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年轻时候经历过的人和事，往往能到老不忘，不像现在，什么事情一转眼就忘。
在1966年文革中，我作为首都大中学校的师生代表，曾到过人民大会堂，受到过当时党中央全体领袖人物的接见。在那次会上，刘少奇做报告时说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也不晓得，这就叫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到后来他倒台的时候，他这句话被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大批特批，倒也成了名言。邓小平做报告时说：“既然你们都坐着听报告，那我也坐着讲！”于是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才开始发言。林彪、江青、周恩来不时带领大家高唱革命歌曲，毛泽东是最后才出现在主席台上的，一开始主席台上中间那个座位一直是空着的。那个印象我至今记得。
不过那些大人物既然都在主席台上，我们离得远，不能算作是一面之交。
我真正与之面对面打过交道的大人物只有两位，一位是团中央的周杰，当时他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组的组长，他办了一期文化革命学习班，我被所在中学工作组点名参加。我的印象是他也穿了一双与我相同颜色的塑料凉鞋，人晒得很黑，像个老农。但给我们讲课时态度很和善。不过到学习班组织总结大会的时候，他被以北大附中彭小蒙为首的红卫兵冲了，我至今记得当中央文革的王力来到现场时，正在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周杰被告王力赶到一边坐在地板上，不让他喊了。后来江青也来到现场，通知大家7月29日到人民大会堂去，党中央全体要接见大家。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周杰，前年黑九团三连在其他网站上给我发帖说，周杰后来当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直干到退休。我估计那是在文革结束胡耀帮上台以后的事了。
另一位就是江青的秘书阎长贵了。
从学习班回来以后，为了改变我的“保皇派”形象，我参加了班里团支部书记自发组织的一个造反组织，不过我那位团支书朋友作为“修正主义苗子”也有点保皇，除了对校长和书记不肯动手打以外，他竟把学校里家庭成份不好的学生也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红战友”组织，作为我们组织的第四排，前一、二、三排袖章上都是“红卫兵”三个字，四排的袖章上是“红战友”三个字，并且四个排长中有三个也是各班的团支部书记。这使我们在学校里倍受攻击。不过许多学生家长很支持我们。这么多年了，凡是我接触过的文革资料，极少见到国内有什么造反组织这么干过，那时候哪个造反组织不希望自己的组织像德国名犬一样血统纯正？
有一次我在组织里值班，有人通知我们：中央文革来人调研，让我们组织也去一个人。
我说：“头头们都不在呀？”
来人说：“那你就去吧，谁敢让中央文革的人等着？”
我来到会议室，只见一位身穿军装的人坐在那里。因为没有地方挤了，那人指了指身边：“你坐这里吧！”
于是我竟坐在了中央文革成员的身边。
有人介绍说：“这位是中央文革的阎长贵同志，对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运动状况进行调查研，请各位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积极发言。”
当然那些发言不是表忠心就是喊口号，阎长贵只管记录，并不说话。
突然有一个人发言说：“我校阶级斗争极其复杂，某一组织以革命造反为名，居然把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狗崽子们组织在一起，企图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反攻倒算！”
我一下子紧张起来，我想起我那个同班同学，也在“红战友”里，他是满族人，姓和，与如今电视剧里流行的人物和坤是同族，他爷爷当年是满清皇宫里的带刀侍卫，相当于解放后我们中南海里的8341部队，这可怎么整？只要这位中央文革的人叫一声：“这件事一定要清查到底！”那可就是中央指示，我们得有多少人倒霉！
可是那位阎长贵说：“我对于北京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怎么搞是没有发言权的，我只带了两只耳朵来！请大家接着发言。”
轻轻的一句话，把那位告状的人应付过去了。
好人哪，我在内心深处暗暗地说。
第二天我在学校到处张贴的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招贴画上，看到毛主席站在吉普车里向红卫兵招手，他身后有一个人双脚蹬在吉普车后装备胎的环上，双手紧紧地扣在毛主席座位后面的铁管上，那人正是阎长贵。
后来在北大荒，我在一次到附近人民公社帮助他们脱麦时也看到了这张画，于是我自豪地指着阎长贵说：“那个人我见过！”
队长冷笑一声，不信地说：“他还和你说过话吧，叫你滚一边去？”
真没意思。
前几天我翻阅一个历史网站，突然“阎长贵”三个字跳入我的眼帘。我赶紧仔细读下去。那标题是“阎长贵口述：一年江青秘书，八年秦城监狱”
原来在1968年，阎长贵作为江青秘书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信，来信人是上海的一位文艺界妇女，因为受不了造反派的虐待，所以写信给江青。她与江青根本不认识，不过她解放前曾有一个艺名也叫江青，她企图以这个缘由求助江青。阎长贵不知道她与江青有什么交情只好把这封信交给江青。
阎长贵不知道，凡是上海文艺界给江青来信都是江青的心病，她一概不看。文革中被整得最惨的也属上海文艺界人士。因为当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时，上海地下党曾有人来电反对，其中多数是上海文艺界人士，江青解放后搞不清是谁反对，所以对上海文艺界人士一律怀疑。
江青不知道阎长贵把这封信给她是什么意思，以为阎长贵也知道当年她的老底了，于是阎长贵被判刑，关在秦城监狱。
原来阎长贵离开我们学校后不久就遭迫害了。文革结束后，阎长贵回到《红旗》杂志社（就是如今的《求是》杂志）工作，直到退休。
不过阎长贵在谈到江青、林彪等人的时候，认为如果说他们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说法，“他们当不起！”，并认为如果不是文革，江青基本上算是一个好人。
我见过这个人。
加好友 
发短信
Post By：2011/3/3 22:08: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