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了班长——兵团生活回忆录之三十七
一
大概在1971年夏天，初评前还是初评后已说不准，连长赵富调离了我们连，副连长郑志清升任连长。
赵富到我们连任职已有一年多时间，他干了些什么，有什么突出的业绩，我还真没有什么记忆。不过他给我留下的印象还不错，没有架子，平易近人，爱说爱笑，不是那种令人生畏的领导。
据说，赵连长有辉煌的历史，曾任66军“夜老虎连”的连长。这么硬的连长为什么给安排到了兵团呢？人们猜测可能是因为他有些散漫。
他到我们连之后，一直比较浪荡，不太注意军容风纪。可他是连长，他可以严格要求我们，我们不能严格要求他。但有人能管他，他也有上级啊！一次，师长到我们连检查战备，看他军容不整，很上火，命令他站到女生排后边，和她们一起跑步。他不敢抗命，一脸狼狈地跑过去，无可奈何地跟在后边，让我们看了个大笑话。
调离我们连，他去了57团，据说是担任什么厂的副厂长。虽然去的单位不错，但职务却降了半格，让人感觉这种调动有些不正常。
后来就听到了风言风语，说他探家时曾在北京逛街，由于军容风纪不好，被街上巡视的纠察抓了个正着。
据说，北京的纠察隶属于北京卫戍区，权力可大了，可以对北京街头的所有军人，不分兵种，不分隶属，统统进行纠察。纠察的内容主要就是军容风纪。一旦被他们抓到，就相当麻烦，要在全军通报，往往还要受到处分。
具体他怎么军容风纪不好，说法不一，有说歪戴军帽的，有说把上衣搭在胳膊上只穿衬衣的（大概天儿有些热吧）。不管哪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因为赵连长平时就是如此。如果他没有想到北京有纠察这个茬口，是不会特别加以注意的。
有了这样的教训，赵连长是否会有所改变呢？从后来得到的信息看，形势不容乐观。
有战友曾到57团看望过赵连长，说赵连长比在我们连时滋润多了。
赵连长得意地说，他可忙啦，要喝酒，喝了酒之后要去捉沙半鸡，捉了沙半鸡还要做成酒菜接着喝酒。
据说沙半鸡是大补食品，吃了能强身健体。赵连长吃了沙半鸡之后再去捉沙半鸡，一定更加身手矫健，捉到更多的沙半鸡。
沙半鸡在我们乌拉盖草原并不算什么稀罕物，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据说，是因为它长得有点像鸡，又比鸡小，只有半斤左右，才被称为沙半鸡的。可它的长相其实更像鹌鹑。
与那些硕大肥美的天鹅、地鵏相比，它的肉确实少了点儿，但听说味道相当鲜美。可惜我没有赵连长那么好的口福，从未品尝过，不知是否确实如此。
还有人管沙半鸡叫“傻半鸡”，因为它不如其它的鸟儿机警。据说，只要捉它的人套上用白布做的外罩，它就不再拿人当人。当你靠近它时，它只是躲避，并不飞走。所以很容易就能把它们赶到事前扎好的网里。而且，网子也不用扎得很高，因为它们傻到了不知道飞高一点儿就能躲过网子。
据说，用猎枪打这种傻鸟也很容易。因为你靠近它们时，它们并不飞远，而是落在不远处观察你要干什么。枪法不好也不要紧，傻鸟们喜欢扎堆，打不到这只还打不到那只呀。
赵连长那么得意地讲这些，一定乐趣不少。至于他在新单位负责什么工作，我就不得而知了。
二
新上来的连长郑志清与赵富连长相比，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人。
赵富连长对自己要求宽松，对别人要求也很宽松，绝不会监工似的盯着你干活。而且你干成什么样儿，他都看着不错。
郑连长则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也要求严格，恨不能挖掘出你百分之一百二的工作潜力。为此，他刚到连队就被人起了个“周扒皮”的外号。
“周扒皮”是军队作家高玉宝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中的一个坏地主，在《半夜鸡叫》这章中，他为了让长工们天不亮就干活，竟然半夜起来学鸡叫。
郑连长虽没有学鸡叫，可他的哨子比鸡叫还厉害，只要一响，不管几点，我们都得赶紧爬起来到菜地干活。
那时大概是1970年的春天，他从三十八军调到我们连队任副连长。当时连里正在搞自己的“菜篮子”工程——在师部周围开垦菜地，他是副连长，就分管了这项工作。
不知为什么，翻地呀种菜呀这些菜地里的活儿，他没有抽人在工作时间干，而是让全连战士在早饭前加班。早饭前的“天天练”（天天出操，搞军事训练）从此变为“天天干”。
大概是为了抢时令，郑连长的起床哨还越吹越早，有时天还黑着，他的哨子就响了。觉睡不够是很难受的，于是人们同情起天不亮就下地干活的长工，愈加憎恨那个半夜学鸡叫的地主，便有人把那个地主的名字送给了郑连长。
后来，人们又发现了郑连长的新特点，那就是抠。连里的东西，那怕是鸡毛蒜皮、针头线脑，他都当宝贝，浪费一点儿都心痛肺痛，跟你急。
菜地收获的土豆冬储之后，他要求炊事班先吃不好的，后吃好的。当发现炊事班有挑肥拣瘦的不良苗头之后，不仅严肃批评，还加强了监督。在他的监督之下，炊事班每次拿土豆都要搞一次筛选，把最坏的拿出来吃。而土豆随着贮藏时间的加长，又不断有新的坏土豆产生，所以炊事班也倒不用发愁找不到坏土豆。
开春之后，他特意珍藏在菜窖里边的那些好土豆全烂了，我们吃了一冬的坏土豆。
炊事班把郑连长的“吃土豆哲学”传出来之后，人们又送给他一个新的外号“皮笊篱”。
为什么这么叫呢？因为师部第一招待所的所长也特别抠，人们给他起的外号是“铁笊篱”。郑连长比那个所长还抠，就升了级，叫“皮笊篱”了，“皮笊篱”不漏汤啊！
郑连长也不像赵连长似的，那么懂生活情趣，就知道整天地忙。
郑连长是那种心灵手巧的人，懂得多，会得多，能干在前边，能干到点儿上。虽然有点儿婆婆妈妈的，但连里的大事小情，只要是他经手管的，都处理得不错。
最让女生们佩服的，是他的缝纫手艺好。连里添置了缝纫机之后，没有人会用，他就主动当师傅带徒弟，教会了其他人。从此，战士们的衣服破了，可以用机器缝补了。
据说，郑连长在家里也是什么活都干，基本不给媳妇锻炼的机会，所以他媳妇就只能甘居平庸了。
三
郑连长由副连长升任连长之后，陈书贺接任了副连长。
陈书贺，青县人，复员兵。提拔之前是我们连最有实力的排长。他体格强壮，不管干什么活儿，都喜欢冲在最前面。而且思路清晰办法多，让人感觉跟他一起干活，踏实。他工作大胆，又作风细腻，管理严格，又体贴下属，很受拥戴。
此次提拔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让人有破天荒的感觉。因为兵团的连职干部一直由现役军人充任，而现在非现役军人也能当副连长，提拔为干部（不知为什么兵团的排长不算国家干部），让积极上进的人们眼前一亮，看到了更为光明的前途。
此次提拔虽然轰动，但也很平静，因为陈书贺已没有竞争对手，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杨立桐已调离我们连。
杨立桐是我原来所在的三排的排长，作风强硬，争强好胜，在竞争中从不服输。为了把我们三排带成最过硬的排，他没少下功夫，排务会几乎天天开，对后进的战士敲打起来，那是毫不客气。
由于陈书贺任排长的一排在连里比较冒尖，杨立桐就要求我们方方面面都得超过他们，因此我们两个排就经常明争暗斗。
1970年10月，这种竞争戛然而止，因为电厂从我们连选调骨干时，杨立桐选择了去电厂。
电厂是我们六师最好的单位（至今都是令人艳慕的企业），人们都削尖脑袋想往里钻。到那么好的单位去当骨干，当然是件大好事。
可对于杨立桐来说，却有得有失，他必需放弃在战勤连打拼所应得的回报。权衡利弊，杨立桐选择了更有发展前途的电厂。
当然，只有像他和陈书贺这样的连队绝对骨干，才有这种选择的权力，普通战士如果能被选中，那就得高兴得跳了高儿。别说，还真有人这么幸运，她们就是女生排的刘秀敏、刘志敏。
从名字看，这两位女同胞挺像姐儿俩的，其实还真不是。但她们都是天津知青。
据说，杨立桐到了电厂也很受重用，担任了运行科的科长。这个职务是不是连级我说不准，但负责全厂发电设备的运行、维护、管理，可以说是厂里最重要的业务领导岗位。后来我还听说，如果不是因为和老婆闹情感纠葛，他早就被提拔为电厂厂长了。
杨立桐调离后，陈书贺没有了竞争对手，提干自然就非他莫属了。
此次提干后不久，司务长张万锁又被提拔为副指导员，原来的副指导员于德荣则调到了成立不久的六师规划队。
六师师部定名“东风”之后，被确定为建制镇。既然成了城镇，那就得有建设规划，于是师里就组建了规划队。规划队成立后急需领导干部，我们连的副指导员于德荣便被师里调了过去。印象中，于德荣是担任了规划队的指导员。
于德荣讲话不太利索，句与句之间经常夹杂许多的“辣个”（四川话“那个”），因此也被人们称为“老辣个”。但他的军事素养非常高，据说是大比武的尖子。他曾给我们演示过拼刺的动作，确实是标准，漂亮。再就是他对靠近自己的人，会全力提携，有了好事绝对不会忘记你。
新提拔的副指导员张万锁，是保定知青。来兵团之前，是保定响当当的红卫兵组织二中“革命造反队”的头头，所以到兵团后很受器重，先被提拔为班长，后来又担任了排级的司务长。
张万锁个子不高，很敦实，是连篮球队的主力前锋。他为人低调，作风平实，很有人缘。
接替他担任司务长的，也是二中的学生，叫赵平均。
四
连里的干部调整之后，班排的人员也进行了调整。在这次调整中，我被任命为4班班长。任命的具体时间大概是在七八月份。
分到我们班的人有：陈东翔、李建喜、李金友、孙爱民、张庆彬、翟国祥、陈久忠，应该还有其他人，但我实在想不起是谁了。
其中，陈东翔是副班长，李建喜是战斗小组长。这俩人都是连宣传队的成员，我们班的文艺骨干力量算是挺强的了。
陈东翔，天津汉沽知青，中等个子，不胖不瘦，皮肤较白，挺精神的。以前和他接触不多，只知道他打乒乓球的水平很高，再就是非常上进。李建喜，与陈东翔是同乡，也是汉沽知青，个子高，唱京剧调门也高，性情忠厚。
李金友、孙爱民则是我在老7班时的战友，非常熟悉。
张庆彬是唐山南堡知青，以前接触不多。
翟国祥，通辽知青，是后来调到我们连的。印象中兵团没在通辽招过兵，他可能是通过关系来兵团的。
他刚到连队时，兵团帽上总别着一枚毛主席像章，腰上还系着一条武装带，让人觉得他还处在文革初期的革命狂热之中。
他也确实表现得处处都比别人更革命，并因此经常与人发生争论，以致有人背地叫他“翟大牛”，意思是说他总是牛气哄哄的。
不过，他到了我们班之后，我倒没有发现他像别人说的那么“牛”，对我很尊重，也挺配合班里工作的。
他还会织毛衣。看着他像女生一样用两根竹扦子编织毛线，我心里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似乎他的阳刚之气在不断流失。
陈久忠是新到的唐山知青，个子不太高，比较瘦弱，有点羞怯，像个还没有成年的大孩子。看到他，我就不由地生出了一种兄长的责任感，觉得我必须重点呵护他，帮他成长为合格的战士。
分班后，我们的排长是黄文光。
五
一般情况下，班长在业务上都应该比较突出，可我这个班长例外。
自从去年我们连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基建之后，连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成了泥瓦匠。经过一年多的锻炼，多数人都摸了门，有的人还掌握了砌砖、抹灰的基本技术。可我却未能跻身技术骨干行列，因为这段时间我基本上游离于基建之外，打瓦，麦收，打草，受伤住院，当保管员，到记者站学习，就是没有摸过瓦刀、大铲。
可我们班担负的就是基建任务，我必须尽快掌握盖房的技术。
虽说盖土坯房没什么高、精、尖的技术活儿，但分工时还是分为大工（技工）和小工。什么砌砖墙角啊，打石头地基啊，垒土坯墙啊，都略有技术含量，属大工活儿，人们都抢着干。而挖土和泥啊，运石搬坯啊，递砖㧟勺啊，只卖傻力气，属小工活儿，就没人愿意干。
我是班长，别人不愿意上的我就得上，所以我只能放弃学技术的想法，加入小工行列。而让陈东翔、李建喜、李金友等技术好点儿的人当大工。
那时，我们盖的房子都是“四角硬”的土坯房，不像盖砖房那么讲究，就是拉线抺泥往上垒，进度挺快的。大工干得快，小工就忙不过来，又得上泥，又得拉坯，一个活儿顶着一个活儿。
我初当班长，对自己要求非常严，大体是劳模的标准，一刻不闲，放下这个就干那个。也奇怪，还真的没有感觉有多么累，即使腰酸腿疼也能坚持。
每天下午临近下班前的一个多小时，我们还得开始挖第二天和泥所需要的土，挖好了还得挑水洇上它。这样，第二天上班时才能很快就把泥和好。
此时，人们都已相当疲惫，不愿再干这种力气活儿。我又得率先垂范了，先干起来，再带动别人。有时没人响应，我就招呼一声陈久忠，或者自己干。
我很希望陈久忠能配合我工作，成为班里的骨干，并为此多次找他谈心，但效果不明显。后来，他还因为我经常拉着他和我一起干活儿，对我有了意见。可能认为我没有照顾他这个新战士，反而拉着他多干活儿吧。
六
我们连虽号称是基建专业队伍，可实际上没人盖过房。这一年多，就是学中干，干中学，套句时髦的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比如垒土坯墙，开始时就是一个劲儿地往上起。可起着起着土墙就歪向一边，甚至倒掉，最后只能拆掉重垒。
陈书贺在部队干的是工程兵，还当上了班长，算是我们当中最有施工经验的了。可他也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不过他好动脑筋，善于钻研。经过反复观察，他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原来我们垒坯用的是泥，这种泥口与灰口相比，抗挤压能力差，上边的坯多一点儿，泥就被挤向略轻的一边，墙自然也就歪了。
找到了症结，陈书贺很快就想出了对策：垒到一定高度就停下这段儿，去垒别处。等这段儿的泥口干得硬实了再接着垒。如此反复，土坯墙再也不倒了。
这种土坯墙在上顶儿之前，最怕下雨，湿透了也会倒。所以一下雨我们就得在墙头上盖草帘子。
这可是个很危险的活儿，抱着草帘，迎着风雨，晃晃悠悠地往3米多高的墙山尖上走，而那道墙也不过30多厘米宽，风吹墙晃，真让人心惊肉跳。
记得一天中午，我们下班刚回到宿舍，就下起了大雨。我招呼了一下班里的其他人，就带头跑向工地。到了工地，我抱上一捆草帘就蹬上了一道山墙，快步地往上走。就在我走到顶尖要盖草帘时，忽然来了一阵狂风，刮得我难以站立。我赶紧扔掉草帘，蹲下身子，才没有掉下去。
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这么幸运。在下午干活时，女生排的王卫就从墙头掉了下来。她这个人还是挺机灵的，一看脚下打滑赶紧往向下跳。没想到竟砸着了下面的杨淑芳。好在杨淑芳没什么事，王卫也因有人垫背而摔得不重。一场虚惊过后，两位坚强的女战士又投入了紧张的劳动。
王卫是北京知青。大概是1970年到的兵团。那批来的北京知青共3个人，另外两位是段淑荣和陈淑琴。
那阵儿盖房，技术含量最高的活儿是砌屋顶的小烟囱。我们那儿盖房，大的房间都留有火炕的烟道，烟道出房顶时就得砌个小烟囱。这个活儿工作量不大，砌不了多少砖儿，但砖与砖之间没有多少坐灰的地儿，鼓捣不好就容易散，挺要劲儿的。自学成才的业务骨干们暗中较劲时，都看谁砌得烟囱棒。我也一直想试吧试吧，可没有这个机会，机会都让孙宝生、李金友等所谓的高手们抢跑了。
印象中，这些事都是在盖“东风小学”时发生的。“东风小学”可能是我们连独立完成的第一项重大工程，虽然不过是两三排平房，但也足以令我们自豪了！
加好友 
发短信
Post By：2010/11/12 15:18:00 [只看该作者]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20101012_b254c12fc54843f3a762jzpseyjmrlug.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