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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大娘除了劳动、负重以外,曾有的唯一“业余”爱好,就是和几位女人“摸纸牌”(一种纸作的如麻将牌样的赌具)。每年耍上几次,而且赌资是极小的一分、二分的输赢。听说她的牌技不错,算得很精、很细。我那时是村干部,各种事情都抓,当然也包括“禁赌”。我曾找大娘谈过,她一是死不肯说出那些“同伙”的名字,二是答应我往后“再不耍纸牌了”。这是我与大娘唯一的一次“冲突”。
我在北大上学期间,约是七三、七四年间的事,我提出请大娘来北京逛一趟。趁知青回家探亲之际,同伴将大娘送到了我家——天坛东里22楼。那些天,我们每个知青都分派了“任务”,分别陪大娘玩儿。大娘拐着一双小脚,看了故宫、北海、颐和园、天坛和一些商业街——王府井、前门之类。那时,大家虽都很穷,但又都想“孝敬”一下大娘,给大娘买一、两样小东西。后来大娘上街就死死抓住我们的手,不让进商店,生怕我们为她花钱。我特意买了两张民族宫的票,带大娘去看一次歌舞表演,这在那个年代是相当稀罕的。大娘仰头看着天花板的装饰、摸着柔软的皮坐椅“啧啧”赞不绝口。节目开始后,大娘看着那些女演员跳舞,自己倒是先羞得低下头不敢看,嘴里还唠叨着:“这些女女!大姑娘家,赤腿腿蹦达,不嫌丢人现眼……”硬是让我带她走,不看了。
十几天过去了,大娘住不住了,又惦起家里的鸡啊、羊啊的。我实在想留大娘多住一段,哪怕只是歇着,不上街、也不玩。但大娘执意要走,说她住不惯这“鸽子笼”式的房子,憋得慌,放不下家里的娃娃和鸡。僵持了几天,我只好依她。临走时,我按她的要求把她在北京所去的地方都写在纸上,也写了密麻麻的一片。她说是怕记不住,到时让识字的人一看可以提个醒儿。
后来听说,她象个“英雄”般回到村里,引起了全村的轰动。一连十几天家里的炕上、地下,坐满了、站满了村里的乡亲——特别是那些女人们。大娘端坐炕上,让孙女给她看着那张我写的纸,逐一给大家描绘着壮丽的“北京之行”,临了还加一句“皇帝的金銮宝殿都去过了,这辈子死了也不屈了!”惹得那些女人们羡慕不已。那些女人们有一句话,大娘听着最受用——“您老人家真是修下福了,您待娃们好,娃们也待您好,两好成了一好,您才有福分去逛京城。”后来大娘给我学说这几句话时,我真切地感到大娘内心流出的满足与自豪。能给大娘一点安慰与欢乐,我也从内心高兴,觉得是尽了点“孝心”。
后来我挣钱了,离开了村子。我所做的只是每年春节前给大娘寄点钱,开始是20元,后来票子越来越不值钱,我就逐年加一点,后几年是100元。我想接大娘来,可开始因和父母同住,没房子;后来到了湖南天气太热,大娘肯定吃不消。但更主要的是大娘不肯拖累我,所以这个想法终没实现。我也知道寄这几个钱帮不了大娘什么大忙。但哪怕只是送去一点温暖,让大娘知道我们在惦着她老人家,也会有点儿安慰呀!我刚到大庸那个春节,因组建新市忙昏了头,过了春节才想起“钱还没寄”!心里很难过。大娘心事很重,她并不在意这几个钱,但我突然不寄钱了,她会怎么想?!虽然后来我补寄了,但内心总也放不下——“该不会让大娘伤心吧?”
大娘去了。在“插队”这一特殊的经历中结识了这位母亲般的农村大娘,我感到很幸运。她使我更深入、更真实地认识了中国社会的底层(比如她给我讲了不少58年大跃进她在农村食堂当炊事员时的真实故事,那时庐山会议并没平反,彭黄张周仍是“反党分子”),也更增加了我对人民的感情与责任感。这些年来,正是这个东西在支撑着我,使我不昧着良心干事。
仅写这一篇日记以凭吊大娘并寄托一点哀思。
附:大娘的一封来信。
杰兵你好:
好长时间未有与你通信,近想你们全家大小人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活愉快,一切都好吧。
你又给我寄来的钱已收到。就这样每年让你担负大娘,大娘不知怎样感谢你,终身不能忘记你的大恩大德。大娘身体倒是不行了,我看过年不会再让你负担了。不过我就是死了以后也不忘你的恩义。望以后你不要再寄了,因你们在那里各方面费钱,孩子念书还花钱,你们也不富余。我这样不死拖累你啥时呢?
另问你孩子念几年级、学习成绩如何?好好培养孩子,长大也能成为你这样的人,大娘就放心了。
另你现在身体如何?千万注意你的身体。大娘就是不放心你的身体健康。
再就是我们这里一切都好,庄稼受点旱、减些产,到也可以,能生活下去。
因家里人写信困难,没有及时与你去信,望你们原谅吧。
祝春节愉快吧。
大娘 94、元、2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