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盈江随想（一）----（十五）

 大盈江随想（七）

大盈江人，厚道。

第一天到连队，老职工们忙得像过节一样，欢迎我们。这可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首都的，那可是比昆明大得多的大城市啊，都是些读过书的“大学生”啊。许多人脸上除了笑容还流露着一种惊讶的神情。

连队里只有几个退伍军人当兵时到过内地，有一对夫妇是昆明垦荒队员，余下的都是当地人或周边地区的人。大多数人没有走出过大山，到过省城昆明的都没有几人。滇西高山峡谷的，直到今天也没有修建铁路。连里绝大多数人没有见过火车，有人连长途汽车也没坐过。

刚到连队的那几天，我们茅草房宿舍门口老是围着一群孩子看。许多老职工见到北京的就总是爱问一个问题：“你看见毛主席的时候是什么样儿呀？”他们不相信我们这些知青多数人是没有见过毛主席的。

看到我们这些北京来的人，不会挑水、不会架蚊帐、不会在溪水边的大石头上洗衣服，老职工觉得很奇怪，很好笑，也很好玩儿。

连队规定，老职工一家人必须有一个人在食堂打饭，家人和孩子可以不吃食堂，因此家家有一个不大的茅草屋做厨房。好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我们愿意，从食堂打饭后可以随意推开哪一个老职工家的厨房门，和他们一起吃饭，吃他家的自家小菜。有北京学生来家里吃饭，许多老职工当件高兴的事儿说给别人听。

有一晚，女知青宿舍里有哭声，不知是哪个女孩子想家了，逗引的几个人哭。哭声惊动了老职工，好多大嫂、大婶的挤进去劝，后来还叫来了连队干部。连长、指导员站在门外，副指导员是个女的，代表领导进去问情况，劝说了好一阵子。男知青们站在自己的宿舍门口嘻嘻哈哈地看着，有位副连长还走过来责怪着说，这样不好啊，你们也该过去劝劝嘛。

最初的好几个月，知青出工后能干多少活儿不重要，能跟着出工就行了。不管上午还是下午，老职工们还在干着，知青三三两两的就要下山回宿舍了，男的说是回去喝水、女的说回去上厕所，有的还干脆就不再回去干活儿了。老职工也只是摇摇头。

那阵子，大嫂们常说一句话，唉，娃儿们不容易呦。

可惜，这融洽为时不长。知青的年幼无知，不会与人礼让地相处，个别人莫名的城市傲慢，少数人的劣迹，使得我们与老职工的关系过早地降温了，冷淡了。

这一点，多少年后知青们相聚还是个躲不开的话题。除了必要的纪律整肃之外，与老职工的疏远，更多的责任要在我们知青自己身上去找。我们从北京带去的好的东西不多；大盈江过于宽松的约束给了北京知青任性彰显的空间；少数人把适应中的困难与苦闷不恰当地宣泄在人际交往中；个别人隐藏了在北京的压抑心态却在边疆地区夸张地显示着大城市的优越感。伤害了他人的敦厚，是要付代价的。

不过，北京知青还是幸运的，毕竟我们见到了热情而真挚的欢迎，和老职工还有过短暂的“蜜月期”。一年后到来的上海知青和随后而来的成都知青，就没那么幸运了，一开始面对的就是老职工冷静下来较为“成熟”的脸了。

还记得连队里吃过一次忆苦饭，那是北京知青刚来连队不久的事。

北京的学生，谁没有在学校里吃过忆苦饭呀。当年“军宣队”进驻中学，传统教育的保留项目就是吃忆苦饭。一段时间就吃一次。一般的都是一个“糠窝头”，再给指甲盖大小的一块咸菜，不许喝水，要的就是难以下咽的感觉。有时吃的“糠窝头”不成形，就得用饭碗接着，用手抓着吃。

有过这番经历的北京知青，一听说要吃忆苦饭就犯怵。

连里特意安排在星期六晚上吃忆苦饭，要求连队老职工中的男的都要陪着北京知青在篮球场上集中一起吃，这样也可以避免知青回宿舍偷着吃别的东西。说好了的，忆苦饭怎么做的不许知青去看。那天下午收工回来，知青宿舍门口早就站好了连队的干部，说是要看看谁敢在吃忆苦饭之前偷吃别的东西。布置得如此细致让知青们叫苦不迭呀。没有办法，那个年代吃忆苦饭是一件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事情，有阶级情感流露的严肃事情。

我们耷拉着脑袋等在篮球场上。四周不少孩子围观。

随着几只大木桶挑上来，一股久违了的香味弥漫在空中。让我们吃什么呀。先吃到的人几乎笑得喷了出来。原来，老职工把碎米洗净，把白薯洗净去皮切碎，给我们熬了一大锅香喷喷的白薯粥，里面还有玉米粒儿呢。严肃不起来了。女知青围着一桶，男知青围了两桶，席地而坐，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老职工一脸的不解，碎米、白薯、玉米粒儿，这都是喂猪的东西呀，怎么还会吃得这么香呢？

当地产大米。碎米不是人吃的。连队种了一小片玉米和白薯是专为猪种的。地域差异，对“苦”理解的差异，让我们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那晚也如有首歌里唱的那样“天上布满星”。

后来有机会说到这件事儿，我跟一位副连长说我们在北京学校里忆苦吃过糠，他怎么也不相信：北京会有糠？那东西猪都不吃。

只此一次，之后的几年里再没吃过忆苦饭，也没搞过其他的忆苦项目。有时候开会要传统教育了，也是给我们讲，老职工当年如何不信“苏修”专家说盈江不能种橡胶，他们如何为了国防大业硬是在盈江的山上种植起了大片的橡胶林等等。这是这些人的骄傲。比知青年龄上大二十来岁的当地老职工们的“奋斗史”、“光荣史”并不太长，对万恶的“旧社会”所知并不比我们多多少。加上大盈江历来盛产优质大米，一年一季稻米收成就“丰衣足食”的，蔬菜、水果丰盛，除了医药短缺以外，盈江人的生活水平比北方人不知高多少倍，就是比省城昆明也要高出好多。听说那位山西农民副总理后来到了云南，发现这么好的气候竟然“懒”地一年就种一季稻，很是生气，一定要“战天斗地”，要一年种两季、要种高产水稻，这之后的盈江大米才不太好吃了。这也只是听说。我们北京知青能体会到的是，“粮票”在当地并不象北京那么“金贵”，许多吃的东西不用粮票也能买到。赶街时，买肉不用“肉票”，鸡、鸭也比北京便宜得多。这样一个偏远而富庶之地，让老职工带着我们知青“忆苦”，确实是难为他们了。

要说吃，盈江可是不苦啊。还记得第一次赶街，知青几乎都是满载而归的。还没回到连队，半路上就会餐吃上了。最“不开眼”的是花生、香蕉吃了个够。好多水果是北京人没见过、还不敢吃呢，要不然吃的更丰盛。

最初赶街，我们还是跟在老职工身后才能买东西。云南当地人说话，是云、贵、川三地里最接近普通话、最好懂的。即使这样，对当地少数民族来说，我们的“京片子”还是听起来有困难。而少数民族人本就不标准且还带着民族语调的“普通话”，我们也还不大懂。没有老职工的帮助，我们和街上卖东西的少数民族人沟通起来困难不小。

老职工还有人教给我们怎样买东西，说是最好找少数民族里男的去买，因为男的不会算账、也懒得算账。原来，少数民族里男人是很少干活的，傣族、景颇族都是这样。地里的活儿很少干，家里洗衣服、做饭的活绝对不干，就连上街卖东西这类活儿也不常干。所以男人不大懂得市场行情、不大会算计。我们试了试，还真是这样。

后来，知青多了起来，老职工开始埋怨了：都是你们这些娃儿，把东西都给买贵喽。

 

 

大盈江随想（八）

  大盈江人厚道，在那个特殊年代社会大环境中，他们尽力地善待着知青。

  还记得初到连队不久，大概在一周左右。一次晚上开大会，说是要传达什么文件。反正那个时代传达“中央文件”、“上级文件”是一件即庄严而又频繁得让人不当回事儿的事。指导员板着脸说：要传达的文件是给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听的，成分不好的，都出去，到连部办公室单独开会去。话音一停，有几个老职工很习惯地站起来走了出去，脸上并不见有多少尴尬。知青里有人一脸迷茫地相互看着。指导员稍作停顿，接着说：北京知识青年，家里成分“高”的也走吧，去连部吧。这是我们到边疆后第一次听基层领导提到“出身”。他把出身不好的说成是“家里成分高”的。当他看到知青里近一半人站起来走出去时，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

我是走出会议室去连部开会“一小撮”中的一个，那天到底传达了什么重要文件，事后也没问过。到了连部，看到五、六个老职工安安静静地在那里坐着，全然没有在北京见过的“牛鬼蛇神”们的那种倒霉相。连里派来在这里主持开会的是位排长，那可是“硬邦邦”的贫农、复员军人。他看见一下子走进来十来个知情，觉得很奇怪。连部办公室一下子挤满了。

我们的小会，开得非常的轻松。那位排长就读了一小会儿报纸，接着就跟其他人聊起了家常，抽烟，喝茶。我们这些知青这才慢慢地放松了下来。原来，来到这里的几位老职工，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是本人成分为富农，其余的也都是出身问题。等到那边大会散了，我们也就散了。

这是在大盈江八年间唯一的一次因为出身问题被另类看待了的。就是这一次，也没有人问过我们“你是什么出身”或“你们家是干什么的”一类使人回答起来很难堪的问题。

那是个特殊的年代。绝大多数知青的档案里最重要的也不过就是“出身”了，是比个人“政治面貌”还要重要的。年龄相差很小、同是刚刚离开学校大门，社会待遇的区别几乎就决定于不同的“出身”了。这一点，北京知青都很清楚，尤其是“出身”不好的人。“出身”给个人带来的麻烦、尴尬、苦恼、郁闷以及隐藏在内心不敢丝毫流露的愤愤不平，早在没有走出学校大门之前就饱尝了，甚至于习惯了。没有人敢隐瞒；多数人是认命的。

在大盈江生活的几年里，除了那一晚，没有人在任何场合再“提醒”知青还有着“出身”这一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盈江的知青，这一无形的差别也逐渐被忘却了、淡化了、甚至消失了。几年后，大部分人离开边疆返回北京，“出身”的差别又复活了，又明显地存在于人们之间了，还延续了好几年。若干年过去了，一次与几位上海知青战友在北京聚会，几杯热酒穿肠后说到了这一话题。一位上海知青说，他的感受也是这样的，离开盈江回到上海后很快就被唤醒了“出身”诟病的后遗症。看来大家的感受是相似的。

在盈江，我的一个哥们儿就有这样的一段经历。

那个年代，定期要有“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开会，类似“劳模”开会一样。开会之前要为“积极分子”们准备发言稿或个人事迹文字介绍，要找人帮助“整理”文字材料。能不能被上一级认可多一半就靠文字“整理”了。“积极分子”多多，“整理”材料者乏人。知青，恰逢其时。我的这个老高一的哥们儿最初是在连队里写，之后他也就这样跟着“积极分子”们的材料连而到营、营而到团、团而到县了。

他是乐不可支啊。营里开积极分子大会，前一周“整理”材料的人要先到位准备会上用的文字东西。团里开会就要提前两周，县里还要多几天。一旦正式开会了，“整理”材料的人没事干了，就跟着列席开会，等同开会者一起吃会议“小灶”，也算是酬劳了。要是再加上营、团篮球队“集训”打球也把他叫上，第一年他还真在连里“缺勤”不少呢。

当他一味地为“不劳而获”而偷偷高兴的时候，麻烦来了。营里一个边疆特有的临时性专案小组需要个写东西的，营部通知要他这个笔杆子参加。他不想去。拖了一天，连长找上门来对他吼：你不想参加也自己去营部说嘛，闹得营长来电话骂我干什么。没办法，这哥们儿到了营部找教导员说，我出身不好，不是无产阶级家庭出身，也就写写积极分子材料，不适宜参加专案组工作，我要是不说清了自己的出身问题，怕过几年成了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那个现役军人教导员不耐烦地听了这个北京知青的一通表白，把帽子往上一推，大声说道：你怎么这么啰嗦。我不管你说的那些，赶紧给我报到去，耽误了工作看我怎么处理你。随后，这个“黑五类”知青还真的就跟那些带枪的军人一起工作了好几个月。

在北京，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首都在“出身”问题上较真儿起来那也是高水平的。

北京知青到大盈江后的第三年，不少高中生被相继调离了连队，一部分安排在营、团的职能部门搞文字工作，大部分安排在学校里教书。也有一部分初中生到小学教书的。我就是那时到中学的。一时，团里的几所学校几乎都让北京知青给占了。一次县里趁放寒假召开全县的教师大会，就看“兵团”学校的教师们几乎一水儿的知青，和地方上教师队伍相比那是最整齐、最年轻、最活跃的，当然也是最不好管的。

那是个知识遭罪的年代。我们的老师们在大都市里缩手缩脚地被冷落着，我们这些半吊子“学生”却在边远的大山里不知深浅地活泼在讲台上。

何况这些进入学校讲课的知青里有不少是“出身”不好的，严格地说是不该让其“混”进教育战线的。

大盈江人不这么看。老职工大多没有什么文化，希望寄托于下一代。眼看着团里、营里的橡胶加工车间、小电站、拖拉机维修站、赤脚医生、护士、电影放映员，连队的文书、司务长，这些工作都要年轻的、有文化的。哪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有个好一点儿的工作呀。老职工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学校就是要孩子好好读书。这是最实在的。老职工见到我们这些“知青老师”，总是很亲热地托付我们：娃儿就交给你了，他要是不听话、不好好读书就告诉我，看我不揍他。我和伙伴们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孩子可怜，家长更不容易，不能太对不起人家的托付吧。

我不记得当时的“白卷英雄”事迹是怎么传达的，似乎在大盈江没有被当成大事儿看。大盈江的“尊师重教”是发自于学生、家长内心的，是真诚而不掺假的，是有别于内地、有别于大都市的。至于讲台上的人是什么“出身”，好像是被人们不经意中忽略了。

多少年后，我们在一个学校里当过老师的知青陆续回到北京，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进入“教育战线”，那怕是小学。除了学历不够之外，“出身”这一关在首都是不好“蒙混”过去的。后几年，能有老三届的进入学校当老师，也不单单是学历补齐了，而恰恰是“出身”“成分”一类评判标准被废弃了的结果。

说到大盈江人的厚道，感受至深的，莫过于我的那个同学了。

我们是一个学校的，他比我小三岁。本是“革干”好出身，偏偏老爹被打倒、被“专政”。“黑帮”子弟也沾个“黑”呀。那年头，父母在运动中上下沉浮地流动着，“出身”问题也就在子女头上悬浮着。不记得是哪位大作家说过了：最是这种从社会上边急速跌落下来的人不好过呀。他就迷茫过、反抗过，

到了大盈江的第二年，那时我还在连队里。一天，他被连里叫去不让出工干活了，“限制”在连办公室有人“陪着”写检查。这检查一写就是两天。晚上回到宿舍，我问他，灰头土脸地回答我说，还不是前两年北京的那点儿破事儿。

第三天中午，指导员告诉我，下午不用出工了，到连部，有事儿。走进连部，看见早有几个人一脸严肃地等着我，其中有两个现役军人。指导员简单介绍说，这些是团里政治部的，找你是要调查你那个同学的事儿，你要老老实实地回答问题。有人做好了记录准备后，谈话开始了。

通过来人的谈话，我知道了，是北京有关部门给团里发来一封信，点名要“兵团”好好管束我的那个同学。北京的来信啊，那不就是上级的指示嘛，团里自然十分重视。信里说，某某人，曾经参加过一个“组织”、曾经在北京大街上骑车追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位首长的轿车、曾经“冲击”过公安部并被抓。这是何等的罪过，又是何等的人物啊。

看着我笑了，一位“首长”喝令我“严肃点”。我也知道是过分了，不敢再笑了。我掰开了揉碎了地讲给在座的：那都是前几年中学生的事儿，都是一些因家长出了问题而丢了光环的“小将”，被运动推上了高峰又跌落了下来，都是小孩子似的胡闹。

说着说着，有人还给我到了一杯水。问我，“首长”的小汽车后面怎么会有那么多骑自行车的呢？你们北京学生每个人都有自行车？公安部那么重要的部门站岗的就没有枪？有人敢往里冲就不开枪？怎么会抓了起来一个礼拜就放了呢？那个叫什么什么联合行动的组织是属于那个单位领导的？我尽可能的一一回答着。

可能是我的“出身”决定了我不会和那个有“重大问题”的人是一伙儿的，少了几分偏袒之嫌；也可能是我十分肯定地讲述了那是那一年那一月的事情，从而能推导出“重大问题”人当时不过才十三、四岁。反正调查就这么结束了，我那位小同学的检查也不再写了。

没有几天，我这个同学的“事迹”就在连队里传开了。了不得呀，他敢在北京的大街上追赶那么大的“中央领导”。看不出啊，那个“背时鬼”还敢冲“中央”的公安机关呢。

玩笑间，老职工们对他倒有几分欣赏和喜欢了。之后几年，我的这个同学在大盈江平平稳稳地过着，再也没有惹上什么事。后回到北京，进了国家机关工作。上山下乡三十年纪念活动，他和许多伙伴回大盈江去看望了乡亲们。

“背时鬼”，云南话，表面上是一句咒人的话，有时也在表示着一种疼爱之意。当年常听老职工喊自家的儿子：不要老是在外面疯耍啦，回家喽，你个背时鬼。

 

 

    大盈江虽处山高皇帝远的祖国边陲，但其景色秀丽，民风淳朴，人们厚道的特质，无疑会给当年到那的知青留下许多美好的记忆。八年的边疆生活，自然会与那块土地结下深厚的感情，因而我也就明白了老兄何以会采用“大盈江”的网名，以及如此能充满感情地写出高质量的《大盈江随想》。拜读大作，不仅能了解那段知青经历，也能借此神游盈江。其实，当年我们下乡的许多地方，应该都是不错的旅游景点，只是当时没有那种心情罢了。

感谢黄山黄河兄的评论。念着、想着、写着，知青大多是这样的，不管当年怎么的苦难。何况盈江这两年地震连连的，牵挂着是必然的。

盈江百姓疼知青，

碎米忆苦伙食精，

食品买卖不要票，

知青多了物价兴。

大盈江人重人才，

不听文革胡扯开，

知青大多得重用，

胜似城市出身排。

谢谢龙行天下一篇不落地以诗点评啦！

（麻烦您把片头序号改过来，谢了。）

问好大盈江！

谢谢金色童年版主的问候和鼓励！

我的大盈江苦啊，自今年一月初地震，一直余震不断，最严重的时候，一天之内余震百次。春节后再次大地震，（日本地震的前一天）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两会后总理亲赴盈江。在牵挂中我开始写大盈江随想，一种思念之情吧。

谢谢所有跟读的朋友们。

愿我的第二故乡在大灾后重建新生，比以往更加美丽！

祝福大盈江灾后重生，比以往更加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