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山西知青共同的回忆----为命运而抗争 - 三晋大地 - 中国知青网

      前面的话：如果说云南知青开兵团农场建制大返城行动的先河，但作为终结者应是当时年届中年、已娶妻生子的山西知青。他们为了与命运抗争，历时几年有理有据，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最终取得成果，并又一次波及全国。
     在此40周年之际，作为一个山西知青在年初时萌生了将此记载的想法，但作为当时处于此次行动的“边缘者”，苦恼而苦于资料的不全，如写出不完整的记录将愧对于广大知青。近日十分有幸得到陈兵的“梦的诉说”文集，其中有章节较完整记录了事情的全过程，今天帖出奉献大家。

      山西知青“为命运而抗争的行动”在整个知青运动史上应该留有深刻的一笔，留于今后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去研究评说。

     山西知青共同的回忆--为命运而抗争

       作者--陈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华大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革"漫长的寒冬已过去，思想桎梏的坚冰被打破，人们从厌烦的、无休止的政治争斗的社会氛围走向轻松的、欢快的正常生活，连歌曲的曲调也变得活泼、明快、动听。"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是那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明显的变化是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一九八四年底彻底否定"文革"开始，"左"的东西已不得人心，人们的言论更加开放，显示出社会的进步。

      就是在这时，在中国的中部，位于古老的黄土高原的山西省，发生了不大也不小，但又值得记载的事情......

      1、一个蹊跷的问题

     一九八四年，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五个年头，在完成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基础上，一个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性思想教育在全国兴起。"文革"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灾难，它使中国发展滞后了几十年，波及到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无数个家庭、数千万人惨遭迫害，强行剥夺了一代人学习的权利，形成了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的断层，国民经济几乎走向崩溃。正是如此，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彻底否定"文革"，也就是把"文革"出现的各种所谓新生事物全部否定，抛弃一切"左"的思潮，让人们获得思想解放，跟上时代的步伐，融入世界的发展潮流，给中国带来勃勃生机。随着否定"文革"极左东西，各项政策得到落实：受打击的老干部们得到平反，扬眉吐气了；右派问题纠正了，老右们如获负重；地富份子摘帽了，恢复了做人的权利；五七干校撤消了，下放人员归故里......，一切的一切，颠倒的历史又再颠倒了过来，人们的心情开始轻松了。可是，"文革"中实行强迫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问题，却没人想起否定，也没人敢触动它，好象成了禁区。

    它真被遗忘了吗？不可能，"文革"十年中，全国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涉及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人口的迁徙，规模空前、声势浩大，这个历史的重大事件早已扎根于人们心中。

      "文革"中强行剥夺青少年的学习权利，把他们赶到穷乡僻壤去接受所谓的思想再教育，从理论到实践到底对不对，该不该彻底否定，一个蹊跷的问题产生了。

    山西原平县，这个位于晋省中北部的小城，在茫茫起伏、亘古沧桑的黄土高原上不是那么显眼，贫瘠的土地、较差的气候使它没有突出的特长。"文革"时期，七百多北京知青被"再教育"的号召驱迁至此。在山乡、在原野，他们努力与当地人民改变着原平的面貌，在学大寨、赶昔阳，亩产粮食要超纲的口号中付出了艰辛的汗水。但多少年过去了，原平山河依旧，贫穷照样凶狂，原平的北京知青逐渐丧失了当初的热情。随着岁月的流失，除了把美好的青春白白给予了这片贫穷的土地外，什么都没得到。他们只得想方设法，各奔东西，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剩下的二百来人，被安置在县城的各个行业，为了生存奋斗着。他们不想回北京吗？当然不是。北京，他们的故乡，他们的亲人仍在那里。北京的文化、物质生活，不能与原平同日而语，孩子在北京能长见识，受到更全面的教育，上大学要比全国其他地方优惠的多。北京的繁华、北京供应、北京的一切都被全国人民羡慕。回北京，享受大城市的文明，是他们求之不得的梦想。但是，当时想调回北京简直像如今乘宇宙飞船到太空旅游，国家严格控制北京的正式户口增长，原则是出一个进一个。知青要想回去，只能搞对调。有些两地分居的在京工作的外地人，家属进不了京，只好回外地，知青就与他们对调。但对调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主要是金钱交易。当时一般人的工资每月只五、六十元，而对调户口，调出方就索要三、四千元，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为对调回京，就要倾家荡产。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知道北京户口的价值，是不还价的，就是这样的对调对象也极其难觅。在这种情况下，知青们能轻易调京吗？所以笔者就把山西知青奋斗回京的经历继续叫梦的诉说。上个梦想是由农村户口变城镇户口，已经实现了。这个梦想是由小城镇户口变北京户口，这是在外地的北京知青梦寐以求的事。这个梦想真能成为现实吗？可以说在当时叫人不可思议。

    回京如此的艰难，原平的知青中几个政治敏感者在看到《人民日报》的《全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社论后，立即认识到这正是争取北京知青回京的极好机会。彻底否定文革，就应该否定文革中的"再教育"，否定"再教育"就要否定“文革”式的“上山下乡”运动，否定了“文革”的“上山下乡”，现还在外地的北京知青就有回京的希望。逻辑推理的结果令他们异常兴奋，一位名叫甄里的知青一次与几个平时关系较好的知青聊起了否定文革的事，发表了一番议论：既然文革中的一切都必须否定，那文革中提出的"再教育"，并中断中学生学业，强迫上山下乡的做法，肯定在否定之列，我们要利用这个机遇，解决回京问题，否则谁也不会想到我们。"对，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有背景的知青早回去了，我们的年龄不小了，孩子快大了，再不奋斗，不会有出路了，从来就没有神仙皇帝，只有自己救自己。" 另一知青表示了见解。"当前只有把我们的观点变为知青们的共识，向北京市反映大家的愿望，让政府理解同情才有成功的希望。不过这是很艰难的事情，北京是首都，又是大城市，人口不能增长太快，而且还要考虑全国的连锁反应。"一个叫求实的知青分析道。"但我们是‘文革’中被迫中断学业下来的，是‘文革’的受害者，不管有多难，也要奋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但要有理、有利、有节。俗话说法不则众，要联系全省北京的、天津的知青共同奋斗，团结就是力量。"甄里说。于是大家决定再召开知青讨论会，进行动员发动。

    一个休息日，在静静的原平县城，一些知青聚集在一所中学开了第一次讨论会。回京的愿望很快使知青们统一了思想，提出"否定文革、否定再教育，坚决要求返回北京"的行动口号，决定了两件重要事情：一、起草一封致北京市及各级领导的公开信，表明愿望，提出要求。二、派代表到北京上访，上访经费由知青们自愿集资。当时知青们可能不会想到：这两项决定，拉开了山西乃至全国知青否定再教育、要求返乡的序幕，为知青活动的历史添了新的一页。

    很快，致北京市委及各级领导的第一封信起草出来，这封两千五百多字的信指出了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是极左产物，回顾了“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原因，道出了当时知青们糟糕的境遇，提出了解决回京的要求。信中明确指出：“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完全是‘文革’的产物，是极左路线的产物。要想全面否定文革，就必须彻底否定‘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否则，对‘文革’的否定，就只能是部分的、不彻底的。”信中还说：“北京人口太多是拒绝我们进京的理由，但‘文革’以来北京人口增加了几百万，帐算不到我们头上。数以万计的铁道兵转业人员能在北京上户，难道北京就再容不下我们区区故乡人？文革中‘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受害者，他们在物质和精神上做出的牺牲，他们坎坷的经历、不平的待遇、历尽艰辛的磨难与错划右派、文革老干部的遭遇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信中又说：“小平同志一贯提倡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五七干校问题、遣返人员问题、右派摘帽问题、兵团人员返城问题、六二压问题、四类分子问题、知识分子问题不都顺利解决了吗？我们认为该是为我们彻底落实政策的时候了。”二百五十一名原平北京知青郑重地在信上签上了名字，打印了二百多份，发往北京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各部委、各新闻媒体和一些知名人士，这是在一九八四年十月的事。十二月，《人民日报》海外版摘要转载了信的部分内容，还有人把信的内容张贴在北京东单的报栏橱窗上，引来了众多人的围观。

    原平知青的愿望与公开信随着微寒的秋风迅速传到了山西各地北京知青那里，离原平最近的忻州知青与原平知青一起组成了上访代表团赴京，走访了北京市、国务院、国家劳动部信访部门。北京市信访处的人员表示：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否定“再教育”问题，也是一个蹊跷的问题，要尽快反映。其他部门都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叫人始料不及，很蹊跷，很为难。它的提出既有道理，但牵扯面太广，一时不好解决。

    山西临汾市，位于晋省南部，又称尧都，相传华夏创始人之一的尧曾在此建都。这里聚集着大批北京知青，是全省北京知青人数最多的地区，返京的目标化作他们统一的行动。在临钢的灯光球场，五百多知青在初冬的寒风中举行集会，宣读了给北京市的公开信，选出了赴京上访代表，提出坚决返京的口号。他们的代表到京走访了北京市、国务院有关部门，得到答复是：你们现在已不是知青了，但对“再教育”如何否定问题都躲闪，不肯作答，这真是棘手的问题。北京市信访办一个年轻接待员竟出言不逊说：这是胡闹，文革遗风！知青代表非常气愤道：你知道什么，知青们遭受的苦难你理解么？人民的正当要求就是人民政府的义不容辞的职责！紧接着，原平、忻州、代县、繁峙、定襄等地知青代表第二次进京上访，临汾地区知青向北京发出第二封公开信，几个知青还拜访知名作家梁晓声。梁原也是北京到陕西插队的知青，他说：他收到知青给他寄的材料后写过五千余字的材料给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胡办秘书答复说：总书记意见暂不发表。临汾、运城等晋南地区知青又再次进京上访，同时还发动每个知青都给北京市有关部门写信，几天内近千封信发往北京。但各地代表再次上访、写信依然没有结果。此期间，《山西日报》发表了评论，严厉斥责忻州、原平地区知青作法是采用“文革”串联形式，搞上访，是文革遗风等等。一些知青的代表人物情绪开始激动，酝酿大规模的行动了。这时候，在晋中介休县铁路工作的一位北京知青了解到这些情况，立即写信给《人民日报》通报情况。一九八五年四月九日《人民日报》内参《情况汇编》特刊第七期刊登了他的这篇来稿，题目为《山西的北京知青正集资拟进京上访》。这篇内参被送至党和国家领导人，提供了重要信息。文章说：当年在山西插队的北京老知青正在组织起来，准备派代表到北京上访。这个活动先由忻州地区知青开始，他们每人捐款一元，作为派出代表去北京上访的工资、路费等开支。临汾、侯马、闻喜、运城等地知青也纷纷集资，有出三元的、有出五元的，也准备要派代表到北京上访。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认为，他们这代人受尽了痛苦的折磨，三年困难时期他们赶上了，“文革”他们赶上了，“上山下乡”他们赶上了，如今他们没学历、工资低、父母在千里之外不能经常照顾。他们都已结婚有了孩子，子女教育问题也不好解决。为此，他们在山西工作不安心，一心想回京。现在对调一个北京户口，对方要价四千元，这对于一个每月只有几十元工资的人来说，就实在难办了。他们提出一些解决办法：一、凡是从北京出来的"文革"时期知青户口应允许转回北京。二、工作问题，本着专业、工种对口由政府妥善安排，不一定非在市区，可在郊区或郊区卫星城里安排。三、如工作暂不好安排，可允许先将户口转回北京。由于篇幅关系，只是摘要了内参的部分内容，但从这些内容来看，在当时的背景下是非常大胆的提法，要不此篇内参怎么能注有“机密”字样呢。

    从一九八四年秋天到一九八五年春天，时间过去了半年，山西北京知青在坚决返京的旗帜下，结成了一个特殊的整体，太行山麓、汾河两岸，凡有北京知青的地方，都有了联络网络，产生了代表人物。这些代表人物，也称为头面人物，基本都是业余时间进行工作，冒着被单位乃至有关部门监视、斥责甚至处分开除的危险，为了知青的事业孜孜不倦地奋斗着。使人感到：如果有了共同的理想目标，人们就会爆发出巨大的热情。

    知青们上访结果一次次令人失望，问题解决无限期拖延，急噪情绪逐渐增长，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于是，一个更大的过激行动在孕育之中了，终于在一九八五年春天发生了影响中外的北京市委门前静坐事件。

2、市委门前发生的事情

      一九八五年的春天，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思想解放的洪流滚滚向前，形势的变化叫人唾弃极左思想的禁锢，思维方式走向了文明开放。北京的春天是美丽的，鲜花似锦、绿柳依依，以政治度敏感、对各种形势善于分析而著称的京城人，也改变了许多，他们逐渐忘记“文革”时那种急风暴雨反复无常的生活状态，在为自己更好的生活目标努力奋斗着。

    但是，一个震动京城的事情又使人想起了从前，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大楼门前发生了数百人静坐事件，时间延续了一周多。美联社、共同社、法新社、读卖新闻、泰晤士报、香港电台等世界二十多家新闻机构报道了这次事件，最后以新华社、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山西日报等发布消息而告结束。

    这次事件如何形成，怎样结果，历史有了以下记载。

    一九八五年四月，山西的北京知青以过去分地区上访形式开始转变为全省联合上访，他们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的真理。四月十五日，来自忻州、原平、临汾等地的二百来名知青集合到北京市信访处，继续询问他们以前多次上访提出的返京问题解决结果。信访办主任分两批接见二十余名知青代表，对知青返京问题进行对话。在激烈的谈话中，忻州地区一名叫李立的代表发挥了他能言善辩的特长，把"再教育"与“上山下乡”运动结合起来进行批驳：再教育否认我们文革前得到的良好思想文化教育，说我们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的黑苗子，强行驱赶尚未完成学业的、不到就业年龄的中学生去从事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摧残人才，践踏人权，不否定就不得人心。插队知青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要求返京是正当权利，如果没有“文革”，就不会有大规模的、不分情况的“上山下乡”，我们中学生也不至于绝大部分被中断学业驱出北京。反右时期，许多人被打成右派，被迫到外地改造，现在不是都落实政策回京了？难道我们被迫接受“再教育”就不应该落实政策吗？信访办主任对此无法回答，只能说明目前北京没有什么知青回京新政策，你们的问题无法解决。知青见此次谈话没有结果，就集合起队伍从信访办门口到市政府西门请愿，要求市委、市政府领导接见，但当天没有得到答复。

    四月十六日清晨，知青们又来到市府西门外，他们铁了心，不见到市领导不罢休，有些人还到市府东门静坐。下午两点，迫于压力，一名副市长终于同意接见知青代表。很快，忻州、原平、临汾、定襄等地知青选出的代表进入了市府。参加接见的除一名副市长外，市劳动局长、信访办人员都在座，这是自知青多次上访以来，接见规格最高的一次。知青代表又一次申述观点：否定“文革”，必须否定“再教育”，否定“再教育”，就要给知青落实政策，这是大前提。副市长强调知青全部返京有困难。代表们提出：“文革”中到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十万八千人，如今只剩一万五千人，大部分已回京。如政府有困难，可分几步解决，一是先解决户口进京；二是解决不了户口能否先让知青在京长住或先解决知青子女户口；三是动员复员在京而家在外地的原工程兵与知青对调；四是将知青家长户口与知青对调。这四条今天看来有的算不了什么，但当时却是难以答复的事。副市长答复说：否定“文革”中“上山下乡”问题，中央有关部门在研究，目前可办理三种情况的北京知青回京：一、两地分居，一方在京的；二、大龄未婚的；三、双方均是北京知青的丧偶者（被称“三种人”），并表示北京将组成调查团到山西调查。

    副市长的答复使人看到希望，但又不令人满意。毕竟开始解决“三种人”的问题了，就这在过去也是非常困难的，但“三种人”毕竟占知青中极少部分，满足不了大多数知青的要求。下步如何办？知青们意见不一，有人主张回去等待调查团，有人提出继续留京上访，理由是：调查团不知何时去，也许是政府的缓兵之计，现在群众发动起来，要趁热打铁才能成功，执意发动一次市委门前的大规模静坐。这种意见符合了当时大部分头脑发热知青们的想法，一场静坐的准备开始了。

    从十六日到二十一日的五天里，电话、电报从北京打回山西，有人由京返晋发动组织，准备参加静坐的知青们纷纷到京，他们群情激昂，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进行了近半年的知青返京活动只换来个“三种人”返京，对一代人前途命运的冷漠态度，对历史的回避推脱，加剧了知青们的逆反心理。

    四月二十一日，北京中山公园内，知青头面人物在此碰头，部署了次日的静坐方案，大家认为：我们的行动就是为表达回京的迫切心情，达到回京的目标，不掺杂政治目的，所以静坐时要有秩序，避免坏人介入；出现情况不要乱，有专人解决；不许与外国记者交谈；一切行动由各地区负责人安排；就餐、饮水统一从集资款中解决。这些规定很快传达到准备参加静坐的知青中，一场发生在市委、市府前的风波即将来临了。

    四月二十二日，季春时节的北京，春风中开始夹杂着热气，心情激动的知青们从京城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市信访办门前，他们分别是在近几天里自山西的原平、忻州、定襄、太原、长治、吕梁、介休、榆次、临汾、侯马、运城等地，约有五百来人。上午九点，知青的头面人物将静坐人员组织好四人一排，列队来到市委正门，在楼前台阶依次坐定，要求市领导接见。

      市委的工作人员开始感到震惊，虽然前几天也有知青闹事，但规模没有这样大，组织也没这样好，看来这次有来头。市委派工作人员抬来饮水桶，为知青供应开水。静坐开始后，不断有陕西、内蒙、东北的北京知青加入，静坐队伍不断扩大。过往的行人、市民和中外记者迅速将此事传遍了四面八方。

    将近中午十二点，信访处传达市委指示：选出几名代表，市长准备接见。很快，代表晋北、晋中、晋南知青的九名代表产生了，其中包括那名能言善辩的李立。信访办主任带着九名代表要从市委左侧门进去，代表们不愿意，他们表示：我们是正当的要求，要堂堂正正地从正门进去，决不走偏门。信访办主任只好请示市委领导，得到准许。看来中国人的门第观念真是无所不在啊。

    到了市委三楼会议室，还是上次接见知青代表的那位副市长，另外市劳动局长、信访处处长也在座。知青代表再次阐述了“再教育”理论的荒谬，列举了“文革”式上山下乡给国家造成的危害，指出了知青们所遭受的不合理待遇，论证了要求回京的合理合法性。副市长及在座的官员们对理论上、政治上的问题尽量绕开不谈，在知青代表们一再追问下，态度开始不耐烦。确实，太为难他们了。“再教育”理论的正确与否，他们比谁都清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如按“再教育”理论继续“上山下乡”，国家不跨了才怪呢！可当时他们谁也不敢当着知青代表面否定，一否定，就要解决知青回京问题，牵扯的面太大了,他们做不了主。心里想的，不是口里说的，口里说的不是行动做的，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习性，几千的封建专制思想残余不可能一时消除。对话的情绪越来越激烈，气愤逐渐紧张。有的知青代表激动地说：“有门路的知青全回京了，没有一个高干子弟还留在山西。包括小平同志的孩子在内。山西好，他们为什么不留在哪儿，回北京还算好的，往国外跑也大有人在！”一时，官员们语塞，不知怎么答好，知青们提的都是事实，一位官员不甘下风，竟大声呵斥：“你们还想和邓小平的儿子比？！”这话说的实在没水平，就是小平同志对中国做出巨大贡献，他的孩子可以享受某种待遇，那也是心明而不能言传的事，在如此严肃的场合，当着知青代表的面说这样的话，把人分等次，父贵子荣，崇尊封建血统论，怎能不激发矛盾呢？更有甚者，那位市领导对知青剖析“再教育”理论的根源时竟说：“谁让你们赶上‘文化大革命呢’呢！”这句话使知青代表们哗然，作为领导干部，在无法解释问题时，竟如此表现，引起知青们的气愤。不过后来细想：人心不差米厘。一个人再高明，离开客观条件的允许，也无法有所为。事情到了这样的境地，对话无法再进行下去，只好不欢而散。代表们回来后向静坐的知青们进行了传达，那句“谁让你们赶上‘文化大革命’的”话在知青中引起极大的反感，激发了他们继续静坐的决心。

    四月二十三日清晨八点，静坐继续进行，市委大楼门前又坐满了知青，不同的是一些知青家长也加入了静坐队伍。市委大楼正面挂出大幅标语“六八年北京赴山西知青坚决要求返回故乡”，两侧挂出横幅，分别是“知识青年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六八年的插队是‘文革’的直接产物”。围观的人聚集很多，堵塞了交通，中外记者集中了一堆，摄影、录象忙个不停。对国内记者，知青们向他们表明观点，送交材料，对国外记者，知青们则无可奉告，拒绝他们的采访与馈赠，但多家外国新闻媒体仍向全世界连续报道了这次静坐事件。

    静坐继续，到了四月二十五日，市委无人理睬了，开水供应也停止了。烦躁、绝望的情绪开始产生，再加上骄阳暴晒，大风狂吹，知青们所在的山西单位派人进京动员返回，静坐人数由高峰时的七百人降至三百人，静坐面临夭折的可能。就在这困难时期，援军到来了，侯马、运城、忻州等地知青一百多人由山西匆忙赶来支援，一下火车，直奔市委大楼，加入静坐队伍，给坚持静坐的知青以极大鼓舞。这期间，市委有关部门也在积极工作，他们派人到知青代表在京的父母家中走访，动员家长制止知青闹事。但大部分家长同情子女，当然希望自己的孩子早日回京团聚，效果自然不明显。

    四月二十九日了，知青在北京市委门前已静坐八天，“五一”劳动节临近，如何收场，知青、市委都在研究对策。到了下午四时传来消息，市委主要领导要接见全体静坐知青，看来要给静坐定性，彻底解决。几百知青列队走进市委第二会议室，市委书记、市长、两位副市长、劳动局长都到会。四周警卫林立，戒备森严，录音摄像设备开启，气氛异常严肃。市委书记首先讲话：你们这次集体静坐是非常错误的、又是违法的，主要是干扰了市委、市政府的正常工作；阻碍了交通；给国家声誉带来影响；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市长接着讲：你们好多事做出了圈，跳得很欢，闹得很起劲的，警告个别的一、二、三，不要走得太远，“上山下乡”大方向是正确的，你们要立即回山西去，有问题在当地解决。也就是这位市长，后来因贪污受贿，生活腐化被免除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北京市长职务并被判刑。他斥责知青因要求正当回家的权利采取行动是走得太远，而他自己却没有严于律己，远远地走偏了路。马列主义要求别人多么冠冕堂皇，而自己却可胡作非为，这样的官员如果长期当政，国家人民的前途将如何呢？

      情况急转直下，市委领导的接见讲话，给静坐的知青们当时以意想不到的打击，大家的心一下子凉了，灰溜溜地返回了山西。随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央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及全国部分报纸报道：北京市委妥善处理了一起静坐事件。

    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就静坐事件批示：查知青始末。

    山西各地在公安部门参与下对知青头面人物进行全面调查，各单位采取了轮番谈话、强迫交待、停职检查等手段对他们进行审查。北京方面还调回部分知青代表的档案调查有无后台。以后这些知青头面人物一直是山西、北京有关部门密切注意的对象，直到五年后知青问题的全部解决。当然这些知青代表人物对山西知青返京问题的最后解决，确实起到核心关键的作用。

    就这次知青静坐问题，在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五省二市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讲：对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能马上解决的要解决，不能马上解决的给解释清楚，答应以后解决，群众会同情达理的。现在我们应转变一下思想，群众闹事，不要首先考虑有阶级敌人捣乱没有，这个思想方法要转变过来。遇到闹事问题，首先应研究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们有哪些失策的地方？闹事的也不一定想推翻共产党，或想复辟资本主义，或者想把帝国主义拉进来。谈到这里，胡耀邦总书记插话：最近看到一个材料，山西的一个北京知青，说什么下次来京，就准备豁出去了。这个问题要注意啊！有没有该回来的没回来，不该回来的反而回来了，或者走后门回来的情况？要把工作做在没出事之前。

    山西知青的静坐虽然以北京市委的严肃批评而结束，但影响是巨大的，引起了中央领导的注意。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知青们的活动没有停止，他们在积蓄力量，准备继续他们的返京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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