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的随想
有一首流行歌曲我非常喜欢，就是《北京一夜》，歌中唱到：“人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穿着腐锈的铁衣，呼唤城门开，眼中含着泪……”
我不知道这首歌的词作者是谁，为什么会如此形象地想到北京的城门，因为据我的估计，他的年纪不会很大，在他能够写作的时候，北京的城门早已荡然无存了。
我佩服作者的想象，城门，寒风，铁衣，出征人，缝着绣花鞋的妇人，这一切形象，勾画出久远时代北京城的温度。我能够体味出作者力图展现的那幅场景，在清冷的冬夜，高大的城门和城墙，黑压压地伏在地平线上，守候在城门的将士被冻得瑟瑟发抖。城内的街道，反射着铁灰色的影子。全城寂静无声，而在百花深处，有一间小屋，窗棂上还闪着昏黄的灯光，那是出征人心灵中唯一留存的温暖的地方。
很少有人这样去写北京，也很少有人在歌中唱出城门的冷峻。
现在的人，恐怕只有北京的概念，而没有北京城的概念。那座拱卫了北京五百多年，有着十六座宏伟的城门楼，在亚洲或世界上都堪称一流的大城，已经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彻底消失了。
没有了城，就没有内外，而没有内与外，思念和等待就失去了空间的依托，变得不那么有诗意了。而失去了城墙包裹的旧都，就像一个碎了壳的鸡蛋，失去了控制，渐渐铺陈得没了规矩。
有一个外国人曾这样描写北京的城门：“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垂柳婆娑。城楼和瓮城的轮廓线一直延续到门楼，在雄厚的城墙和城台之上，门楼那如翼的宽大飞檐，似乎使它秀插云霄，凌空欲飞。”“当你熟悉这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辽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
写这段话的人叫喜仁龙，是个瑞典的美术史家、汉学家。他最后来到北京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那也是我出生的时候。
在我少年时，还能见到这座城。那时我就住在城墙边上，一出家门，就能看到被绿树簇拥着的高大厚实的城墙。说来也奇怪，守着城墙，我并没有留意它的存在，而当它消失了，我才知道它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当我插队远去了陕西，经常做一些和《北京一夜》唱的有点近似的梦，一个人在那高大的黑漆漆的城门洞前徘徊，充满着迷幻和恐惧，我知道那是孩子的渺小对比城门的巨大，在心里产生的深刻印象。
小时经常出入城门，在门洞里边大声喊叫，听拱璧反射的回声。在我的印象中，城里和城外有着巨大的差别，一入城门，就是房屋密集的街道，而城外，则是开阔的野地。靠近城门，会有一些房子在道边，屋旁竟然还有石碾子石磨，颇似到了乡间。
那些城门楼并无人看管，可以顺着台阶爬上去，城楼里空荡荡的，巨大的木制构件都被岁月剥去了油彩，露出质朴的原木的本色，每到傍晚，便有成群的飞鸟在楼顶盘旋，给夕阳下的北京增添了怀旧的气氛。
城楼的墙上经常有人乱写乱画，我还记得一首完整的这样写道：“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这首被人念俗了的宋诗，用在城楼观景，倒也贴切。
站在城墙上往两边望去，城内一片绿荫，夹着灰瓦的屋顶，在此之上，可以眺见景山的万春亭和北海的白塔。而城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被垂杨柳拂着的护城河，接下来，是绿色的田野和远处蓝色的西山。年少时喜欢幻想，痴迷于童话故事中所描绘的远方的森林和草原，而城墙之上，便是能够使我发挥想象的地方，我经常琢磨西山后边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是否会有插图中所描绘的金色的塔顶和戴着珊瑚项链的姑娘。
这座城曾是北京人的地理坐标，人们出门办事，常说“进城”或者“出城”，你若问起同事同学的住址，最简便的回答就是“西直门”“德外”“崇文门”等等。不用多加解释，听者的心中便有了数。在城中，你永远不会迷失方向，因为你要去的任何一个角度，几乎都有一座城门远远地向你召唤。
我怀念这座城，就像怀念我儿时的伙伴，特别是当我看到西安和平遥保存完好的古城墙时，这种感觉就愈发强烈。漫步在古城墙上，我经常会有些恍惚，不自觉地以为又回到了北京的城墙上，想寻找童年的记忆。
我时常想，关于这座城的价值，中外的建筑专家们早有很精辟的论述，说它是世界的奇观之一，伟大文明的顶峰，古代城市规划的瑰宝，认为它的设计是如此的杰出，为今天的城市提供了最丰富的思想宝库。我相信专家们的赞美出于世界和历史的专业眼光，因为他们的确能从北京城的设计上汲取到丰富的智慧。但对于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北京人来说，这座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为什么我要怀念它呢。
我的祖籍在南方，但它对于我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父亲则不同，在他晚年的时候，还凭着记忆画了一张老家的全景，虽然他并不是一个画家，但那图画得很精细，有他出生的院落，屋外的竹林树木，小溪和起伏的山峰。他曾回过故乡，当他躺在床上不能动时，还指着图兴致勃勃地给我讲竹林的苍翠和桂树的花香。我能体会得到，故乡的记忆，伴随了他的一生。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成为他情感基因的组成部分，他老人家的山水诗写得很好，我想，应该是故乡风光对他的启蒙。
我没有回过老家，对于我来说，故乡就是北京。同样的，这座城曾经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精神家园中不可分割的存在。虽然我出生的时候，古城早已换了人间，城墙也失去了原有的防护作用，但它作为一个饱经了五百年沧桑的杰出建筑，那高大厚实的城墙，巍峨的城门，它的稳重大气，规整通达，暮鼓晨钟的悠远，以古树和城楼形成的令人遐想的天际线，无言地在我的血脉中注入了一种情感，好像自己的生命与它的历史连在一起，就变得豪迈了许多。
我不是学建筑的，无法从专业角度去评价北京的城，但作为一个北京的画家，我能深深地感受到它的壮美，也许美这个因素并不在有些人的评判体系当中，或许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然而城市之美，难道不是人们为之倾心的重要理由吗。也正是因为记忆中有这座城，有了故宫、天坛、琉璃厂、四合院……我才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北京人。
如果延安城没了宝塔，西安没了钟楼，苏州没了园林，杭州没了西湖，那里的人会有怎样的感受。或者说得俗一点，就像你的熟人整容换了一张脸，虽然还叫那个名字，可怎么看都觉得别扭。
喜仁龙好像预知了将要发生的一切，为此，他留下了关于北京城墙和城门最权威的著作。
怀念这座城，还要怀念一个人，他就是梁思成。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把这座城市当成自己的血肉，为此他的一生，承受了太多的悲情和磨难，也许今人很难理解，他的热泪涔涔，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他说过这样的话：“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的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的一层皮。”这个在战火中为围城的解放军绘制了北平重点文物图，还为保护日本的京都和奈良起了重要作用的建筑学家，却无力在和平时期保护他所钟爱的北京城。
我们在历史中经常发现这样的事实，一些伟大人物或先知生前蒙冤，主张也被视为谬论，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终获平反，主张也变成了人们的共识，或登上凌烟阁，或载入史册，受到后世的敬仰。但我想，梁思成恐怕永远也得不到这样的待遇，因为著名的“梁陈方案”至今仍备受争议，不但北京城被拆得面目全非，许多关键性因素已经消失，永远也不可能恢复历史名城的风貌，就连全国许多现存的历史名城和文化遗迹，也在官员政绩和开发商的共同挤压下，以难以想象的速度迅速的消失，或根本改变了模样。
在把古建筑变成废墟的人里面，也不乏梁思成的同行。在有些人的心目中，梁思成只是一个迂腐的老学究，根本不懂得开发所能带来的巨大利润，与此相比，所谓文化又有何价值。那些赞同他的人，也只能在有限的领域里自说自话，面对着日益消失的遗迹无计可施，直到拆迁者的镐头刨到了梁思成故居的院墙上，我们只能慨叹，悲剧仍在延续。
自打清朝覆灭，各届政府就开始和这座城过不去，东拆一处，西破一方，只不过到一九四九年之前，这座城大体上还算完整。之后关于它的存留争论了几十年，到今天也没有个定论。然而争论的双方，力量如此的不对称。学者的眼泪，挡不住推土机的轰鸣，在“去除封建糟粕”“把消费城市改造成生产城市”“城市开发”等一系列口号声中，在“反对拆城就开除党籍”的威吓声中，在群众运动的浪潮中，梁思成估计要八十三年才能拆完的城墙却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这也真是一项人间奇迹。相比之下，梁思成们的声音是如此的弱小，不堪一击。
但是，城墙拆了，某些人头脑中的封建堡垒依然如故；环城路建了，北京仍然沦为世界交通最拥堵的城市之一。城若能言，该发出怎样的冤屈。可悲的是，至今还没有权威的人士，对这座城的毁灭给予正式的道歉。拆真建假，倒成了一个普遍的现象，看着重建的永定门那单薄尴尬的身影，我不知道这是对历史的尊重还是一种戏弄。
相反，当年因为缺少拆城资金而得以保留的平遥城，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保存完整的西安城，更响亮地打出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招牌。古老的城墙，并没有阻挡这些城市进入现代化的脚步，反而以其独特的风貌，增添了文明的内涵。而比这两座城大得多且完整得多的北京城，却只能成为我们心中的记忆。
现在我们只能依靠数字来了解北京的城了，我不知道在中国的大地上还有多少历史遗存正在变成冷冰冰的数字，有外国人评论道，中国人只重视书本上的历史，而不重视现实中的历史。这话听起来有点刺耳，却不幸成为事实。
明清北京的城墙全长近四十公里，平均内高10.35米，外侧高11.39米，顶厚14.64米，基厚有19.28米。内九外七共十六座城门，分别是正阳门、崇文门、朝阳门、东直门、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宣武门、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安门、东便门、西便门。这些城楼都建有箭楼和瓮城，构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现仅存内城东南角楼，德胜门箭楼，正阳门城楼和箭楼。
据说，当年拆这些城门楼，是为了寻找翻修天安门所需的木料，但拆完之后才发现，木料的尺寸都不对，没一根用得上。也许是因为北京好东西太多，所以城门拆就拆了，没人对此负责，那些木料最终也都不知去向。
现在北京孩子们的记忆里，再也不会有一座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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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12/28 15:46: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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