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盈江随想（一）----（十五）

初到皆住茅草房，

上下四方都透亮，

女生只好挂被单，

还得把门另堵上。

且看邓贤回忆录，

便知惨景震心房，

十名知青七天龄，

却成永生留现场。

再谢龙版精彩诗评。

大盈江随想（十一  上）

大盈江的气候不算很好，有人却要在那里过“耕读”的生活。

白天八个小时的劳动，晚上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政治学习，这一天剩下的时间也就不多了。也就是这不多的剩余时间里，知青们有了个性化的“非集体”生活。

一年之中大半年的时间在下雨，不大不小的雨把屋里屋外弄得到处都是湿淋淋的。湿淋淋的雨季里，蚊子是“霸主”。

“云南十八怪”里最让人忘不了的就是“三个蚊子一盘菜”了。这句话，我们到大盈江后没有多长时间就“领会”了，那不单是夸张蚊子有多大，而是恰如其分地强调了蚊子的厉害。房间里要是有三只蚊子，那就够一屋子人“喝一壶”的。这才是“一盘菜”最好的解释。不用三个，一只蚊子就搅得你心神不定。因为蚊子就代表疟疾的可能亲近与造访。疟疾，云南人叫“打摆子”。当年大盈江人更多地是靠自己上山采中草药来“预防”和治疗疟疾的，收效甚微呀。疟原虫是会潜伏的。说你今年四月份“打摆子”来年四月就注定你还要再“打摆子”的传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身边人那里印证着。一旦“打摆子”，再强壮的人也要一个礼拜之后才能扶着墙走出房间。一个礼拜不分白天黑夜地忽冷忽热、只想喝水、什么也吃不下，人都得瘦一圈，腿不软才怪呢。一次“打摆子”，半个月恢复不起来。

这蚊子也欺生啊，初到边疆的知青，一年内“摆”几次的大有人在。有不怕蛇的，却没有不在乎蚊子的人。真得疟疾呀。

雨季是大半年，蚊子可是远不止半年地嚣张着。没有蚊帐，不可想象。

到大盈江的第一天，每个知青都配给了一个蚊帐。不管是刚到边疆最初几个月住在茅草房里十来个人住一“房间”，还是后来几年时间里大多是一间宿舍三张床或四张床的，架起蚊帐就把每一间宿舍绝对平均地分割出了一个个独立的小“房间”了。

雨季湿热的夜晚，人们只有躲进蚊帐里才能脱去潮湿的长衫和裤子稍稍放松些。

晚上散了会回到宿舍，围坐一起打扑克、聊天，那是奢望，惹不起蚊子。单人蚊帐里挤进两个人对坐下下棋，那就不错了。几乎是所有的人都被蚊子逼得躲进蚊帐。

幸好宿舍里都有电灯用。大盈江山高水大的，兵团修了不少小水电站。电压不稳，好歹还能保证大部分时间有电用。知青们坚持着一个蚊帐边上一盏灯，有人还把带有开关的灯头引进自己的蚊帐中。

就这样，临睡前那点儿可怜的时间，躲在独立的小“房间”，一盏忽明忽暗闪动的灯下，有人开始了悄悄的“夜读”。在边疆的大山深处，在片片橡胶林间。

还记得第一次探亲假回到北京，同学相聚，东西南北地交流着。许多生活细节是往来书信里写不清的。说到了夜晚读书。东边“兵团”的说，一条大炕上人挨着人地睡觉，除了做梦是一个人，哪儿有你们蚊帐里自在呀。北边“兵团”的说，准军事化的严格管理，相互之间是要看到“灵魂深处”、要“刺刀见红”的，谁敢偷着看那些乱七八糟的。西北村里的说，一天的工分不够打油点灯的，谁像你们还一人一盏电灯啊。有个跟着父母回老家的同学说得最简单，不惹事。一时间，好像我们云南的最自由、最享受、最不艰苦了似的。等我说了“打摆子”，说了我第二次“打摆子”好了以后好几天还要靠哥儿们背着上厕所的事，同学们就都不说话了。该我说了：“我们蚊帐里的那点自由是蚊子给的、打摆子换来的。”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承认我们盈江地区有夜读的时间与空间条件的。

知青中也从来不缺少读书的愿望。

可是，读什么呢？

盈江蚊子太可怕，

虐疾侵身全整趴，

帐里拉灯自学事，

问题在于该学啥。

大盈江随想（十一  中）

知青下乡也会带着书走的。不同的是带什么书，带多少书。

带些书下乡想着要学习、增长知识的人并不多，不能说没有；更多的还是为了“消遣”，或者说想延续城里人那点儿“精神生活”的臭习气。

毕竟是“大城市”人嘛。我们城里的风都会吹在书上乱翻书的。当年不少知青是这样看的。

边疆的汉子，一个人，两天的时间，能把自己家一家人烧饭、吃饭用的20平米小厨房的茅草屋顶、竹篾子墙彻底翻新。之后许多天，他会陶醉在临近几家人羡慕、赞许的目光中。如果能在“新房”中叫来邻居喝几杯，那就太美啦。

知青，这些都市的孩子忘不掉的却是自己的父兄工作之余闲坐家中灯下看书读报的惬意神态。若能有香茗独品，足矣呀。

这一生活细节的区别、情趣的差异，恰是当年需要“接受再教育”去改变、改造的。一些知青竟然胆大妄为地试图搞什么“夜读”与“消遣”，无疑是逆流，也就注定了“暗流”色彩，也就只能是“地下”状态的。

北京知青到边疆后的最初“夜读”是个人的，“消遣”享受是私下独自的。能翻找出来可读的文字，也必是偷偷从城里带来的、自己有兴趣的“珍藏”。许多人开始看书的时候是很小心的，把一本可公开看的书放在上边作掩护。这点儿把戏当学生的时候都练过，不管是骗家长还是对付老师。谨慎小心不用人教，即使是在自己的蚊帐里。那年头，被刷上“封资修”任意一种颜色的书太多了，私下里还拿红色书来“消遣”的人又太少了。私下得有所保留、有点儿个性，这是危险的，至少当年是这样的。这样说来，当年的知青读书的小心翼翼中透着一股子“反骨”气。

这段“偷偷摸摸”地读书没有几个月时间就维持不下去了。一来是个人“存货”不多，一本书看第二遍的兴趣就不够“消遣”了；二来是读书所得、“消遣”乐趣不说不快、希望在交流中寻求激励与快乐。最主要的还要说大盈江宽松的环境让“夜读”的知青尝到了甜头。于是，北京知青中以看书兴趣交流为主的小圈子就出现了。先要是可靠的“哥儿们”，不会把读书聚会的内容随意向外说起的；再要有喜欢看书的共同兴趣，最好是喜欢同一类书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连队之间“串联”的北京知青大多是为“书”而来，借书、还书、交换书和交流同一本书的心得的。当然，北京人的特色也一定是少不了的，互不服气，什么事儿都要比个高低，那就“茬书”。茬书的大多是在这一段时间活跃过，类似“茬架”，改在嘴上的功夫了。“茬书”是小圈子之间的较量，也是交流。大盈江的某营北京知青就有过一次比谁看书多的“打擂”，听着信儿跑去参战的人不少，断断续续的好几天，是一次典型的“茬书”。

到达边疆的第三年，也就是北京知青基本上都有过一次回北京探亲，都有了一次个人“藏书”的“补充”之后，大盈江的北京知青读书“暗流”有了明显的变化。读书小圈子有了各自的主题。一本书的持续讨论成了小圈子一段时间聚会的稳定内容。不再满足于文字表面，更多地交换读后看法，甚至悄悄地讨论着、争论着。忘不了那一次，有人从北京带回来一本《你到底要什么》，大家传来传去的，讨论着，争论着，好长时间没个结果。

几年后，读书又再一次回归到了个人。读书本来就该是个人的。随着不少北京知青调进学校、调出连队，更为宽松的环境、更多一些的个人时间，让喜欢看书的北京知青沉下了心，又开始独自看书了。恰恰此时，“工农兵学员”的出现，“白卷事件”的出现，刺激了原本是糊里糊涂地丢下书本而内心从来就没有憎恨过书本的知青们。隐约地感觉中，书，是不能只用来“消遣”与“显摆”的。这之后的几年里，北京知青的读书不仅得到了身边老职工的尊重，就是哥儿们之间也为彼此的读书留下了尊重的空间。换书看的人多了，讨论的时间少了；敢于动笔做笔记的人多了，泛泛而论的人少了。

知青的生活里，似乎真的有“耕读”味道了。大盈江更美了。

后来，回到北京好几年后，大家聚在一起，说起大盈江边的“耕读”，还是借着酒劲儿吵吵了好半天。有人竟然给那一段生活中哥儿几个的表现划出了还几“派”，什么“说派”、“抄派”的，还能对应着当年的外号点出代表人物、说出典型事例来。谁也不当真，谁也没当是认真调查、归纳后的总结，谁也没有能力总结那么多的心态各异的读书人呀。鸡一嘴、鸭一嘴的，有鼻子有眼的，说着，喝着，数落着当年读书各“派”人物和故事。回想起来，那次大家的说笑中还真抖搂出不少有趣儿的。

“说派”。看过的书不一定多，能说。不管什么书，都能“化”成自己的话说出来。

那个外号“大鹰”的就这样。说起格里高利纵马追赶逃兵举起马鞭要打，忽然发现那逃兵竟是亲爹，一时大脑空白险些落马。“大鹰”说起这一段那是真切感人，就跟要打自己爹的不是哥萨克而是他“大鹰”自己似地。这“大鹰”可不单是能“贫”小说。有一本老杂志里记述曹雪芹在北京南闹市口附近的“太平湖”放着自己糊的风筝卖，不过是一小段史料，这“大鹰”就凭自己自幼生活在石驸马桥那一带，联想着、补充着把个落魄文人走街串巷的细节和老北京好几种风筝样子说得有声有色，引得我们好多人争着去看那本杂志。

北京知青里能说的多了。“说派”对“夜读”有传播、推动之功啊。

“背派”。就有那么一些知青，说起当学生时被老师逼着背书就怨气冲天，可离开了学校后却到处炫耀自己走马观碑、过目不忘的背书“神功”。不少知青看书喜欢背某一精彩段落或章节，也算是对上学时老师训练科目的怀念吧。

还记得我们营里有位“老三”，人家是全营仅有的老高三的学生，外号落了个“老三”。这位仁兄那“背功”了得。学校里老师要求背的古诗到大盈江几年后基本还能背得上来。《红与黑》中于连暗中藏着拿破仑画像的那一大段心理描写，《海狼》里初上荒岛的景色描写，“老三”能带着激情背下来，似乎背诵中有着他的一番心思。“老三”回北京后到了我的初中母校当了一名物理老师，听说私下里还是喜欢背书，就是改背人物传记了。

喜欢“茬书”的人都爱背书，不然怎么证明自己是看过某一本书呀。不过也有例外的，有人背书不为了向别人证明什么，就是喜欢。有个北京知青喜欢地理，手里不过就是几本过去的地理教材和地图册，反复看、不断背。他能随口说出国内外许多大山的海拔高度、大河的长度，还有几大洲的面积和洲际分界的河流、山脉、海洋或海峡。有人曾测试过他，在他身后盯着地图册叫他说出欧洲或南美洲的国家，他能按你指定方向入手依次说出这些国家的名称、气候特点、首都所在地等等。有人说，他的“出身”太黑了，他不想看别的书。此人后来回北京进了一家家具厂做设计。

“背派”人物里有沾沾自喜的，也有藏着些辛酸的。

“抄派”。借来的书，自己也喜爱，就只有抄下来，古来有之。知青抄书可不为效仿先贤；有人是真喜欢那本借来的书而抄的，有人不过是为了练字、消磨时间而抄的。

到了边疆之后，几乎每个知青手里都有好几本红色塑料皮日记本，有北京发的，有边疆给的。真正用来写日记的人不多。那个年代，一般人都懂，“日记”有两类，雷锋式的，地主老财变天账式的。不少知青只用这种白来的日记本抄书。抄比写省心。

当年，不知是谁的一本《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许多北京知青都抄过里面的文章和注释。小圈子里关系好的，不光是传借书，也传一些手抄本。我见过的不少知青的红皮日记本，有抄《列宁哲学笔记》的，有抄《资本论》片段的，有抄《围棋古谱》的。有位知青居然把《罗亭》全本抄了下来。

北京知青男女生往来不多，几年都是这样。我临回北京的那一年，同一学校当老师的一位北京女知青找我，想借我手里的那套《大卫科波菲尔》看，说没有可跟我换着看的，只有自己抄的一本东西。我答应了。拿回来一看，吃惊不小。红日记本子里抄的是全本《红楼梦》的诗词，章回清楚，注释齐全，更有一手好字啊。还书的时候我赞扬她字好。回答我说，找不到书看，这是第四遍抄的。

我也把自己在大盈江几年间抄的几本东西带回了北京，只有抄的《名贤集》保存得最久。虽说是小孩儿读物，却是我去大盈江之前从未听老师说到过的，也是我返城后近二十年时间里北京的各类书店没见卖过的。

能说的、能背的、能抄的，占了知青读书人的大多数，还有“论派”和“孝派”的，人数不多，倒是也有特色。

“论派”是指知青中好以文论战者，为论战显文采也肯苦读，不管读什么书皆能拿来论战。那年代，政治边防、批林批孔之类的运动余波不断，写个发言稿、布置几面墙的批判专栏，正是“论派”人士宏论天下、一展身手的机会。这一派人中常有自诩理论家者。一北京高一男生，苦钻理论，温都尔汗事件后，上书言国事而入狱，四人帮被抓半年后放出。论可论，不易论也。

“孝派”就更是知青中的少数了。说的是遵家长之命有选择读书的知青。一般的来说，这样的人是不乱看杂书的，也很少参加知青们的读书聚会。两年一次探亲回京，是要向家长汇报所学进程的，是要领回又两年的学习计划的。有抱着多波段半导体听外语的，有习题本一大摞学到微积分的。一些听话的大孩子呀。

 

三年前，我住南方，夜晚常钻进蚊帐看书。儿子奇怪。问，病了？不高兴？怎么不玩儿电脑呀？不看电视啦？我急了：“你管我呢，我就想这么看书，不行啊？”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950790_150129096_2.jpg：

 大盈江随想（十一  下）

  那一年，我探亲假结束后回大盈江。

  大盈江兵团的知青，两年一次的探亲假要等领导安排，基本上要等你上次探亲归队满两年后。一个月之内，连队里让知青探亲会批上两三个北京的、两三个上海的、两三个成都的。不能都走啊，还要“促生产”。女生可以有伴儿，男生基本是一个人。北京知青的路途最长，路上要打十天的谱。偏偏北京的男女生很少说话，话是说，少。女生路上小心翼翼，男生路上孤单。探亲假二十多天，不超假按期归队的少。回盈江的时候女生都是三五结伴，男生还是不容易有伴儿的。男的嘛，当年“志在四方”、“仗剑出游”的傻劲儿大了去了。

  三天三夜火车到昆明。离开昆明上长途汽车，一车人里就三个男知青，我和两个昆明的。第一天搭上话，三个人换到了一起坐着。这两个昆明“哥儿们”要回梁河，盈江临近县的，我们要一起坐车爬横断山走五天。盘山路上上下下地颠簸着，长途车里隆隆作响着，我们三个人聊着。不管是在哪儿，知青向来是旁若无人、不管不顾地大声聊着。那年头，谁惹知青啊。车上聊，下车吃饭坐在一起聊，晚上旅馆住下了还是聊。四天的时间里，素不相识的哪有那么多可聊的，还不是聊各自看过的书嘛。到了梁河，二位兄弟一定要我也拿上随身的东西和他们一起下车去他们那里住上一天。这既是没聊够，也多少有点儿不服气的意思。梁河到盈江还有三个小时的路程，也不再有边防检查了。面对这样的邀请，我那股“茬书”的劲儿上来了，去就去。还记得是梁河县城不远的寨子里。昆明知青七八个人，女的做饭，男的陪我聊。谁知道车上那两人怎么“介绍”我的，一坐下就围上来三个人“陪”我聊。那天一直聊到很晚才睡觉。还记得是从《谁之罪》聊起的，后来聊到了莎士比亚，最后聊到苏东坡。一个昆明知青不太客气地非要我接他讲的“苏小妹三难新郎”的诗文下句，这可难住了我。我接不上来，还不能说是因为我不喜欢稗文野史，那样太伤人。等他讲完了，我背了一段苏东坡老弟的文章算是对付过去了。第二天上午，好几个人送我到车站。几个月后，梁河的几个昆明知青找到了盈江，找我又聊了大半天儿。

  今天看来，那不过是当年知青交往中的游戏罢了。不过，这种游戏倒也说明了知青在远离家乡、远离大都市后，似乎还远离了什么，他们在生活中也只能是用些“闲书”当游戏来填充着。

  前几年，那位当年在盈江抄过《资本论》的人跟我说，除了书名和个别的一两句，他几乎不记得什么了。我理解他。这类书籍没有人指导、没有相应的知识、没有足够的辅助资料是很难读进去、很难读懂的。当年的知青根本不具备读这类书籍的能力。要是今天还有人说他当年当知青的时候就读过什么大部头的经典，你也不必当真，他可能是读过，只是读懂的可能性不大。就像当年凭借着看过的几部苏联电影的知青也只能看的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而根本看不懂《战争与和平》一样，前者在讲故事，后者则有太多宗教对社会深层影响的内容了。

  如此说来，当年知青的“耕读”不过是增加了些谈资、丰富了些交往游戏而已。先天知识不足和满脑子的理想主义，你让知青能从少得可怜的书籍里读出什么来呀。

  读书没有“消遣”、消磨时光的功能吗？

 

 

我的《随想》至此告一段落。

谢谢龙版和另几位版主的支持！谢谢跟读的朋友们的支持！谢谢大家。

这段分析太精彩，

各派特点细诉来，

习惯钻帐作夜读，

儿子见到好奇怪。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