦春等民族。

我下乡的村子是长安大队全胜生产队，我们村也叫于家沟。当年，老于尧给张家大院扛活。几年下来，到了算工钱的时候。张家地主指着我们村的这条沟，就给了老于尧，也就有了于家沟。土改时，老于尧成为第一任村长。到我下乡那年，他已经退居二线了。他的儿子于长安接班，成为全村的一把手，政治队长。村子发展到四十多户，一百多人。主要有于、李、张三大姓。

生产队共有四个队长，于长安是政治队长一把手，还有一个生产队长，一个分工队长，一个领工队长。每天，领工队长最辛苦的。一早起来，敲起上班的铧子。铧子挂在篮球架上。如果是大田的活，二话不说，敲完钟声就走，直奔要干活的地块。其他人陆陆续续的跟在后面。一般都是分工队长分配完每个到场的人工作后，领工队长领头直奔场地就开干，所以也称其为打头的。会干的人都紧挨着打头的，铲地打头在中间，剩下的人两头排。如果排到地边，荒草丛生，你要付出更多的力。割地，打头由地边往地里排，一般靠边的地，庄稼都长得稀。割起来，就要省力的多了。

每天早晨公社广播站的喇叭，广播员大概起得最早的。天还没放亮，东方红的乐曲声中就开始了。当时的广播是从公社广播站一根铁丝连到千家万户。公社又与旗里的广播站相连。中央的精神靠着这根铁丝，传达到各家各户。除了广播站需要电源，只有靠电池供电。各家的喇叭另一头接在地下，不费任何电源。我们的电话也是通过这条线，手摇电话，在通过公社的电话员转插到所需的地方。

当然，各家的妇女应该起得更早。做饭的炊烟早已升起了，我们青年点的老师傅也做好了饭。刚吃完饭就听见上班的打铧声。和每天一样在队部门口，早请示。我们唱着一首最简单的语录歌，“要斗私批修”，就一句歌词。不得不佩服这是最适合早请示晚汇报的短、平、快歌曲。早请示以唱完歌为结束，分工队长分配好每人的工作，就开始一天的劳动。

晚上下班，同样在队部前集合，进行晚汇报。如同早请示一样，唱完“要斗私批修”结束。分工队长，再点一下人数，随后在队部和领工队长一起记考勤。

我们青年点的知青全部是一个学校的，全校一共来了一百来人，分在同一公社的长安、日合和永胜三个大队的六个青年点，每个点有十多个人。主要以我们六七届初中为最多。当时大家基本上都是十七八岁。其次就是比我们大一些的高中的大哥大姐们了。

我们知青点有13人，我们男生七人，女生有六人，其中三个是高二的大姐，其中一人还是我同学的姐姐。有一个是六九届的。他，从小失去了母亲。文革父亲受到冲击，父亲关在牛棚里。本不应该下乡的，也跟我们一起来插队。这位小高，成为我们点最小的成员。我现在还清楚的记得，送他上车的姐姐。含着眼泪，千叮咛万嘱咐。嘱咐完他，又嘱咐我们远离他乡，要相互关心和照顾。

生产队当时派了两挂马车到公社接我们，把我们当成了北京来的贵宾。大老板儿把车收拾得利利索索，挂着一串串铜铃，大鞭子一甩，沿着公路三里地，一溜烟就进了我们村。我们的青年点坐落在村边，是三间新瓦房，白墙红瓦，除此之外，在村子里其他全是泥墙茅草房。相比之下显得新瓦房非常漂亮。后来一住下才知道华而不实。由于屋顶瓦的质量也非常差，到处是裂缝，因此漏雨是不可避免的。墙是水泥勾缝，水泥的质量不好，时间长了，就开始脱落，因此冬天北风一吹四处透风。冬天的东北零下三四十度，别提多冷了。屋里都结冰，水不敢往水缸里放。用多少水，挑多少水。太冷了，我们带着皮帽子睡，哪都是凉的，只有炕里是热的。所以，东北人好客，来人请炕里坐。过年时，我在门上写了一副对联：夏天屋里漏雨，冬季室内结冰。横批：乐在其中。不管怎样，这是老乡为我们盖的新房，是我们的家，是我度过了九年的家。

我们集体户一直是比较团结的，虽然曾经有过个别的一两个出去自立门户，但最终又回到一起。我们一直在一起同甘共苦，吃着一锅饭，睡着一个炕。日出而出，日落而归。在繁重的农业劳动中，大家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团结奋进，战天斗地。与广大的社员一道，辛勤的劳动汗水洒满了山山水水，田间地头。

第一年，我们吃商品粮。凭粮本到粮站买粮，有一定比例的细粮。大部分是粗粮，主要是玉米碴子和小米，还有一些黄米，可以作粘豆包。头两年收成都不好，无霜期太短。种的又是海南岛培育的高产玉米，基本没有灌浆成熟，霜就到了。玉米穗瘪瘪的，看直心疼，白白辛苦一年。尽管这样，当年每个劳日九毛，第二年，九毛七。一年下来，我们知青每人每年还分到百八十元，基本可以自立。

初次干农活，对我们来说真是个考练。一个是不会干，刚开始傻干，蛮干。每日又困又乏，

刚到生产队的几个月，很不习惯，总是觉不够睡。累是一方面，主要是缺觉。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一年到头，就是不够睡。农村是以太阳为时钟，太阳出来就下地，太阳落山就收工。尤其白天长时，再加上这里的纬度高，夏天白天尤其长。繁重的劳动，又困又乏，几回回，醒了又回笼觉过去了。都是上班的钟声，将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回到了现实来。每天早上老师傅很早就来了，做好饭叫我们，我们很不愿意起来。我不知做过多少次这样的梦，仿佛听见上班的敲铧声。意识要起来，就是起不来，多么盼望有人拉我一把，我呼喊着，向用力就是使不上劲，猛然醒了，就匆匆拿着农具下地了。

头一年，生产队派了个老师傅给我们做饭，第二年就开始自己做。这一年到69年八月，国家给我们提供一年商品粮和豆油，生产队按社员待遇分的一些自留地粮。前两年，为了防止资本主义，自留地收回集体种，年底按人头分。我们粮食足够吃了，口粮600斤，自留地的粮400斤。1000斤虽然是皮粮，但也吃不完。于是就养鸡养猪，再在菜园子自己种点菜。日子还算过的去，饿不着。

我们阿荣旗地处东北，大兴安岭南麓，丘陵地带，黑土地，非常肥沃。不施肥，照样长庄稼，硕果累累。就是无霜期短，有的庄稼长不起来。

那里可以说是土豆的家乡，土豆长得又大又好。头一年起土豆，头一回看到一个土豆好几斤，非常吃惊，城里哪见过着这稀罕物，而且这是我们辛勤劳动的成果，高兴之余留作标本，后来发现比比皆是，没有保留的价值了，只好还是吃掉它吧。

土豆的播种成本大概是农作物中最高的，每年生产队都要两三窖的土豆留种。由于土豆过两年就要退化，有时我们还需要与外地交换土豆种。春播前，由于晚上还有霜冻，因此土豆出窖后放到生产队大会议室里。晚上，根据土豆出牙的多少，割成若干块小土豆栽子，保证白天播种。那时为了抢农时，一般都是动员家庭妇女割土豆栽子，再忙不过来就晚上夜战。

东北种地的方式，很有意思。几个人排成一队，流水作业。两匹马或者两头牛拉一个犁，牲口走垄沟，犁在中间，有一个扶犁手，一方面驾驭着牲口，一方面扶着犁保持在陇上，把垄破开。犁把上挂着两条绳，一边拴在一个牲口上。如同方向盘，往左，拉左边的绳；往右，拉右边的绳。犁下端尾部拖着两根绳，绳后面拖着一个农具，叫“拉子”。一根立杆，下边两块立板成八字形，主要作用是把土收拢，将土豆栽子埋好。由一个人扶着立杆，掌控该农具，保证走正不偏。两个人各拿一个筐，从装满土豆栽子的马车上下载装筐。跟在扶犁手的后边，将土豆栽子撒放到豁开的沟里。每个栽子间隔10公分左右。小的放两，大的放一个。两个人你一趟我一趟。只要犁不停，人就不能停。车一直跟着，卸完后回去继续装车再来。合拢后，后面还跟着一个人，称作踩格子，负责将垄踩实。有时人富裕，后面跟两或者三个踩格子的。那时节，清明前后，栽土豆，种黄豆、玉米、谷子等等，全是这种方式。只不过下种的方式不一样，因为除了土豆，其他的种子比较小。播种员背着一个条状的布袋，下端接着一个称作葫芦的长条形中空的木盒，用一根小木棍敲打，掌控下种的速度，播种的密稀厚薄，全在播种员的身上。因此是个技术活，一般有老农担当此任。

那时春耕给沉睡了一冬的大地，带来了生机和活力。看着满山遍野，一排一排的人们，你来我往，人欢马叫。形成一条条独特的风景线。

东北种地是不浇水的，靠天吃饭。夏天除两遍草，趟两遍地。在成熟之前，再割一回大草，趟一遍地，基本上就到秋收了。

秋收是最辛苦也是最高兴的时候。看着劳动成果呈现在眼前，算计亩产能到多少，一个劳动日合多少钱。辛辛苦苦的劳动马上就要有回报了。

起土豆是犁将垄破开，每人一个四齿耙，一人一条垄，两个人为一组，将土豆从松开的垄里搂出来，捡成一堆堆。而后有人用筐，一筐筐装上车，拉到粉房的院子里。看着那堆积如山的土豆，粉房就开张了。

我们是白天磨土豆，晚上漏粉条。第一道工序，洗土豆。持一个木制的耙子，在水箱里不停的搅拌，清洗。洗得差不多干净后，就用柳条编的簸箕，一簸箕一簸箕送进粉房，上磨。柴油机带着石磨转动着，磨成浆，过包。将粉渣和淀粉分离。然后就是一缸一缸地养浆，粉条的好坏全在养浆的功夫。这都是粉匠干的活，我们生产队有两个粉匠，他们是生产队的宝，是人才。他们的工分也比较高。粉房一开工，晚上漏粉就是两班倒。一般都不愿意后半夜干，劳动一个白天，没睡几个小时，就被叫起来干活，很不情愿。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干。一天一倒班，相对公平。

浆养好了，淀粉都沉淀了。于是起出来，吊成坨。晾干后放到粉房的炕上。漏粉一个班有十来个人，一个粉匠，一个烧火的，一个洗粉的，一个挂粉的，其他的就是出力的。除了出力的都是技术活，知青初来乍到只干出力的活。首先，粉匠将他认为较好的淀粉，打芡。然后不断地往里加干淀粉，其余的人围成一圈，遍转遍揣。粉匠时不时的用手指划开面团看一看，一直到他认为好了为止。芡的好坏多少决定这一锅的淀粉是否漏出好粉条。一般打芡都是一次成功，有时也走背运，前功尽弃，一锅淀粉费了半天劲，漏的粉条老断条，于是全部作废，搬上炕。

面和好了，就可以漏粉了。一个人上炕坐在锅旁，不断地拍打漏勺里的面团。由于汽熏热烘，需要经常换人，但应在连续操作的过程中，不能影响到粉条短条。一个人不断地往漏勺里添面团。于是粉条源源不断地沿着漏勺流了出来。进到开水锅里，粉匠有两个长细棍子，扒了粉条，使其再流进旁边的小锅里，里边装的是凉水，粉条冷却，定型。有一人将粉条整理好，剪断交给洗粉的人。洗粉的人有木棍穿好一挂挂的粉条挂在水箱中，继续冷却。第二天，再将一挂挂的粉条晾在院子里晾干。看着一排排，一列列的粉挂，大家个个都喜形于色。

有时干淀粉太多了，晚上干不完，白天也漏粉。

最高兴的是漏粉之余，休息就开吃。也是大家显示自产大酱的水平了。在粉锅里煮的粉条，才是真正的粉条的味道,具有土豆的浓郁纯正的香味，再配上香甜可口的辣酱。从来也没有哪的粉条能赶上此时此刻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青年点最辛苦要算准备一年的烧柴。烧得是树棵子和茅草。搂草是个辛苦活，首先要起早，抢个草丰富的山头。拉单杆套——搂草，就是拖着一个大耙子，上面还挂着装草大簸箕。满山遍野的走，一耙子一耙子往簸箕内装，簸箕装满了倒在山坡上，一簸箕一簸箕集中码放好。那时我们男生全部出动，带点干粮，带点水，上山搂草，偷懒可不行否则一年没得烧。一天下来，非常的累。休息躺在草垛上，吃着带的干粮，累得真是不想起来。但是想着一年的烧柴，咬牙接着一耙一耙地搂。半个多月的辛勤劳动，大约凑足了十车烧柴。女生在家做饭，收拾青年点内的事。随着新开耕地越来越多。搂草的空间也越来越少了，树也砍光了。以后就转向烧玉米秸了。

下乡的头两年年景不好，霜降的格外早。70年是个好收成，每个劳动日2元多，我们的辛勤劳动得到了回报。大家把钱都寄了回家，当时一张汇款单最多只能寄300元，有的能干的硬是给家里汇去两张。北京的邮局都知道有个阿荣旗了。春节我们回到北京，立刻全聚德奢侈了一顿。头一次有了当富人的感觉。但是，回一趟北京也所剩无几了。这一年过后，青年点只剩下了9个人。两个男生当兵走了，两个女生去了五七干校。

这一年，6月3日出了一件大事，小高打石头崩了一只眼。知青干活，由于年轻不太会干活，而且干活不惜力，也不太注意安全。小高那天在抠盖新青年点房的石头。一块较大的石头，要从石头坑里搬到坑外。但他怎么搬也搬不动，有老乡开始看笑话。当时我们其他的知青都在大田里干活，小高又气又恼，于是抡起大锤就砸，希望砸碎了再搬。谁曾想，一锤子下去，石头渣滓飞溅，有一块就进入了左眼。当时，小高捂着躺倒在地。我下工走到村口，看着小高躺在老李四叔的马车上，准备往图布新医院送。我二话没说，拿了两件棉袄，带了点盘缠，就一起上路了。我们为了省点钱看病，没有买票，就上了火车，中途让人轰了下来一次，接着又上第二辆。还是好人多，遇到一个好心的车长知道我们的情况，非常同情。给我们安排座，还给我们吃喝，问寒问暖。这样我们历经了千辛万苦，一路从图布新医院，阿荣旗医院，齐齐哈尔医院，最后马不停蹄，一直送他回北京同仁医院住院看病。做了手术，取出异物，眼睛保住了，但却失明了，非常不幸。

71年又是个好收成，一个男生刘锡成去了铁路工作。小高办病退回到了北京，这时呼盟已经并入黑龙江省，手续要到哈尔滨办。为帮他办手续，我头一次有幸去了趟哈尔滨。谁曾想，一不留神让小偷偷走了有限的钱。走投无路，想起有困难找组织，于是找到知青办解决了食宿问题。

73年，74年，两个入了党的女生前后上了大学走了。其一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如今在一所大学教书。另一个上的是西安交大，毕业与同学一起分配到宝钢电厂。另外一个高中女生，文才特别好，非常能写。她将所有的发的信均留有底稿，来信全部保留。深夜油灯下经常奋笔疾书。被旗领导发现其文才，抽调上去安排到旗里的格尼农场教书。现在是北京一个报社的资深编辑记者。是珍珠总会发光的！这时青年点仅剩下4个人了。

75年，这时青年点安排来了一个齐齐哈尔的女知青，非常能干，是过日子的行家里手。缝纫裁剪样样精通，我们点有一台北京送的缝纫机，自从她来后，就没闲着。为大家剪裁缝纫，不久将全村的大妈大嫂们征服了。很快又将一个男同学征服了。招工一开始了，两个人一同比翼双飞了，去了海拉尔乳品厂。后来又一同回到了北京，男生已经去世了，女生由于退休金是齐齐哈尔的标准，仅几百元，凭着知青坚忍不拔的精神，为了生活在一个自行车行打工。去海拉尔的还有一个女生王桂菊，后来去了加拿大，也就失去了联系。不久另一个男生杜伟功办病退也走了。后来在建筑公司工作，目前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

76年，77年，我在大队当会计，自己过了整整两年。两年里阿荣旗的知青越剩越少，打桥牌都不够人手了。大家纷纷的往回办，回家的路被打开了。我也像大家一样，按着一定的手续办，坐上了末班车。

77年10月我向村子的老乡们告别，离开了生活了九年的地方，回到了北京。第二年呼盟又从黑龙江省回到了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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