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女儿舜华在大学期间写的一篇关于知青的文章，她的心愿：“我殷切地盼望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或许某位有知青经历的人掌管全中国的大事，深切感触知青的疾苦，毅然拍板解决知青们的遗留问题，到那时，我想知青的身份就会彻底完成了历史使命。愿这一天早些到来，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道出了我们的心愿。
纪念1968-2008年文革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
是“忆苦饭”？还是“猪食”？
----------一件值得记忆的小事
我是知青的女儿，父母都是四十年前到山西晋北原平县王家庄公社河南大队插队落户的北京老三届中学生。因是知青家庭的孩子，知道他们插队生活的情景自然比较多些，有一件事听父母亲讲过，听起来既有趣又感慨，借此机会讲出来，以飨读者，从中可以体验到他们在那个无奈环境中用阿凡提式的方法处理不平之事的才智和勇气。
王家庄公社有七个大队共接收了300多名北京学生，（现在已经不叫公社和大队了，和全国一样恢复1958年以前的建制，称乡和村了，为尊重历史，讲述方便，仍使用当年的地名），大部分是北京二十五中、女十二中（现166中）、灯市口男中和灯市口女中（现均并入25中）老三届中学生，从应届的高三毕业生到“文革”前的初一在校生都有。还有一些是跟着同学、邻居、好友等其他十几个学校的学生，其中不乏姐弟、兄妹、哥仨、姐俩等同一家庭成员，最小的年仅十四岁，本该不属于本批插队，可能是思想超前或其他原因，毅然随师哥师姐们踏上了这条道路，不管从哪个角度想，我还是由衷地佩服这位十四岁的知青（应称为“知少”）的独立性和生活能力，这恰恰是我们“80后”这一代人最缺少的素质。
那是1971年他们刚刚插队第三年的夏天，根据县知青办（政府主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专设机构，省、地、县设办公室，公社、大队设主管人员，1982年国务院知青办设在农林部。）的安排，公社要组织一次知青状况的检查活动。检查组由公社主管知青干部、行政助理员老宋同志带队，七个大队知青点各派一人参加，南怀化大队派了我父亲去，其他还有王家庄大队，永兴一、二、三大队，关子大队和旧练家庄大队共7人。大队之间的距离远则十几里，近则三五里，没有交通工具，全凭两条腿走路，别说是公社范围这点路，就是上县城来回六十里，村里不富裕买不起自行车的老乡都是步行，这在当地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检查活动计划在每个大队半天，巡回检查，走到那个大队就在该队吃饭过夜，最后回公社总结，要求在知青点同吃同住，召开全体知青座谈会，反映存在的问题，建议大队给予解决，没有安排大队干部陪同，完全是一次知青的内部检查活动。父亲讲，检查的用意也是好的，老实讲他们大队对知青还是比较照顾的，通情达理，尽可能给予各方面的照顾，比如安排我母亲等几位女知青在村办学校教书，免受农活的劳累。各级领导初期对知青工作还是比较重视比较负责的，相对后期的“三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农村不满意、家长不满意）有天壤之别。七个大队的知青互相都认识，有的还是同学、校友，平时各自在本队劳动，与老乡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干着日复一日，效率及其低下的手工农业劳动。比起第一年上山下乡的豪情壮志已退色不少，“文革”中带有的红卫兵战天斗地的造反精神也坦荡无存，严酷的现实使他们开始考虑要在这里安家落户生活一辈子的事情了，使他们最弄不明白的就是要虚心接受那些满身陋习、斗大的字不识几个，整天胡言乱语讲落后话，除了打听女知青想不想嫁给他们当婆姨外，毫无思想领先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怀着共同的烦恼好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凑在一起，能不找一个借口宣泄一下吗。到底是北京的学生，具有一定的智商，一个堂而皇之的主意油然而生，得到了一致的同意：“为了更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利用这次机会加深忆苦思甜教育，每到一处都要吃忆苦饭，而且是顿顿吃、天天吃”。何为“忆苦饭”，现在的年轻人不研究文革时期的事情是搞不明白的，而起码五十多岁以上的人才有可能吃过这种东西。我没赶上那个时代，自然也没尝过它的味道，但从字面上看肯定不好吃，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种饭真的有那么巨大的作用吗？父亲对忆苦饭的评价是：“没有正规的操作方法，没有固定的原料品种，没有定量的配制标准”，总之，就是这样一种“三无”食品，四十年前竟风靡全国，甚至在一些大单位的会议，部队的训练活动，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吃忆苦饭是固定的节目，目的就是教育大家“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紧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毛主席吃没吃过忆苦饭从目前发表的纪念文章还没有发现，但确有一篇文章报道过敬爱的周总理在参加一次全军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会议时和大家一起吃了忆苦饭。可见当时所有的领导、干部、职工、解放军战士、大中学校的学生，一切有组织有单位的人都吃过忆苦饭。忆苦饭的正宗产地已无从考证，甚至是否真的是解放前劳苦大众的日常饮食也不得而知，反正当他们去向老乡请教如何做忆苦饭时，大家都摇头说“做不来、没做过”，即使向全村解放前最穷，那时也是穷得连盐也买不起的贫农赵文治，也没问出个所以然，直到追问他媳妇断了顿吃啥时，她却说：“到外村讨吃，不敢在本村要，怕笑话呀。” 最后还是本村一个老羊倌出了个主意，说到大队饲养处问问老饲养员吧。饲养员老赵头，大队主任的父亲，1942年入党的老贫农。在他的指导下随便找来些糠麸子，又要了些猪草洗净剁碎，掺在一起大锅煮熟。黑乎乎每人一碗，第一口倒也没觉得多难吃，只是又苦又涩，后来就不行了，越吃越不是味，真的不是人吃的东西，实在难以下咽。正当他们一伙围在院子中间吃忆苦饭的时候，不巧被邻居小孩看到，一时间满街大喊：“大学生们让公社干部吃猪食了”（父亲讲：老乡管知青都叫大学生，即岁数大的学生，天晓得要是真有大学学历还至于后来绝大部分的知青在不满50岁时都下岗了），老乡纷纷都来围观，连大队支书赵良温也连忙赶来，以为是知青们闹饥荒揭不开锅呢，生气地连声说：“闹逑甚了”。吃完忆苦饭，大家七嘴八舌，吵吵嚷嚷给公社宋助理提出了一大堆问题，如房子漏雨，同工不同酬，工分评得比女劳力还低，粮食不够吃还经常被盗，病退回京是求山西办还是找北京办等。其实大家都知道提了也是白提，他一个小小的公社助理员根本解决不了，甚至公社都不许向上级汇报。宋助理在得知这里下顿还是吃忆苦饭后，决定到下一个大队检查。没想到一连三个大队知青们安排的都是顿顿吃忆苦饭，其实这是他们事先早商量好的，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下搞的一场恶作剧，诚心作弄上面派来的人，用这种无声的反抗和让你说不出道不明的方式来反映对插队现状的不满。终于在检查第四个大队时宋助理身体支撑不住了，开始闹肚子，上吐下泻，全身发软，满脸菜色跟忆苦饭的颜色也差不多，他不得不宣布结束这次检查，跑到公社卫生院打点滴去了。我有一不解问过父亲，你们也是同他一起顿顿吃忆苦饭，怎么能坚持下来呢？父亲笑着告诉我：“我们只是做作样子，还能真靠这个添饱肚子，一个大队二三十个知青，都熟，随便到那个屋还能吃不上点饭。”听到这里，我真是非常同情这位公社干部，首先他是尽职的，再次他始终和知青们在一起，没有搞特殊，按照当下的级别他属于乡政府官员或城里的社区干部，比我校许多外籍毕业生争取北京户口，报名竞争的“大学生村官”级别要高，他是完全可以让大队干部招待得好好的。这只是父辈们近十年插队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但仍可以体会到那个时代的特色，试想以他们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如果当年没有去插队，像我一样完成了大学教育，不论对自己的人生，还是对国家的贡献都会截然不同。
父亲讲他们那一代人从踏上农村、牧场、兵团的那一天起一直到现在，就给自己定了这个终生的称谓知青。不要小看这个称呼，它实际代表着一种身份，也包涵了特定的补偿和权益。三十年前，云南的知青为捍卫知青身份，几十万人绝食、罢工抗议强加给他们的农场职工的身份，直至赴京上访，集体卧轨，与中央领导直接对话，争取返城的权利；东北建设兵团百万知青在暴风雪的夜晚，即使离场部路途再远，不论是步行的，坐马车的，还是搭乘拖拉机的，都要连夜走几十里上百里路，赶到场部办妥离场手续，在茫茫的雪原上成千上万奔走的知青汇成滚滚的人流，组成了一幅多么宏大的画卷，凭着这个身份就可以理直气壮的返回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南京、杭州等大城市，而比之早十年听从王震将军命令的十万转业官兵及其子女们一定会发出愤愤不平的心声吧；五年后山西的知青，为争取同等的权利，即使早已成为国家干部和企业职工，仍凭借知青的身份自发组织集体上访，选派代表与北京市政府对话，组织数百人在市委大楼前静坐一个月，终于在“五一”节的前一天，迫使市委主要领导出面接见了他们。后来北京的集体请愿虽被驱散，但知青们为争取自身权利的目标始终没有放弃，在山西太原又爆发了数千人的情愿游行……，由于知青群体领袖人物们坚强的信念和不屈不饶的斗志，抛小家为大家，不顾自身名誉、地位、前途，始终不坠青云之志，在坚持数年后，终于争取到国家对知青的一系列安置政策，并惠及全国所有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知青群体。否则，我们这一代与外地“北漂”、打工族的命运有过之而不及，绝大部分会落到“无业无居无户口，寄人篱下，遭人白眼，社会嫌你多余，亲戚远而避之”的尴尬境地，庆幸这种悲惨命运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应永远铭记这些“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知青精英们的丰功伟绩。
说到这儿，我油然对中国的知青肃然起敬。上世纪末，就在全国各地知青纷纷在“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口号下，争取返城的时候，一份全国权威性的青年报在五月四日发表的社论中说：“几千万知识青年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期，相应党的号召，毅然走上山下乡的革命道路，分担了国家的困难，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现在他们老了，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有的知青因各种原因没有赶上大批的返城机会，只能退休后回到原籍，没有房子住，医疗保险和退休费还不如吃困补的多。当然，这些困难都要国家按个人的意愿解决也不现实，毕竟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距离建成像北欧瑞典那样的福利国家还要奋斗许多年，现在国家连解决四川地震问题都忙不过来。试想，也许会有一天，国家有能力了，会像对长征和西路军途中失散的红军人员一样，对达不到社会生活标准线以下的困难知青发放特殊的补助。我殷切地盼望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或许某位有知青经历的人掌管全中国的大事，深切感触知青的疾苦，毅然拍板解决知青们的遗留问题，到那时，我想知青的身份就会彻底完成了历史使命。愿这一天早些到来，“英特纳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本文发表于《购物导报》2008年8月4日B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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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1/4/5 17:01: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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