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的新疆农村,订“娃娃亲”还是较普遍的旧习俗,红姑娘班中的一些姑娘也被父母订了“娃娃亲”。如何引导她们争取婚姻自主,避免早婚,便成了团委和妇联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我与妇女干事联合行动,利用各种机会对她们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除了集体学习、讨论和个别谈心之外,我们还发动良种繁育队的党、团员骨干分子们主动与那些已订过“娃娃亲”的女青年交流思想,鼓励她们多回家做父母的思想工作,同时还以团支部的名义与几个男方所在的生产队团支部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配合与支持。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红姑娘班的女青年们纷纷写了决心书,表示要与封建思想彻底决裂,做移风易俗的表率。
记得为了宣传婚姻自主,我在文艺宣传队中排演了一出眉户戏,是以红姑娘班的一位姑娘争取婚姻自主的事迹改编的。为了强化演出效果,我还在剧中加入了自由恋爱的情节,并亲自担任男主角。但是在排练时,因为大家都没有恋爱的体会,所以,总是拿捏不好表演分寸。后来,在正式演出男女青年单独约会一场时,我突然灵机一动,伸手抓住了女主角的手,放在胸前握了一会儿,又迅速地掏出了口袋里的一个小日记本,塞在女主角手里后转身跑下了场……
演出获得了观众的掌声。我也在刹那间感受了一把心跳的愉悦。
在风风雨雨中,红姑娘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1965年底,良种繁育队改编为武装值班连,红姑娘班也扩编成红姑娘排,下设2个红姑娘班和1个支边女青年班。不仅如此,在发展生产、农业科学试验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红姑娘班也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好成绩:她们参与试种的新疆花皮西瓜,多年后成为享誉全国的优良品种;在6分场、总场、自治州和全疆农垦系统的多次评优活动中,红姑娘班均榜上有名;在不同级别和规模的民兵大比武以及文艺汇演、体育比赛中,红姑娘班也多次获得奖励;
1966年3月5日,《新疆农垦报》刊登了红姑娘班的先进事迹,号召全自治区的农场职工向她们学习。
在红姑娘班成长为先进典型的同时,我也获得了总场“优秀支边青年”、呼图壁县“优秀团干部”和昌吉自治州“五好青年”的光荣称号。
在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在党团组织的培育下,在从事基层青年工作的实践中,我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思想境界也得到了升华。我和红姑娘班的青年们,在芳草湖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一起经风雨、见世面,健康、快乐地成长着……
杀猪风波
1965年,由于“农业学大寨”调动了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及实施科学种田、兴修水利、推广良种、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芳草湖垦区一派丰收景象。夏收丰产后,为了确保全年的粮食生产上“纲要”,平均亩产过“黄河”(400斤),奔“长江”(800斤),从总场到分场,特别强调要抓好秋粮的田间管理工作,做到丰产丰收。作为措施之一,6分场场部的一批干部被派往生产队驻队,协助队干部抓好“田管”的贯彻落实工作。
我被派往农业3队。6分场的1到4队,是前几年刚由人民公社划转到农场来的,一些职工身上还留有较多的自由散漫、集体观念差、自私、保守等旧的社会习气。因此,加强田间管理,不仅仅是个生产问题,还是一项移风易俗的思想教育工作。
来到了3队,我一头扎进青年之中,依靠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形成骨干力量。每天晚饭后,我即组织一帮年轻人在队部里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和《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并教大家唱革命歌曲,编排文艺节目。由于已经从事了一年多团的工作,我与队里的青年们早就熟了,还有几位已成了知心朋友,所以对他们,我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我向团员、青年们宣讲了做好秋粮田间管理的重要意义,并发动大家献计献策,提出保证粮食丰产丰收的措施。经过认真地讨论,大家摆出了一个已存在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即不少职工家里的猪,常年跑到生产队的地里啃庄稼,造成庄稼还未成熟,就被糟蹋了。
这确实是个严重的问题。于是我向队里的各级干部,包括队长、党支书、贫协主席等提出来,希望引起他们的重视。他们虽承认存在这种现象,但觉得这点损失,构不成减产,同时怕管得太严了会得罪人。见他们不以为然的样子,我反复地引用 “蝼蚁之穴可溃千里之堤”的典故,提醒他们一定要防患于未然。在我的坚持下,队里终于正式颁布了禁止散养家猪的规定,同时还宣布了几条违规处罚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