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分享]劲草山丹—发表在陕知盟【延河水】系列故事

   陕西知青联盟【延河水】版块(也就是我们中知网[延河水]的前身)，

http://www.hy68.net/bbs/index.asp?boardid=96&page=

       有一位网名叫劲草山丹的陕北插队北京知青，她从去年九月份开始，截止今天，在陕知盟【延河水】连续发表了数十篇有关陕北插队的文章。

   她的文章风格清隽，语言洗炼，文笔清丽，饱含真情实感，极富感染力，讲的都是我们陕北插队知青耳染目睹的一些小故事。今天特转帖来我们中知网【延河水】版块，让我们这些有过同样遭遇和经历的插友们，再次重温四十多年的那些难忘的故事吧。

文章作者—劲草山丹：北京丰盛中学（原北京女九中）初中68级，

1969年到延安县河庄坪公社井家湾大队插队。

系列文章转载从2011年9月3日开始,至2011年3月15日为止,共计18篇.转载顺序由前至后.

《 琴 殇 》

作者—劲草山丹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周年了，活着的老知青都过了知天命之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难免回忆起逝去的人。三十年前，我们一起插队知青武建勇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死，也可以说是对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的一个写照和缩影。

      追溯到中学时代，我们学校原来是一所国务院直管的教育改革实验学校，原名女九中。也是在我们这届，招了一部分男生，我们是男女混合五年一贯制的实验班，直接升大学。能进这个班，本身就有一种优越感，加上全校就有那么少数的男生，更是宝贝似的，武建勇是校文艺宣传队成员，会拉二胡，更是处处受宠，总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因为他长得又白又胖，不知谁给他起了个外号“小地主”，特别是一笑，声音特别大，全教室的人的目光都会被吸引过去，似乎在身上，没有愁事，都是喜事。他个子低，坐第一排，我个子高，坐最后一排，上学的时候，我不太喜欢他那种头扬地高高的，目中无人傲慢的样子，几乎就没说过话。

      初中一年级第二学期，文革开始，“停课闹革命，”我们这些不谙人事的孩子稀里糊涂地也被卷进运动中，随着不同家庭的境遇，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动荡，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当我们插队在一个集体里的时候，互相之间并不了解，我只是发现，他的个子比我高了，性格内向了，头低了，神儿没了，凡人不搭话，人像被霜打得秋叶，总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不合群。大伙都议论他怎么变得孤僻怪异，和在学校时判若两人。

      有一次，队里派活，恰巧把我俩派在一组进城卖菜。清晨，我们坐在装满蔬菜的马车上出发了，这一趟，马车摇摇晃晃上坡下洼，要走近两个小时的路程，为了打开尴尬的局面，我们开始聊天，当我知道他比我小一岁时，我就以老大姐自居了。慢慢的，互相不拘束了，他告诉了我他家在文革中发生的变故：他的父亲在邮局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他还有两个姐姐，文革开始不久，他父亲被打成地主成份，遣送回老家，一时想不开，患了精神分裂症，一家人生活没了来源，只能靠他母亲在街道做点针线活维持，两个姐姐也到不同的地方插队，家里全乱套了。哦，原来如此，可以说，他一下从天上落到地上，很难适应，难怪连性格都变了。我和他的不同是，我们家从五八年就开始落难了，我过早地成熟，有了承受灾难的能力。我同情他，但不赞同他的态度，于是我真诚地将自己的经历、体会说出来供他借鉴。自那以后，他有了什么想法，总是主动来征求我的意见或是让我帮他出出主意。我从小在幼儿园长大，习惯过集体生活，总是觉得我们这帮孩子远离父母吃苦受罪不容易，应该像兄弟姊妹一样互相帮助、互相照顾，特别希望这个集体的每个人都好，大家和和睦睦的。慢慢的，武建勇有了变化，脸上有了阳光。我们每天和农民一样，日出而做，日落而归，谁都不知道今后的日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七零年以后，第一批招工开始，本来相对平静地生活被打乱，有人离开农村招到工厂去了，这说明，在农村安家落户不是必须的，每个人的思想都有波动。武建勇尤为突出。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特别想出去挣钱，养活他妈妈，可是出身不好，走不了，急死了。我不知该怎么劝他，忽然想到他有一技之长，就提醒他：“你不是会拉二胡吗，在这方面做做文章，或许是条出路呢。”他是个聪明人，举一反三真的琢磨起这事来了。

      有一天傍晚，我们正在吃饭，远远看见武建勇从进城的小路往回走，手里拎着一个长长的黑盒子，不知是什么，等到了知青窑，才看清是一把小提琴。自那天起，我们知青的窑前就响起不绝于耳的练琴声。起初，这琴声刺刺拉拉的充满哀怨和愤懑，特别难听，有的同学提出了“抗议”，也是，大家干活都挺累的，听着这噪音休息不好，怎么劳动呀？我也说过他，要顾及大家的利益，他说：“我想了，这是我能离开农村的唯一希望和出路，我在城里拜了老师，一定要学成，一定要出去！”这次，我看到了他的倔犟和决心。我不能再说什么，只是默默的祝福他心想事成。

      从此，一早一晚，在我们知青窑的剪畔边上，都会看到他的身影，剪畔成了他的舞台，村前的那片川地和天空成了背景，春天，川地上播撒下庄稼，眼见小苗一天天长大，他的琴声也慢慢变得柔和起来；夏天，地里的庄稼绿汪汪的一片，呈现出蓬勃兴旺的景象，他的琴声，也从枯燥单一的练习曲，变成了完整的曲子；秋天高粱红了谷子黄了，一派丰收景象，他的琴声日渐成熟悦耳……天空像个大幕布，天天变换着色彩，有时，湛蓝而平静，有时绚烂而多彩，有时阴云密布，不管天空如何变幻，唯有他的身影却不变，肩头一副担粪用的垫肩，头稍稍歪着，用下巴夹着琴箱，一手按琴弦，一手拉弓，身体微微晃动，一拉就是一两个小时。大伙也逐渐习惯了琴声陪伴，还说，到就是拉过二胡的，有基础，学起来就是快。也有人知道了他的家事，对他有了一份理解和同情，不再微词埋怨，还支持鼓励他，希望他有机会早日出去。

      那天，我们正在后川地里刨红薯，忽然队长跑来找武建勇，说来了什么文工团的人。只见他扔下镢头就跑，我预感他的机会来了。果然，是渭南文工团来招人。七十年代，中国文艺只有八个样板戏，武建勇分析了形势，觉得二胡派不上用场，改了学小提琴，应了那句名言“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他成功了，迫不急待的办了手续，离开农村，到渭南文工团报到去了。后来大家都各忙各得，招到不同的单位，中断了联系。

      79年，我调到西安工作不久，收到一个同学的来信，信中说，武建勇已于三年前过世了。这个消息令我震惊。我算了一下，他去世时，只有二十四岁五。为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借回京探亲的机会，我约了一个同学到他的家去拜望。他家就在西单附近的一条胡同里，狭窄的小院，简陋的平房。我们敲门，他二姐和他母亲都在，她母亲的头发苍白，双目迷茫，腰背微驼，十分憔悴。屋子小，一眼就看见，迎面墙上，挂着武建勇面带笑容的遗像，桌子上，放着他曾经爱不释手，改变他命运的小提琴，黑盒子上面盖着紫红色的金丝绒，旁边摆放着几朵小白花，很是凄凉。落座，他姐姐告诉了我们这些年他的情况。

      武建勇到文工团后，就是参加演出，配合乐队拉拉提琴，生活很平静，不久他看上一个吹黑管的女孩，想和她谈恋爱，遭到拒绝后，情绪一直低落，还是渴望回京和家人团聚。听说不少知青想方设法回京了，于是，他给中国青年报、中央团委等部门写信、找关系，费了很大气力，还是没办成，心中始终承受着一种没有完结的，比山还重的思想压力，日积月累，无法排解，苦思冥想，他终于想了一个无比残忍的法子，把自己的一个手指弄断了，拉不成琴，逼着单位放人，辞了工作回到北京。

      几年的折腾，和高度的思想紧张，已埋下了隐患，起初总是头疼昏厥，误以为是患了癫痫，殊不知，已是脑瘤晚期，最后的结局是英年早逝，白发人送黑发人，离开了最爱他的母亲和姐姐，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

      人生无常，命运多舛，生命脆弱，人殇琴殇，痛苦似乎是伴随他一生的影子，最后，变成恶魔，吞噬了他年轻的生命，留给活着的人太多的思念、思索、痛苦、遗憾。

      我有时常想，痛苦带给人的是什么？有的人把痛苦视为一种锤炼，经过凤凰涅槃，获得新生；有的人把痛苦视为成功的温床，变不利为有利，成就一番事业；有的人把痛苦视为大山，压得自己透不过气来；武建勇也曾在痛苦中沉沦过、沮丧过、挣扎过、努力过，但终究没有跨过那道我们知青一族大多都经历过的坎。痛苦可以造就人，也可以害死人，武建勇没有走出苦难的折磨，人走灯灭。我们同样走过风雨，走过曲折，走过苦难的沼泽，我们还活着，我们走出来了，比起来，我们是幸运的，是坚强的、是乐观的，我们更应该珍惜生命、珍惜生活。

      武建勇是我的同学，是我的同乡，一同上过课，一同唱过歌，一同喝过延河水，一同吃过小米饭，一同上山收过麦，一同玉米地里锄过草，一同猪圈里垒过粪，一同进城卖过菜……知青生活的岁月一生难忘，四十年，再祭斯人，琴声远去，余音袅袅，祝他黄泉路上，一路走好

      在农村，活苦重，饭难吃，不用多说，还有一件最可怕的事儿，就是遭遇各种虫子的“侵略”。

      虱子歼灭战。这个几乎看不见的小爬虫，一旦染上就非常麻烦。在我们到陕北之前，我们在学校的学姐们先行到内蒙插队，写信回来说她们染上了虱子，非常麻烦，几乎每个毛衣孔里都有，杀都杀不完，听得人浑身麻酥酥的不舒服，我们下乡后，发现老乡身上也有虱子，劳动休息的时候，他们就会脱下衣服寻找，然后，用手挤，发出啪、啪的声音把它掐死。所以我们都十二分的小心，可还是防不胜防，被染上了，这小东西藏在衣缝里、头发里，时不时骚扰你一下，心里特别乌苏。无奈，我们买来敌敌畏泡水洗头，再把所有的衣服用敌敌畏水浸泡，反复几次，才解决了问题。烦人讨厌的虱子！

       蝎子攻坚战。和我睡在一个炕头的孙炼上山劳动时，不幸遭遇了蝎子的咬了，开始还没在意，到了晚上，就疼的越来越厉害，睡不住只好开灯坐在那里，抱着腿哭，万分痛苦的样子，无奈，我只好敲开邻居老乡家的门询问咋办？大爷说：“娃，你们没经验，蝎子咬人可疼咧，赶紧找些烟袋油抹上，不行再去找潮虫（西瓜虫）放在蝎子咬的地方吸。”我们另外三个人先去抽烟的老乡家找烟袋油，回来给她抹上，还不能缓解。这大半夜的，上哪找潮虫呀？看着孙炼痛苦的样子，我们苦思冥想，忽然想起男生宿舍又脏又潮，说不定会有潮虫藏匿。于是我们起身去敲男生的窑门，劳动了一天的人又困又乏，十七八的男孩更是瞌睡多，我们使劲捣门，好不容易才叫开门，他们不耐烦的说：“半夜三更，让不让人睡觉呀，明天还上工呢。”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冲进去，发现墙角有一堆鞋，蹲下就翻，你别说，我们的判断还真准确，果然找到了潮虫，兴奋地抓了几只大的。孙炼被咬的地方正好在膝盖下面一点儿，我们把潮虫放在上面，潮虫果然在伤口那儿吸起来。慢慢的孙炼的疼痛似乎有所缓解，老乡的经验之谈，还挺奏效，那一战，我们几乎折腾了一晚上。可恨可憎的蝎子！

      圪蚤（跳蚤）持久战。我在农村插队、工作了六个年头，也和圪蚤打了六年的持久战。陕北人管跳蚤叫圪蚤是有道理的，因为它生在土里，跳是它的功能，因为比芝麻粒还小，几乎无法抓到，等你被咬得惨不忍睹，它早已逃之夭夭。圪蚤咬得包与蚊子咬得包不一样，是一堆一堆的，鲜红的包上，拖个小尾巴，不但痒还疼，体内还会反映出阵阵烧灼感，特别难受，有时我们会被咬的浑身像桃花怒放，几乎没有好的地方，痒起来，不知挠哪才好，有时气得拿针扎，有时备几个干玉米芯子，浑身搓，直到搓烂才痛快。可没想到，被搓烂的地方会发炎。一次红包上顶出白头，化脓了，我开始觉得两条腿像捆了绑腿，紧绷绷的，浑身如同着了火，烧哄哄的。耐不住，孙炼陪我进城到地区医院看医生。我们挂了皮肤科。皮肤科的大夫看了看，给了两合黑豆流油，把我们打发了。我在发烧，感到浑身发冷，头昏昏的，特别不舒服。孙炼说：“这不行，你病厉害了，回去咋办？再找别人看看吧。”我们又挂了外科的号，那个大夫先给我试了表，一看39度多，说：“孩子，你这很危险的，处理不好，会患败血病，来，坐下，我给你处理一下。”我坐到凳子上，下意识看了一下表，大夫开始给我消毒，用镊子把脓头去掉，再一个一个涂上药，包扎好。我又看了一下表，整整三个钟头。我身上顿时轻松了一节，大夫开了消炎药，让我回去吃。我和孙炼都很感动。我问了这个大夫的名字叫崔立本，回队后，我一天天好起来，为了表示感谢，我到果园买了一筐苹果，写了一封感谢信，进城送到医院，交给院办。

      这次好了，可是和圪蚤的战斗并没结束，它们继续咬我们，令我们痛苦不堪。不知是谁给我们出了个主意，往炕上撒六六六粉，我们照办了，有点效果。我举一反三，干脆把六六六粉缝在褥子里，这样效果更好一些。我调到公社（乡政府）工作后，下乡时不可能背着褥子，于是，又被咬得浑身稀烂，被逼无奈，我想出了新的办法，手里总是拎着一个小药瓶，装着液体敌敌畏，不管到哪，睡前，在四周撒上药水，给自己设置一圈安全防线，这招挺灵，圪蚤闻到，就望而怯步了。殊不知，这是顾此失彼的做法，圪蚤被毒死的同时，我们自己也在慢性中毒，可是我们实在是被咬得撑不住，只好选择这样的下策。这样的做法我坚持了七八年，与圪蚤的战斗可谓旷日持久，赶上八年抗战了。直到调城里工作，只要一烧炕，我的屋子里便弥漫着毒药的味道，别人呛得受不了，我都习惯了。该死可恶的圪蚤！

      英国著名科学家达尔文有句名言：“物竟天择，适者生存”反过来说，就是你要生存，就得适应，没有别的选择，当年，我们无处逃避，也无法逃避，只有战斗，虫之战，也相当艰苦，不过，总算熬过来了。

      啊，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秋，风儿飒飒，雨儿潇潇，叶儿沙沙。

      清晨，湿漉漉的地面上，星星落落撒下了各种树叶，平平展展，拓拓贴贴被粘在地面上，五角的、扇面的、椭圆的、多齿的、桃形的；绿色的、黄色的、橙色的、红色的，五彩斑斓。看不到残枝败叶的萧条，看不到落叶的无奈惆怅，自然而和谐的组合成一幅幅美丽、新奇的图案，宛如浓墨重彩的油画、清新秀美的锦缎，令人不由驻足欣赏，浮想联翩…….

      秋,是一个多情的季节。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经历就会有不同的欣赏角度，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感叹。有人看到得是秋的萧瑟和凋敝，有人看到的是秋的红火和收获。叶是秋的象征，叶是秋的眼睛，从叶中观赏秋色，从叶中品味人生，是十分惬意的事情。

      叶飘零了，却滞留着春的温馨、夏的炽热，冬的坚强，洋溢着成熟的凝重。

      叶飘零了，完成了一次生命的过程，最后一次奉献出真诚，把自己溶于大自然的怀抱里。叶片上的纹路，丝丝脉脉温柔细腻，像人的掌纹，反映出种种信息，折射出百味人生，有幼稚也有成熟，有忧愁也有欢乐，有虚伪也有真诚，有拘谨也有潇洒，有沉重也有轻松，有苦涩也有甜蜜，有孤独也有友情，有失落也有满足，有无奈也有运气，有挫折也有成功，有凋零也有新生…….

      春匆匆，夏匆匆，秋也匆匆，秋来秋去，叶落叶生，是生命形式的另一种永恒。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雷锋、焦裕禄、孔繁森……他们是伟人、名人、平凡的人，也是不朽的人，他们活着的时候，用不同的形式，奉献社会，奉献民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身后，流芳百世，使生命获得了全新意义上的升腾。

      在春夏秋冬四季中，我觉得夏是最具个性的季节，她热情奔放，神采飞扬。夏,又是四季中最亮丽的季节，红的热烈，绿的浓郁、蓝的透彻、黄的灿烂……夏，磨练意志，积蓄力量，铸造坚强，成就理想；夏，在走向辉煌，走向成熟的进程中，留给人们的感受总是不同凡响。令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夏天里不可一世的暴风骤雨。

      雨，是织女手中的线，她织腻了春雨的温柔，织腻了秋雨的缠绵，便把心中的烦愁和幽怨化作无尽的泪水，疯狂地洒向人间，织就了夏雨的狂颠。一次次夏雨激起了多少情感的波澜，那一桩桩雨中的往事，带来的更是心灵的震撼……

      六九年上山下乡，刚到农村的第一个夏天，便遇上了少有的连阴雨。我们知青住的是当年中央电台留下的旧窑洞，酥松的土质已经不起风雨无情的吹打，欲坠欲塌。夜晚，噼啪作响的落土声，砸得我们心惊肉跳。慌乱中我们急忙穿衣下地，几个人挤做一团，不知所措。就在这时，邻家的女孩薛莲花风风火火地敲开了门，不由分说，把我们拉进她家，莲花妈妈把老伴儿“赶”到牛棚（饲养棚）去住，招呼我们坐到炕上，像哄小孩似地说：“娃们，莫怕，你们的窑不安全，今儿，就睡我家。”那夜，我们四个女孩子，躺在烧得温热的大炕上。外面，雨哗哗地下；窑里，我的泪默默地流，久久难眠，百感交集，有恐惧、有心酸、有想家、有感激……那年，我们十七岁。我记住了那场雨，也记住了那个夏天。

      1996年，我为陪儿子在京读书，调回北京工作，临时借住了同学家的一间小平房，房子年久失修，破烂不堪，但对于我们这些吃过苦的人来说，也不算什么，只要儿子学业有成，圆了大学梦，什么苦我都能吃。这一年暑假，儿子探亲回西安了。北京七、八月的雨特别多，破屋遭逢连阴雨，陋室变成了漏室。顶棚变成了筛子，四处滴水。全部的锅碗瓢盆都派上了用场。我独自一人，面对满屋狼藉，心中升起阵阵孤独和惆怅，好在年轻时经历了太多磨难，内心拥有一份坚强的承受力。我调回北京，是因为父母年迈多病，无力为我照应孩子。新到单位时间不长，所以我既不想告诉家人，让他们操心。也不想让单位的人知道，给别人添麻烦。对于又一次来自雨季的困扰，我打算风雨一肩挑，等雨停后，雇工人修复。我以别的原因请了假，守着漏雨的破屋，没有掉一滴眼泪，只是不停的把所有的容器里都接满，再泼出去。望着外面的天空，企盼太阳快出来，雨快点停，天快点晴。

      然而，我的困境却被细心的同志们发现了，我所在的市容所多数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平时爱说、笑爱、爱打闹，嘻嘻哈哈像群孩子。别说，一到关键时刻，还真显出了“英雄本色”，不但帮我想方设法修好了房，更温暖了我的心。当时，所长的孩子正生病，一个同志的父亲刚过世，唯一比我年长的老张家里的房也在漏雨……我的屋顶修好后，想请大伙吃顿饭，表示感谢，可谁也不同意，说我一个人不容易，就免了。

      我无以回报，但心中长存留着一份感激，我深深体会到，人在寒冷的时候，最需要温暖，人在困难的时候，最需要别人的帮助。那是人世间最纯洁、最高尚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善良、正直、文明得源泉。一生中，度过了许许多多的夏天，经了无数次风风雨雨，或久远、或新鲜，甜酸苦辣都留给了昨天，但每每想起这两次的境遇，心中总会涌起难忘的怀念和悠远的回味。

      在人们的心目中，春总是那么温柔而多情，夏总是那么热烈而繁荣，秋总是那么辉煌而丰厚，冬总是那么纯净而凝重。然而，我对冬、对雪，还存有一份不同寻常的感情。

      1969年的冬天多雪，我们插队到延安。第一次踏上白雪覆盖的山间小路，从繁华的大城市猛一下来到这人烟稀少的山沟沟，群山障目，白雪皑皑，百感交集，心情是十分复杂。我们穿的是清一色的塑料底的棉布鞋，不适合走山路，更何况下过雪的山路。一队人马，一步一趔趄，两步一跟头，几十里山路，一忽上，一忽下，折腾的人仰马翻，叫苦连天，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往山里走。到后来，大伙开骂，骂天、骂地、骂下雪。带队的老乡，一边拉这个，搀那个，还一边劝说我们：“好娃娃们啦，可别骂了，这雪下得多应时，多好呀，这咋会儿雪下好了，来年墒好，收成好，山里人就有饱饭吃了。”当年，对这些话，听得似懂非懂，特别是“墒”，不知是什么意思。

      插了几年队，干了几年农活，我们慢慢懂得了那些话的含义，对“墒”有了认识，它指土壤里的湿度含量，也就是雪化成水在土壤里的储藏量。在陕北山区，还没有脱离靠天吃饭的光景，因此，对于这里的老乡来说，雪就意味着粮食，意味着收成，意味着生命，“墒”好了。有助于农作物的生长，山里人才会有春的希望，夏的繁荣，秋的收获，冬的储藏。才有好光景。因此，我对冬、对雪、便有了一种特殊的理解和感情。

      1969到1996 ，一颠一倒，二十多年过去了，期间，潮起潮落，云卷云翻，沧海桑田，发生了太多的变迁，远的不说，这几年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狠抓物质文明建设，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就是山区也有了不小的变化。日子好过了，人们似乎又觉得生活中缺少点什么，许多人发出了世风日下的感叹和对社会道德精神文明的呼唤，这不禁又使我想起六九年冬天那段往事，仿佛又看到了乡亲们那种神圣、焦灼的渴望和期盼。

      1996年，我又看到了一个多雪的冬天，这不是平常意义的雪，这是精神文明的瑞雪，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如同下了一场好雪，浸透了祖国广袤大地，万里山河，她将像白雪化春墒一样，化作民族之灵魂，民族之希望，孕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花的盛开。

      69年，从冬到春，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又到冬， 整整一个年轮。当知青体验了四季山区农村生活。农闲了，想家的情绪像感冒一样，传染开来，大家不约而同地酝酿着回北京过春节。二十来个人一起走，生产队不同意，研究的结果是，分期分批，一批回来，再换一批，我和另外五个人分在第一批，宋晓明、张梅、刘静原、刘维、殷稼和我。为了防止我们超假，五个人必须签字划押按手印，保证一个月按时归队。这是插队期间一次受到侮辱的事件。可是我们如果反抗，就会影响下一批同学，只好委曲求全，按了那个有伤尊严的红手印。

      记得那个夜黑风高的晚上，吃过晚饭，同学们送我们进城。因为当年回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延安出发，先乘汽车到铜川倒火车，汽车票非常紧俏，要头天晚上或凌晨去排队，所以必须提前赶到城里。我们披星星带月亮出发了。抄小路近一些，但是不好走，手电筒的光柱照在陡峭狭窄的山路上，显得微弱暗淡，我们互相嘱咐着、照应着，深一脚、浅一脚、一忽上，一忽下，跌跌撞撞地往前走，静悄悄的田野上，传来呼啸的山风；头上顶上，是无数奇形怪状的大石块儿，热胀冷缩，到了夜里，就会发出声响，偶而，松懈的石块还会掉进延河，发出水溅的轰鸣。老乡说，千年的石头等来人，一有动静，我们就赶紧清点人数，生怕砸着谁或谁一脚踩空，掉下山崖，提心吊胆心跳加快，一路上冷风呼呼，我们浑身还冒着汗，好不容易走到大路上，（公路）大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这一路，仿佛是在逃，拼命的在逃。逃什么？逃到哪？说不清，也没法说。

      车站到了，我们坐在栏杆上排队，静下来，风吹透了衣裳，冻得的瑟瑟发抖，而且越来越冷，出过冷汗的脸上，被风一吹，像小刀子割似的，生疼生疼。跺脚捶胸都不顶事，实在撑不住了，反正还早，大伙一合计，得找个地方躲躲，不然，挨到早上，都成冰棍了。

      车站旁边是个邮局，我们好不容易寻觅到一个闲置的邮车车厢，一窝蜂钻进去，挤成一团，上下牙花子打架的声音清晰可见，大伙想笑，哪里笑得出来，腮帮子的肌肉都冻僵了。冷还是冷，只是能避避西北风。

      这一夜，就这么挨过来了。受了这么大的罪，买到得还是大卡车的票，十冬腊月，站在卡车上在山路上行进，那滋味，太刺激啦，鼻涕眼泪一起流，流出得鼻涕直接就就成冰溜子了。挨到铜川，我上吐下泻，感冒了。

      刚回家四天， 还没好利索，接到父亲单位通知，去江西奉新五七干校，“打烂瓶瓶罐罐”拿上主要的行李，全家人又出发了。一车皮都是去干校的人，到了鹰潭刚下车就遇上防空演习，一家子一家子的人，像战争年代逃难一样，扶老携幼，钻进防空洞，那时的心境五味杂陈，难以形容。好不容易到了五七干校，除了父亲住在集体“牛棚”，其余五口人挤在半间平房内，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眼看着我按过手印的假期临近了，干校的造反派头头找上门来撵人，任母亲说什么都不行，我只好打点行囊又出发了。其实，北京已没有家，离开时，房子退给单位，我回京住哪？找谁？没有着落，在北京，我们没有亲戚，其实，只是中转。从奉新到九江，从九江到武汉，从武汉到北京，我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逃、逃、逃…….人在旅途，心在无奈中流浪，落荒而逃，走哪算哪。

      到了北京，我还是先去了张梅家，这家好心人收留我住下，离春节越来越近，她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即将回来，我知道，我又要出发上路了，唯一能去的地方只有一个，那就是我插队的地方——延安。回去的路，更是艰辛不断，一行八九天，才回到队里。我用“逃”字，记录下70年这个冬天，我刚刚过十八岁生日。

      一个人，来到这世上，经历各种事，熟悉不同的情况，见识各种各样的东西，谁也不能是“所有”，只能是部分或是一少部分。经得多的，叫见多识广，经得少的叫孤陋寡闻。文革时说城里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也是有一定的道理，我也遇到不少这种笑话，有一回到北京郊区顺义县劳动，一个同学竟然把生长不久的烟叶，当成了圆白菜（洋白菜）。更有甚者，我们家下放干校时，坐火车到江西，对面坐了父亲单位一个非常有名的高工，是留美的老留学生，业务很强的，可是，看见窗外大片绿油油的麦田，竟然发出疑惑：“怎么种这么多大葱呀？”犯了稻菽不分的低级错误。

      其实，世面大了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世面都见过，城里人有城里人没见过的，乡里人也有乡里人没见过的，说起来也挺可乐。

      七十年代初，有句响亮的口号叫“农业学大寨”，在农村工作，能有机会到大寨参观学习，是莫大的荣幸。延安县团委组织了一次农村公社团支部书记参观大寨的活动，五个公社，一个公社二十来人，百十来人，规模可观。这五个公社是，南川的柳林，西川的万花山、枣园，北川的河庄坪，东川的桥沟。在这五个公社中，比较偏远的是万花山，几乎没有川面的生产队，有些年轻人最远到过延安县城，可以说没坐过火车，连汽车也没坐过，这次出门，真是算要见大世面了。

      在五个公社中只有我一个女团委书记，我们公社也有偏远山区，也有从未出过远门的团支部书记，我可操心了，一会儿清点一遍人数，生怕稍有大意出什么纰漏，那几个男的还笑话我：“你拦羊呢，不停地数。”我不理他们，出门在外，小心为上。

      到了西安，在省团委招待所下榻。安排了一些自由时间，规定外出纪律，让大山里的年轻人也见见世面，我千叮咛万嘱咐，做了细致的安排。就这样，心里还不踏实，万花山的团委书记叫张绥生，是陕北绥德县生人，是个西里哈拉的人，什么样的将带什么样的兵，这次参观学习，他们公社人洋相出大了。本来规定晚上八点一定归队，可是到了十点还有三个人没回来，市团委书记李怀德让我在招待所留守，派其他四个公社的团委世纪各带一路人马去找。十一点左右，找回来了。一了解情况，令人啼笑皆非，原来几个人并没走远，就再钟楼下边转悠，天黑了，钟楼四个面差不多，转来转去没离开那块地方，有点像走进了“鬼打墙”。人没丢就好，第二天还要赶到太原。

      到了太原，张绥生说向我学习，也不停的数人，生怕再出状况，我们几个二十多岁的，率领一帮十七八岁的，咋不操心呢？没有见过世面，这帮孩子看啥都新鲜，一惊一炸的。在等车的空闲让大家在附近转转不要跑远，我们几个团委书记在招待所开会。一会儿，跑进来几个人拽着张绥生往外拉，嘴里还嚷着：“张绥生，张绥生不好了，快去看，干果门市部放了些手雷。”看完回来，一帮人笑得手舞足蹈，什么手雷，是菠萝。一会儿又有人进来报告：“城里的香蕉难吃死了，甚味都没有，哪有俄（我）们村的梨子好吃？”问他们怎么吃得？原来擦擦吧连皮吃了。不难吃才怪呢？又有人来报告，说XXX、XXX、XXX一人买了一斤元宵在边吃边琢磨馅是怎么包进去的呢。我推了一把张绥生，快去看看你的兵吧，元宵不能吃那么多？会吃坏的。

      到农村，最不能回避的是水的问题，谁能不喝水？不洗涮呢？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女娃娃，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水的问题。

      我们最早去的是一个叫余家沟的生产队，孙炼、程治新、我和几个三中的男生分在贺家山小队，山高路远，十一户人家分散在三个山头上，离城里有八九十里地，离公社有六七十里地，非常偏僻。吃水是个大问题，这里的水要赶着毛驴，到山下的水井去汲水。头两回，老乡带着我们去，因为我们既不适应走山路，更不会赶毛驴。还要在尺把宽的羊肠小路上驮水，有的地方下边就是悬崖，很危险。到了水井旁一看，哪是什么水井，就是一个露天的水坑，里面的水是浑的，旁边是丛生的杂草，还有羊粪和驴粪。舀水时要轻轻地撇，不然泥土太大，一瓢一瓢舀到木桶里，把木桶平衡的架在驴背上，驮到山上，我们看见小毛驴驮水上山很吃力，四条腿颤巍巍的，真可怜。但这是山里人吃水唯一的途径，老乡在后面甩着鞭子，“嘚遒！嘚遒！”（音：的求）的吆喝，给驴使劲，桶里的水，在路上晃晃悠悠，还要溢出来一些，到家后，只剩半桶水了，回去要放着沉淀，下面都是泥土，上边的水才能喝，这水喝到口里，有一股土腥味，可是不喝这种水，又有什么办法呢？山里人都喝多少辈子了，我们是到农村插队落户、劳动锻炼的，就得适应，必须得喝，也没有别的可喝。要想洗洗涮涮，就太不容易了，老乡说，他们成年到辈子都不洗澡，习惯了。婆姨、女子漂亮的脸蛋被污垢遮盖了，真可惜，我们发现，陕北人长得挺有俊俏的，老乡管污垢叫垢颊，还挺文言的，遗憾的是条件恶劣，文明滞后，这就是我们到陕北偏远山区的农村，看到老乡真实生活，太苦太落后了。

      不久，我们被调整到川面的井家湾大队，条件好多了，喝水的水井也比山沟里的水坑好一些。水井在一个小山坡上，是山上流下的泉水，老乡在一个平缓处，砌了一个方石槽，泉水就流到里面，形成一个露天的水井，与其说是水井，不如说是水槽。没有盖，没有遮挡，水面漂着树叶，夏天还有孑孓在水面上乱窜，每次担水，要把落叶拨拉开；耕牛也在井边饮水，留下尿臊粪便，苍蝇蚊子乱飞；冬天，井边冻成冰坡，担水非常危险，一不小心，就跌一跤。常言道，有比较才有鉴别，即使这样，能喝上这种山泉水，比起余家沟，强多了，我们很知足。

      记得是71年，我们队来了一个叫成军的蹲点干部，他是延安地区文工团的医生，驻队期间，他就发现这口井人畜不分，风雨无遮档，太不卫生。于是，积极与市卫生局、城建局等有关部门联系改造水井，经多方努力，终于有了解决的办法，找有关部门设计，在水槽的上边，砌了一个封闭的石屋，留了一个出水口，和水龙头，成了土制的自来水，又卫生又安全，乡亲们终于能喝上干净的泉水了，老成真是为老百姓办了一件事实、好事。

      吃水不忘挖井人，小小的水井关乎百姓民生，像成军这样的好干部，我们都应该记住。我后来当了干部，常把这件事记在心上，把为老百姓做实事作为己任，虽然位卑言轻，只要是力所能及，我都会尽心尽力。水井的变迁，体现着农村文明的进程，现在我们插队的地方，村村因地制宜地改造水井，老百姓能喝上放心水，是政府做得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我们知道，还有许多地方比我们当年插队的陕北还要贫穷落后，水依旧是天大的问题，我们曾经有亲身的体验，渴望他们也能早早遇上像成军这样的干部，喝上放心的水。

      秋来感秋，冬来赞雪，春来抒情。或许由于自己出生在冬末春初，从严寒中走出来，而更珍惜春天的温暖，或许经历了人生许多的风雨磨砺，便生成一种对春特有的情感，不管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不管心中有多少烦忧，不管离成功多么遥远，只要心中常驻春天，凝望绿色的叶片，你就会获得希望的灵感，在失意时搏击，在消沉中崛起，让生命扬起风帆，充满新的活力。

      每当春天，槐花飘香的时候，我便会想起童年的许多傍晚，我都是和奶奶在槐树下度过的。几个老奶奶围坐在一起讲古论今，我听得津津有味。记得困难时期，槐花成了家家户户饭桌上的一道主食，（槐花拌面蒸着吃）槐树如临大敌，一些大孩子爬到树上，把大枝杈踩断，撸下槐花。奶奶又心疼，又生气，边制止他们，边告诉他们:“树和人是一样有灵性，有生命的，受了伤也会疼，千万不要伤害它们，旧社会，逢灾荒年景还能救人命呢！”

      树长年轮，人长岁。树粗壮了，长高了，我们也慢慢长大了。十六七岁时，赶上山下乡，我们这一代人大多去了农村，在陕北农村的六个年头中，每到春天，我都要偷闲儿找个地方静静地观看大山的景色，冥思遐想，陶冶身心，忘却疲惫和烦恼。远山上，柳树绿影婆娑，朦胧的团团绿雾环绕在山间，簇簇桃花霞霭般流淌在天边，白色的梨花和白色的云时融时散，动静相宜，油亮嫩绿的桑叶在风中抖擞闪烁，水渠上的白杨树修身修长，挺拔向上，……幽静的山庄，习习的山风，偶尔传来鸡鸣狗叫，世外桃源般的享受，许多尘世间的烦恼、枯燥繁重劳动的疲惫随风逝去，是艰苦岁月中最惬意的感受。每年春天，我们都要扛着树苗进山种树，沧桑岁月，额头已出现了细细的皱纹，噙着咸涩的汗水，心头涌出无限感慨，一道又一道增长的皱纹不也像树的年轮一样，是岁月留在生命里的印记吗。

      曾经有人说，四十岁的是女人的第二个春天，爱情成熟了，工作积累了经验，孩子也大了，又可以自由自在的起追忆过去，憧憬未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圆自己的梦。更好的感受身边的生活。回北京这几年，上班路远每天乘车，从终点到终点，坐车浏览京城成为一种享受。特别到春天，满目春色风轻气爽，令人心情格外舒畅。路旁，轻盈飘曳的柳枝，含情脉脉的五角枫，嫣红妩媚的桃花，洁白如雪的梨花……都热情奔放地赶着春潮，一派生机盎然。难怪奶奶说树木有灵性呢，他们天生与人类有一种亲密的默契，许多名人志士喜欢踏春抒怀，望景生情托树言情。茅盾曾礼赞白杨树“伟岸、正直、朴质、严肃”，把它喻为“树中伟丈夫”；郭沫若曾盛赞银杏树，称道他“真、善、美”地品德，视他为“中国人之有生命的纪念塔，中国的国树”；雷锋则把柳树比作学习的榜样，把自己的生命植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中，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这难道不是精神世界中人与树纯洁高尚的感应吗？春给人太多的情思，树给人太多的启迪，真可谓，人生如树，树若人生，在这绿色中流连，在这绿色中寻觅，在这绿色中遐想，在这绿色中思索，树有万千风情，人有各种追求，人生的许多哲理、梦想。孕育在这深深浅浅绿色之中，在这里凝思遨游，精神会受到陶冶、净化和升腾。

      春不仅仅是季节的符号，树不仅仅是植物的代表，绿不仅仅是色彩的标记，它们寓意着生命的希冀和内涵。在九七年的春天，在疾驰的汽车里，我放眼窗外触景生情，想起这样几句话勉励自己：春风得意马蹄疾，人生几多风和雨心中总有常青树，历经坎坷自奋蹄，莫失春光抓机遇，牛年春早好扶犁，耕云播雨盼收获，把握命运靠自己。

      人到中年多感慨，寄予春、树一片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