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日记】关于大娘 - 三晋大地 - 中国知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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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娘

1994年3月18日，星期五

昨天收到山阴电报：“大娘病故”。

虽知道这一天终究要来，且春节汇款后大娘的回信已说：“大娘的身体是不行了，我看过年不会让你再负担了。”当时我就有几分不祥的感觉，但接到电报时心里还是一紧，好一阵子发愣，无心再看文件，大娘的往事，音容笑貌也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我甚至说不出大娘的姓名！每次汇款给她，都是“郭忠妈”收。记得我曾问过她老人家，她也似乎和我说过。但我终于没记住，只有一个朦胧的印象——她不愿意提起，而且似乎说：“你问这个有什么用？”因为已很久没人叫她的名字。于是我们所有插队知青、甚至全村人也就只知道她叫“郭忠妈”、叫“大娘”，而不知道她的真名实姓。我想，中国农村妇女这种命运，她们可能算最后一代吧。今后还会有这种“没有”自身姓名的人吗？（注：后来问知大娘原籍是陈家岭村，只有个乳名叫陈大女。）

大娘享年78岁（与我父亲同岁），寿不短，但命很苦。她是在我们知青自己开伙做饭已快一年时来给我们做饭的。我们自己轮流做饭时，都是刚出家门的学生娃娃，饭做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瞎凑合。县里为此出了个政策，可由大队派一人给这些插队学生做饭，按整劳力记工分。另外知青们每月再给大娘点补助。我记得我们是给大娘每月3元（可能开始时是2元），还允许大娘不带口粮来（这可是不小的事），就和我们一同吃，自己的口粮省在家里。

自从大娘来了以后，康庄知青伙食的面貌就“为之一新”。大娘的卫生习惯在农村那种条件下是出奇的好。她极勤劳、极精打细算。很快，我们院子里多了一群鸡，我们时不时地能吃上鸡蛋了！这件小事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究竟有多大影响，现在也很难说清。那时队里一年也只分得三、四回肉，大家穷得叮当响，一个鸡蛋已很了不起！我们能吃上可口的热饭菜了，哪怕是我出夜工浇地半夜回来，我的那份饭菜准在锅里热着。能在那样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工作负担下，以那样差的伙食坚持不倒下、不闹大病，没有大娘是不可想象的。

日子稍一处长了，大家就有了感情。而大娘对我们，尽管摆得很平（饭菜每份均等，决不厚此薄彼），但对我似更亲一些。我那时是知青中的小核心，有点“当家人”味道，又在村里最先当生产队长（和大娘在一个队——九队），还在大队当革委会副主任，是村里的“人物”之一。但大娘并不是为了巴结我这个“权贵”，以保住这份每天挣“十分”工加一角钱加可以省下自己口粮的“美差”。（这个工作在当时曾经十分工只值1--2角钱，基本口粮每人每年不足300斤的康庄是不简单的。一年30多元钱的补贴当时可买回全家一年用的煤来！）我越来越感到一种仿佛母子间的亲情联系着我和大娘。我母亲和姐姐都到过村里，她们都说大娘“象疼亲生儿子一样”疼我和我的知青伙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娘用她那种农村妇女最朴素的言行表现出了最真挚的同情心和母亲般的爱。我这个异乡游子感受到的温暖甚至不是“雪中送炭”所能表达的。这种温暖不是别人送来的、施舍来的，它就与我“同在”，就是我自己“家”里的温暖。

说大娘命苦，那是实实在在、沉掂掂的命苦。她20多岁时，丈夫被日本人抓了“劳工”，从此一去不返，也不知死在何方。家里穷，又是小户（郭姓在村里不大不小，但大娘家是小族），大娘硬是挣扎着撑起这个家，把儿子拉扯大，还给儿子娶了媳妇。那时康庄多少光棍娶不起媳妇！此后便有了两个孙子、两个孙女。我们到村后，郭忠为了给儿子再娶媳妇，又盖了三间房。大娘守寡几十年，含辛茹苦，极要强（虽然看上去极弱小），而且用旧道德来看真是名声极佳。此时应该是“功德圆满”了！

但命运总是不济。儿子虽孝顺，但属那种胆小怕事、身不强力不壮的人，可能从小没少受欺负，在村里不是个立得住的汉子，遇事还靠大娘拿主意、支撑。媳妇对大娘也不太好——总是家贫所致，而且又染上肺结核，花钱治病终未见效，早早又过世了。大孙女香枝是四个晚辈中最健康、体面的，我们到村里时，她大约十三、四岁，已下地薅苗子，挣得大半个人的工分了。听说她后来嫁人还不错，日子过得可以。大孙子香颗身体很差，一头病态的黄发，总也长不高的个子，大娘最担心他说不下媳妇。听说最终也娶了个有残疾的媳妇，日子极难。后来夫妻早早病逝，留下幼年的女儿，儿子由郭忠抚养。后靠知青托人，上了大同希望学校——孤儿学校。二孙子“二孥”身体强于哥哥，当时已比哥哥高了半头，是大娘为郭家留下后人的希望所在。但我当时就觉得他有些愣头愣脑，不太清楚，后来听说是死于车祸。我不知大娘临终时的心境（一个中国农村的贫苦妇女这般命运也许并不少见），她一生中可曾感到过生活的乐趣和人间的温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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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大娘除了劳动、负重以外，曾有的唯一“业余”爱好，就是和几位女人“摸纸牌”（一种纸作的如麻将牌样的赌具）。每年耍上几次，而且赌资是极小的一分、二分的输赢。听说她的牌技不错，算得很精、很细。我那时是村干部，各种事情都抓，当然也包括“禁赌”。我曾找大娘谈过，她一是死不肯说出那些“同伙”的名字，二是答应我往后“再不耍纸牌了”。这是我与大娘唯一的一次“冲突”。

我在北大上学期间，约是七三、七四年间的事，我提出请大娘来北京逛一趟。趁知青回家探亲之际，同伴将大娘送到了我家——天坛东里22楼。那些天，我们每个知青都分派了“任务”，分别陪大娘玩儿。大娘拐着一双小脚，看了故宫、北海、颐和园、天坛和一些商业街——王府井、前门之类。那时，大家虽都很穷，但又都想“孝敬”一下大娘，给大娘买一、两样小东西。后来大娘上街就死死抓住我们的手，不让进商店，生怕我们为她花钱。我特意买了两张民族宫的票，带大娘去看一次歌舞表演，这在那个年代是相当稀罕的。大娘仰头看着天花板的装饰、摸着柔软的皮坐椅“啧啧”赞不绝口。节目开始后，大娘看着那些女演员跳舞，自己倒是先羞得低下头不敢看，嘴里还唠叨着：“这些女女！大姑娘家，赤腿腿蹦达，不嫌丢人现眼……”硬是让我带她走，不看了。

十几天过去了，大娘住不住了，又惦起家里的鸡啊、羊啊的。我实在想留大娘多住一段，哪怕只是歇着，不上街、也不玩。但大娘执意要走，说她住不惯这“鸽子笼”式的房子，憋得慌，放不下家里的娃娃和鸡。僵持了几天，我只好依她。临走时，我按她的要求把她在北京所去的地方都写在纸上，也写了密麻麻的一片。她说是怕记不住，到时让识字的人一看可以提个醒儿。

后来听说，她象个“英雄”般回到村里，引起了全村的轰动。一连十几天家里的炕上、地下，坐满了、站满了村里的乡亲——特别是那些女人们。大娘端坐炕上，让孙女给她看着那张我写的纸，逐一给大家描绘着壮丽的“北京之行”，临了还加一句“皇帝的金銮宝殿都去过了，这辈子死了也不屈了！”惹得那些女人们羡慕不已。那些女人们有一句话，大娘听着最受用——“您老人家真是修下福了，您待娃们好，娃们也待您好，两好成了一好，您才有福分去逛京城。”后来大娘给我学说这几句话时，我真切地感到大娘内心流出的满足与自豪。能给大娘一点安慰与欢乐，我也从内心高兴，觉得是尽了点“孝心”。

后来我挣钱了，离开了村子。我所做的只是每年春节前给大娘寄点钱，开始是20元，后来票子越来越不值钱，我就逐年加一点，后几年是100元。我想接大娘来，可开始因和父母同住，没房子；后来到了湖南天气太热，大娘肯定吃不消。但更主要的是大娘不肯拖累我，所以这个想法终没实现。我也知道寄这几个钱帮不了大娘什么大忙。但哪怕只是送去一点温暖，让大娘知道我们在惦着她老人家，也会有点儿安慰呀！我刚到大庸那个春节，因组建新市忙昏了头，过了春节才想起“钱还没寄”！心里很难过。大娘心事很重，她并不在意这几个钱，但我突然不寄钱了，她会怎么想？！虽然后来我补寄了，但内心总也放不下——“该不会让大娘伤心吧？”

大娘去了。在“插队”这一特殊的经历中结识了这位母亲般的农村大娘，我感到很幸运。她使我更深入、更真实地认识了中国社会的底层（比如她给我讲了不少58年大跃进她在农村食堂当炊事员时的真实故事，那时庐山会议并没平反，彭黄张周仍是“反党分子”），也更增加了我对人民的感情与责任感。这些年来，正是这个东西在支撑着我，使我不昧着良心干事。

仅写这一篇日记以凭吊大娘并寄托一点哀思。

附：大娘的一封来信。

杰兵你好：

好长时间未有与你通信，近想你们全家大小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愉快，一切都好吧。

你又给我寄来的钱已收到。就这样每年让你担负大娘，大娘不知怎样感谢你，终身不能忘记你的大恩大德。大娘身体倒是不行了，我看过年不会再让你负担了。不过我就是死了以后也不忘你的恩义。望以后你不要再寄了，因你们在那里各方面费钱，孩子念书还花钱，你们也不富余。我这样不死拖累你啥时呢？

另问你孩子念几年级、学习成绩如何？好好培养孩子，长大也能成为你这样的人，大娘就放心了。

另你现在身体如何？千万注意你的身体。大娘就是不放心你的身体健康。

再就是我们这里一切都好，庄稼受点旱、减些产，到也可以，能生活下去。

因家里人写信困难，没有及时与你去信，望你们原谅吧。

祝春节愉快吧。

大娘 94、元、2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