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挥之不去的终身阴霾(4月8日更新)

      感谢各位朋友给我上一篇文章的留言，今天继续放一篇习作。文章写于2009年10月。

 

 

 

      1968年12月13日下午3点许，一列满载北京市东城区十几所中学上千名“老三届” （指1966~1968年毕业的中学生）的专列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和此起彼伏的口号中驶出北京站，开赴山西省晋北的原平县，我就是坐着这趟列车开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生涯。车上每人发了5个面包作为干粮，列车走了一天一夜，于第二天中午到达县火车站，我与同班的张金鹏、石圣洁、贾褔生等五人坐上大队的胶片轱辘马车又走了三个钟头，天擦黑时来到了本县最东南边的王家庄公社河南大队（现在已经不叫公社和大队了，改为王家庄乡河南村了，为还原历史，各个时期仍使用当年的地名）。为了一篇个人回忆的短文，甚至在提笔时，都没想到哪里去发表，但为什么还要提到他们的姓名呢，因后来的一件事，成为笼罩在我人生中不能散去的阴霾，也同样对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挥之不去的烙印。

 

（一）

      先说说我插队的这个河南大队吧。因在云中河的南边，成立人民公社时为叫的方便称为河南大队，其实阎锡山当政时一直叫南怀化村。全村几乎为单一姓氏赵，相传北宋末年，北番金兵攻破卞梁灭了北宋王朝，大金国元帅金兀术掳掠徽、钦二帝和皇亲国戚、满朝重臣、后宫佳丽三千余人，及数不尽的金银财宝文物字画，得胜回朝沿山西北路返回内蒙，途经晋北时，一皇子趁看守不严得以逃脱，来到了南怀化这个地方，看到虽是不毛之地，但远离金兵的追捕，是安生之地就呆了下来。后来得知，因外出唯一不在被俘之列的皇兄赵构称帝建立了南宋，但这位皇子深知朝廷的深邃，皇位的凶险，不想再冒生死之劫去投奔已在杭州建立的南宋王朝。他看这里有山有水，适于生存，甘愿在此了却一生。从此隐名埋姓住了下来，开荒种地，繁衍生息，到我插队时已传至28世。并且在云中山脚下方圆十里范围南怀化、关子、练家庄三个村都是赵姓人家，皆为兄弟，显然是同宗同族共同创业的结果。赵钱孙李，赵姓为百家姓第一，北宋年代，还没有原平县制，这地方地处雁门关外，是辽国的属地，哪会有赵姓人家，所以这段历史靠谱。据说还有文字记载，那是编著地方志专家的事了。但说到现代的南怀化村，这可是个极有名的地方，研究抗日战争的专家和学者可能会不知道河南村，但不会不知道南怀化。1937年10月忻口战役的正面场就发生在这里。忻口战役打的是忻口，主战场却在南怀化。忻口村扼守大太公路，右面是五台山，左面是云中山，对面是云中河，地势十分险要，是守卫太原的天然屏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有“晋北锁钥”之称。被八路军115师林彪所部在平型关打了埋伏的日军坂原师团继续南下一路向太原进发，在忻口遇到了国民党中央军、阎锡山晋绥军和共产党八路军的联合抵抗，双方投入兵力十几万人，是抗战初期最著名的战役之一。日军强行突破忻口不成，在付出了惨重伤亡后，就转为攻占南怀化，企图打通山路，从背面攻破忻口，直下太原。南怀化背靠云中山，与忻口的山路只有八里。村前是一马平川的开阔地，易守难攻。日军要想迂回通过忻口，必须要攻破南怀化。中国军队在山上修筑了工事顽强坚守，日军动用各种炮火打了20多天，阵地几经易手，始终没有攻破，日军死伤遍野，尸体布满沟壑，打不下山头，就拿老百姓出气，山下的南怀化村百姓可遭了大殃，全村除100多人逃出外，被日军杀害1200多人，全家被杀绝的就有100多户，1000多间房屋烧毁，全部牲畜牛羊宰杀。国军前敌总指挥、第九军中将军长郝梦龄阵前督战，被日军炮火击中，壮烈牺牲，是抗战初期为国捐躯的中国第一位军长，后被南京政府追封上将军衔，延安中共特电国民政府对郝军长的牺牲表示沉痛哀悼。忻口战役最终因东面的娘子关失守，中国军队才主动撤退，日军得以通过忻口，直逼太原。50年后，我的好友赵保林（同在王家庄公社关子村插队）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缅怀抗战的英烈，多方奔走，上下呼号，终以忻州地区政协的名义，经中央批准，自筹资金，在忻口的一座高坡上建立了忻口战役纪念碑。这也开创了大陆为国民党抗战将领树碑的先河。

      以上说古论今，似乎还没有进入正题。这些事，我刚插队时村上年纪大的人都可以说的头头是道，我就曾与一位老人交谈过，他自称曾给日军第五师团长坂原征四郎喂过马，因喂得尽心，军需官把他一直带到攻下太原，才放他回了家。还说坂原个子不高，穿着带金边的蓝呢子军装，披着呢子大氅。我的房东赵成成说的更活灵活现，当年他还是一个后生，二十出头，那天他去外村走亲戚，躲过了一劫。后来日本人走了，他在山上扒下双日本兵的皮鞋，一直穿着，“都三十来年了，可结实了”，说着还抬起脚让我们看看他脚上的皮鞋，确实有年头了，土黑一样的颜色，磨得光光的。还说：“俺在山上拾到过一箩头（土话，箩筐的意思）日本罐头，牛肉的，可好吃了”。在山上干活时，时不时还能发现日本的炮弹壳，深嵌在黄土崖里，老百姓仅从外面土的颜色，就能找到。谁要是能挖出一枚，全家都乐开了花，那可是纯铜啊，虽在地里埋了30多年，用袖子一擦黄灿灿的，能照出人影，卖给供销社，能换十来八块钱，够干一个月的工分钱呀。据村上人讲：“以前多得很，每家都挖到过，现在少多了，换不来钱了”。

 

 

      未完待续。。。

 

      赵宝林建立的忻口战役纪念碑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img_3516.jpg：

       谢谢朋友们的提醒，我来这里盖楼了。继续和大家分享。

 

 

（二）

      大宋朝皇子呆的村子，也是农村。东汉皇叔刘备不过传了几代就沦为贩席卖履的贫民，我们这位落难逃生的赵皇叔的后人们，种地挨饿也就不足为怪了。这里地处晋北高原，漫山遍野都是黄土地，气候恶劣，十年久旱。硬要说优势嘛，与周边搭界的大队比较，地多人少算是一条，因他们没有坡地（即山上的地）。这里人均四亩多地，其实还要多，统购统销那年，村干部怕多交公粮，在订任务时隐瞒了部分坡地，即使县里来人测量，也丈量不准大大小小几百块挂在山腰上的地块，不领着，保不齐会撞上狼。但河滩地人均不到一亩，其余都是山坡地。村里的人自嘲说：“咱们这里是旱涝保收，旱了靠河地，涝了有坡地”。河地即下湿地，就是条子田，四面是水沟，怕涝不怕旱，常年要挑沟子排水，可惜全村500多亩河地，打下的粮食只够上缴公粮。坡地就是山上的梯田，靠天吃饭，只能种耐旱的谷子和高粱，风调雨顺每亩打个一、二百斤，遇到少雨干旱，能收回种子就不错了。当年大队真是穷啊，穷到什么程度，城里的人都不会相信。我给算了一笔帐，好年景全村能打60万斤粮，交国家公粮（包括农业税和国家统购粮）20万斤，剩下40万斤。留大队公粮（预备拉电、打机井、村办小学开销和招待上边干部花费）和种子粮10万斤，只剩下30万斤了，全村700多号人，人均才400斤，要知道农民分得都是毛粮，去了皮，晒干了，磨成面，又起码少了二成，试想全年每人才300多斤粮够吃吗。没有自留地，不许搞副业，每家的零花钱全靠农妇们养的几只鸡，下了蛋到供销社换成钱，买回煤油和咸盐。养猪不是家家都能养的起的，人都不够吃，哪来的粮食喂猪。一次我到一户农家串门，正赶上他们吃午饭，全家围坐在炕上，中间放一炕桌，高粱杆穿的锅篦子摆的是糠窝窝和用红面（即一箩磨到底不出麸子的高粱面）掺一种树叶蒸的吃食，黑乎乎一堆，我也叫不上名字，只知道春季闹饥荒时，家家都吃这个。每人一大碗玉米面糊糊，里面放点土豆块和白萝卜，没有一点油花，就着老咸菜，吃得那个香。我无意中问了大婶一句，你最爱吃什么饭，她毫不迟疑地说：“我喜欢杂吃（方言，读作cǎ chī）”，看我不懂，她赶忙解释到：“就是吃一口白馍，吃几口大米，再咬半块油糕，还就些莜面搓鱼鱼。”她眼中闪烁着得意的光彩，仿佛眼前她真的为家人准备了这些美食。我不由得有些茫然，悄悄地离开了她家，其实眼前她什么都没有，她的条件太低了，也可能她在过去的某个时期享受过，否则不会说的这样具体。去年借插队40周年之际，我又回了趟村，想去看看她现在吃啥饭，可惜她已故去。但我想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后，她的凤愿一定实现了。

      说完吃，再说穿。中年以上的人一般只有一套衣裳，中式裤褂，大接腰满裆裤，冬天絮上棉花，就是棉衣棉裤，春秋撤掉棉花当夹袄，夏天上身腰子，下身还是那条单裤。一年到头，不出门，不进城，也用不着添新衣。青年人在穿着上稍微好点，不过也就是备些出门的衣裳，一般都是结婚时置办的。队里一天的工分才三毛钱，一个挣10分的壮劳力，天天出勤，全年收入才百十来块钱，一家五六口，领回口粮2000多斤，虽毛粮价低7分5厘钱，但要150元。光靠他一人是养不活，所以老婆要出工，孩子放了假也要出工，人人下地，多挣些工分，补贴家用，否则一年下来还要欠队里的钱。可话又说回来了，全年就打这么些粮食，上工一窝蜂，工分多了，工分值就更低了。遇有灾年，像1971、72两年连续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旱，从初春一直到盛夏，没下一滴透雨，坡地是颗粒无收，家家吃返销粮，户户欠队里的口粮款。

 

（三）

      闲话不扯了，交代一下背景，是为了说后面的故事。

    “农业学大寨”是我插队时的主旋律，大寨在山西，山西学大寨的劲头更是胜过一切。大寨垒坝修梯田，我们大队也垒坝修梯田，大寨开山劈坡造平原，我们也把十几块面积大的坡地连成一片整成了上百亩的坪地。大寨田算是修成了，可是没有水灌溉，老天爷不下雨，还是没有好收成。1972年的大旱使大队党支部做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决定，在罗家坪修高灌站，修引水渠，把云中河水抽上山，改坡地为水浇田。民以食为天，多打粮食吃饱肚子是大好事，方向是对的，方案也可行，但资金是个大问题。架电杆、买抽水泵、电动机、建机房等用尽了大队所有的积蓄，可修引水渠要大量的水泥盖板，不用说外购预制板，就是买水泥自己打也没钱。支部开了三个晚上的会，满屋的队干部抽着铜锅烟袋，自种的小兰花烟叶呛得抬不起头，相互接火都找不准烟袋锅了。终于在驻村工作队长刘通城的主持下，作出了一个使全村人都意想不到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战天斗地，移风易俗，挖坟凿墓，拆起片石修水渠，既不花钱还比水泥板材好”。有人说，“为什么不上山采石？”只因河南村的山都是土山，没有石头可采，否则大队干部也是血脉相承的赵氏后人，要干这遭人耻骂的勾当。

      俗话说“敲寡妇的门、挖祖上的坟”是最缺德的事。消息一经传出，有家有业的庄户人没人响应，大队勉强调集了村里七、八个光棍汉，外加我们五个男知青成立了拆坟专业组。我们本来就身不由己，身在异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叫你干啥就得干啥，哪有挑选的余地。再说了，当时自以为不干农活换个营生，还觉得满不错呢。大队订了规矩：“一不许私吞贡品，二不许盗卖金银，拆除墓石墓砖后要归葬遗骸，不得暴尸野外等等”。村里真有能人，谁家的坟在哪里，埋得什么人，生前干什么，在哪里当官发财门清。目标都是找年代久远的挖，起码是明清以前的古墓，或中过举、做过官，或跑过口外、开过买卖的。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这些墓主的后代大都被日本人杀光了，即使尸骨散落在外，也无人出来说话。每挖开一座墓门，那些胆大的人就会争先钻进去搜找财宝，可爬出来都说什么也没有。也没有人组织去查验，到底有没有只有天知道。于是就用撬棍、铁锹、洋镐把堆砌墓穴的大青片石、花岗岩衬砌，石门石柱，石台石凳统统拆除运到山上砌成水渠。而后像推土机似的一股脑填平，一场雨后长出了杂草，就看不出痕迹了。到底也不知拆了多少座墓，记得干了一年多，总有几十座吧。墓主有的是道台，有的是总兵，年代最近的是一位清末在海南做过县令的人，身上的官袍比京剧的戏装颜色还要鲜亮。这位县令的后代还在世，她从村里急匆匆跑过来大声地喊：“你们收殓要拾道好啊！可还有后人在啦”。说是用石料修渠，其实墓座打开就收不住了，什么都抢，有的棺材板是柏木的，竟被解开瓜分，一位叫赵有万的就锯开作了一根锄把，用碗茬片刮得笔直光溜，拿在手里又凉又沉，可惜我们70年代后期离开河南村时他死了，才40刚出头。我们五人只干运送石料的活，从不敢上前一步，一是怕死人，二是嫌有气味。刚开始，回家进屋前要洗好几遍手，恶心的吃不下饭，后来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但始终没挨过棺材的边。

      后来我们又调到高灌站工地干活，直到竣工修成。看着云中河水被水泵抽到山上，白花花的水在灌渠中涓涓地流淌，浇灌着久旱的庄稼，感到为农民也算做了点事。谁想不久村上接二连三发生了多起死人的事，有赵登会、赵武蛮、赵有万、赵二小……，都是二十大几的后生，也都参与过拆坟和搜宝的事。前后五年死了十几人，后来村上83岁的老人赵金钱讲那是报应。二十多年后，我在一份文物保护的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专题论述如何防止古墓挖掘中尸体腐烂产生的中毒事件。才梦方醒，才相信那些人是死于慢性中毒。

      更有意想不到的事。五年前全县实行退耕还林，山上的坡地都不种庄稼了，国家出钱出树苗，让都种上树，不仅林权归个人，每亩地每年还发给120元钱补偿。于是高灌站的设备卖了废品，引水渠也夷为平地。去年我回村时，亲眼看到了满山漫山遍野的树木已有碗口粗，绿晃晃的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嗨！既有今日，何必当初？

      虽然我们真的没有直接干那事，但也没有躲过厄运。1984年我六岁的儿子患急性白血病死于北京，1995年石圣洁不知何因跳楼身亡，最近张金鹏又发现癌症，从肾癌已扩散到肺癌。贾福生离异已20多年，因工厂优化组合，不到50岁就被优化下来，据说是组织照顾，按照残疾标准办理了退休，每月600多元退休金，经几次涨钱现在能拿到1000多元了。现独偶一间老人留下的平房，不足20平米，南面一户人家欺他无力，擅自加高屋顶，将其整面窗户遮挡，使原本不足的阳光所剩无几。老贾在自称法度严格的东城区四处投告，竟相互推诿，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第一次应受理的部门，让你哭笑不得，至今无处解决……，

      这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不幸，是命运，还是其他的原因，我真是搞不懂。

 

 

我在退耕还林坡地前留影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img_3487.jpg：

 

 

当年的高灌站引水渠依稀可见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img_3500.jpg：

 

（四）

      我讲的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真实故事，没有一点虚构和夸张。讲出来不仅有些隐痛，还需要足够的勇气，因竟必不是像高考中状元一样兴奋的事。

      至今已经过去了40年，每到12月13日这一天，大家仍会聚到一起诉说起那段难忘的插队生活及回京后生活中的诸事，总的来说，不论在山西，还是回到北京，不论是在农村种地，还是进工厂做工，不论是在职上班，还是下岗退休，似乎赶上的好事不多，赶不上的处处都是，好像党的阳光雨露总照不到我们身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能看着前边的老大学生提职提薪，升迁分房；后边的新一代，进修培训，提拔重用。这些好事似乎从来与我们无缘，随着年龄的增大，从羡慕、妒忌、不平、忍耐，到平静、麻木，现在一切都无所未了，与己无关了。过去有一些知青题材的文学作品，把插队的经历当成一种成长的财富，似乎经过这种磨练，人人都可以成才，干大事。要真是这样，国家无需加大教育投资，不用办大学搞扩展，只要继续全民总动员，掀起上山下乡新高潮，就能不断培养出各路精英和人才，担当起社会的重任，赶超世界新水平。毫无疑问，知青中也出了一批人才，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社区管理员，在各行各业都有骄人业绩，但这些人与上千万知青的群体比较，真是凤毛麟角。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知青成才的比例大大小于建国后各个历史时期，他们的人均收入也肯定要低于全社会的平均水平，正逢人生学习的黄金时段，他们在农村“大显身手”；适逢他们处于工作的最佳年龄段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随着国企改革、资产重组，等待他们的是下岗。像当年上山下乡为城市解决就业困境做出最大牺牲一样，又一次为推进现代化建设，深化改革做出了贡献。我断定，人生在十字路口两次以牺牲个人利益，换取国家安定和谐，为社会做出最大牺牲耳，是中国知青群体者，为世界各民族绝无仅有也。也许会有人讲，1978年国家恢复了高考，这不是机会吗，你们没有抓住啊。讲这种话的人不是患有健忘症，就是脑子进了水。是的，知青中涌现出来的人才，除文革十年被推荐的“工农兵大学生”外，几乎都得益于这次高考，他们赶上了这最后的一班车，才成为了今天知青群体中有成就者。可现在的人有几个知道，1977年邓大人决定恢复高考时，当年全国有1600万知青，录取人数40.8万人，即使全部录取的是“老三届”知青，录取率也仅为2.55%。何况积攒下10年的考生，都想涌入考场，轮到他们能有多少，至今还没有看到当年“老三届”知青大学录取率的准确资料，但我想不会超过1%吧。文革前每年招20万大学生，平均录取率为15~20%，现在每年招生600万，平均录取率为50%（今年京、津、沪等特大城市为75%）。所以，现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其经济状况处于城市的最底水平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何评价知青一代为国家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已经不重要了，但如何对待他们现在的处境和困难，却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把尺子。我们天天喊要建立的和谐社会不应该忘记他们，“人人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这句话，不应只出现在领导的讲话中，更要体现在需要帮助的困难知青身上。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