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奔波 - 延河水 - 中国知青网

一路奔波

一．逃

从冬到春，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又到冬，整整一个年轮。

一九六九年，当知青体验了四季山区农村生活。农闲了，想家的情绪像感冒一样，传染开来，大家不约而同地酝酿着回北京过春节。二十来个人一起走，生产队不同意，研究的结果是，分期分批，一批回来，再换一批，我和另外五个人分在。为了防止我们超假，五个人必须签字、按手印，保证一个月按时归队。这是插队期间一次受到侮辱的事件。可是我们如果反抗，就会影响下一批同学，只好委曲求全，按了那个有伤尊严的红手印。

记得那个夜黑风高的晚上，吃过晚饭，同学们送我们进城。因为当年回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延安出发，先乘汽车到铜川倒火车，铜川到西安还要再倒一次火车。到铜川只有汽车，因此汽车票非常紧俏，要头天晚上或凌晨去排队，所以必须提前赶到城里。我们披星星带月亮出发了。抄小路近一些，但是不好走，手电筒的光柱照在陡峭狭窄的山路上，显得微弱暗淡，我们互相嘱咐着、照应着，深一脚、浅一脚、一忽上，一忽下，跌跌撞撞地往前走，静悄悄的田野上，传来呼啸的山风；头上顶上，是无数奇形怪状的大石块儿。热胀冷缩，到了夜里，就会发出声响，偶尔，松懈的石块还会掉进延河，发出水溅的轰鸣。老乡常说，千年的石头等来人，一有动静，我们就赶紧清点人数，生怕砸着谁或谁一脚踩空，掉下山崖，提心吊胆心跳加快，一路上冷风呼呼，我们浑身还冒着汗，好不容易走到大路上，（公路）大伙才稍稍松了一口气。这一路，仿佛是在逃，拼命的在逃。逃什么？往逃到？说不清，也没法说清。

车站到了，我们坐在栏杆上排队。静下来，寒风吹透了衣裳，冻得的瑟瑟发抖，而且越来越冷，出过冷汗的脸上，被风一吹，像小刀子割似的，生疼生疼。跺脚捶胸都不顶事，实在撑不住了，反正还早，大伙一合计，得找个地方躲躲，不然，挨到早上，都冻成冰棍了。

车站旁边是个邮局，我们好不容易寻觅到一个闲置的邮车车厢，一窝蜂钻进去，挤成一团，上下牙花子打架的声音清晰可见，大伙想笑，哪里笑得出来，腮帮子的肌肉都冻僵了。冷还是冷，只是能避避西北风。

这一夜，就这么挨过来了。受了这么大的罪，买到得还是大卡车的票。十冬腊月，站在卡车上，在山路上行进，那滋味，太刺激啦，冷风刺骨，没出躲藏，硬挺着。鼻涕眼泪一起流，流出得鼻涕直接就冻成冰溜子了。我一直掐着手上的合谷穴，分散注意力。好容易挨到铜川，双脚都麻木了，我上吐下泻，感冒了。

刚刚回家四天，感冒还没好利索，父亲单位通知，全部审查人员一律去江西奉新五七干校。“打烂瓶瓶罐罐”，整理主要的行李，全家人上路了。一火车皮都是去干校的人，我在想，这是怎么了？哪来这么多有问题的家庭和干部呀？

车到了鹰潭倒车。刚下车，遇上防空演习，一家子一家子的人，像战争年代逃难一样，扶老携幼，钻进防空洞，那时的心境五味杂陈，难以形容。好不容易到了五七干校，除了父亲住在“牛棚”里，其余五口人挤在半间平房内，这就是我们的新家。我是探亲，向队部交了那个按了手印的假条。

眼看着假期临近，干校的造反派头头找上门来撵人，说我的假期到了，必须离开干校。母亲说什么都不行，我只好打点行囊，准备离开。其实，北京已没有家，离开时，房子退给单位，我回京去找谁？住哪？都没着落。我家不是老北京人，没有亲戚，在北京，其实，只是中转。

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逃、逃、逃……人在旅途，不知下一站在哪？心在无奈中流浪……

二．迷惘邂逅

从干校到奉新县城，从奉新县城到南昌，从南昌到九江，从九江乘船到武汉，从武汉回北京。

船到武汉，是凌晨四点多，天还黑乎乎的，我有点害怕，叫了一辆三轮车从码头到火车站，买了回京的车票，是十点多的。天蒙蒙亮了，还有一短时间，我走出车站，到周围的商店里转悠。我来到一个卖食品商店，站在柜台前，聚精会神地看着柜台里的各种点心。忽然觉得有人与我说话，转身一打量，是一位海军，穿着军装，还披着灰色的军大衣。他问我：“你是不是去过北京海军大院？”我有点迷惑，说：“去过呀，你怎么知道？”他说：“我见过你，我是那儿的，过来出差，把脚碰了，在这里休息。” 我低头一看，他的一只脚裹着纱布，趿拉着布鞋，果然受伤。我有点放松，回应说：“我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海军后勤部的，我去过她家。”说了一会儿，天越来越亮了，他问我去没去过长江大桥，我说没有。他建议我去看看，说不远，并提出给我带路。这时，街道热闹起来，人来人往购物的、上班的，到处都是人，没什么危险。我们就走着说着，走到了长江大桥。他忽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想不想当兵？”我说：“太想了，可是我没资格。”我知道父亲还在审查挨整中，怎么可能当兵呢？他告诉我，他的家住北京石碑胡同，父亲是一个军队副司令员，他可以帮助我。我觉得扯得有些远了，于是告诉他，我只是一个插队知青，一无所有，父母还在干校，什么都谈不上。”他开始摊牌说他看见我就喜欢我，希望交个朋友。我仿佛看到了电影小说中的某个情节，我一下警惕起来、冷静下来。这是不可能的，我才刚刚十八岁，动乱年代，自己、家庭，前程未卜，一切都无从谈起。我看看表说快到点了，要返回车站。他显得很无奈，跟我走回车站。提出，能不能留个地址通信?能不能给我一点钱？我都婉言拒绝了。我从小件寄存处取回我的行李，准备进站，他有点惋惜地与我告别。

这是发生在从干校返回北京的旅途上的事情，这个迷惘邂逅，我处理的非常冷静，这与我从小经历坎坷，早熟有关。冷静下来，我想这个人，他不是坏人，也许他说的都是真话，可是，我太小，一切都不稳定，我没有任何条件谈情说爱，对于一个突然出现的男人说喜欢我，我没有一点感觉，怎么可能就轻信、倾心呢?我毕竟不是农村的女孩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相许终身。我有我自己的追求，那还是遥远的事情，不知发生什么时间？什么地方？

这件发生在旅途中的邂逅是迷惘的，短暂的，惊奇的，我正好十八岁。尽管什么也没发生，但是，还是心有余悸。

三．必须上路

回到北京，我没有去处，父亲的老同学家也不能去，因为他们都是所谓父亲“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根本不能往来。我只好去延安回京时，曾留我过夜的插队同学荀梅家。这家好心人收留我住下，人是在北京住下了，心却一天没有安宁过，一晃二十多天过去了，离春节越来越近，荀梅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即将回来过年，他住在单位的弟弟也得回来团圆，虽然，荀妈妈喜欢我懂事、善解人意、节俭勤快的性格，一再挽留我过完节和荀梅一起回延安。我还是跑到火车站，买了去西安的返程车票。荀妈妈知道后，哭得很伤心，说：“但凡房子大一点，都不会让你走。”她是个善良朴实的山东妇女，我非常感动。但我知道，我必须上路，不能在拖延，不能影响他们一家人的团聚。我唯一能去的地方只有一个，那个插队的延安小山村。

荀梅和他的弟弟把我送上开往西安的火车，还好，是个靠窗户的座位。车轮起动的时候，我就开始趴在小桌子上，一直没有抬头。其实，我一点睡意也没有，只是武汉迷惘的邂逅，让我提高警惕，不想再和陌生人讲话。我趴在桌上装睡，旁边人聊天，我听得一清二楚。为了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在北京，出现了大动荡、大迁移的局面。中央单位的人去了各地五七干校，城里的老弱病残，也要返回农村老家。我听见旁边的人在议论这件事。一个男同志说自己是七机部的，这次就是送他母亲回陕西三原老家的。

列车到了西安，大家七手八脚的拿着自己的行李，我坐在最里面，人多出不去，坐那儿等着。我自己有一个双肩的行李包，里面是卫生纸，（那时延安是没有妇女用的卫生纸，我们女知青都是从北京往回背）肩上挎个包，手里还提了一个小包。我看见那个七机部的男的有个四十来岁，他的母亲已是满头白发，有七十岁了。他问我去哪？我说回延安，他知道我们是通路，就告诉我，他姓刘，因为是送老娘回老家，带的东西很多，就请我帮着搀扶一下她母亲，我欣然同意，一起下了车。

当年，去延安，还需要在倒一次西安至铜川的短途火车，很麻烦。我们搭伴，互相有个照应，也不错。我和大娘看着行李，他去买车票。买好票，我们三个人赶着上火车，站台上人很多，短途车不对号入座，人们都急急慌慌抢着上车，好占座位，你挤我撞，乱哄哄的。我们三个人好不容易上了车，我们俩一起给大娘找座位。车厢头上，有个小伙子，头戴夜壶套帽子，（当时有些北京知青常戴，暖和）留着两撇小胡子，占了两个座位。老刘问他：“这有人吗？”他生硬地回答：“没有！”我听出，是北京知青。我们继续往前走，他却冲着我说：“嘿！你坐不坐？”我吓坏了，赶紧说：“不坐，不坐，我们是一起的。”我紧紧搀着大娘的胳膊往前走，生怕他撵上来。走了几节车厢，也没找着座，我们只好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放下行李，坐在上面。安顿好，我越想越害怕，武汉的邂逅是解放军，我能看出，他不是个坏人。但是刚才那个小胡子，虽然也是个北京人，可能还是个知青，可他那个做派，却不像好人。如果这娘俩儿到三原下了车，他再来纠缠咋办？我心里实在不踏实，就把我的感觉告诉那母子俩了。大娘说：“要不你跟我们下车吧。”老刘想了想说：“要不这样，你跟我们一起到三原住一晚上，签一下证，第二天换趟车走，这样安全。”我想，这样也好，我反正跟着老太太，不会出问题，我把老太太当成了我的保护伞，一路上，紧紧相跟寸步不离。

到了三原，我和他们娘俩一起下了车，有家人来接。晚上吃了韭菜馅饺子，和大娘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老刘帮我办了签证，我又向铜川出发。离开干校后，一路艰辛，世道本来就不太平，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只身独往，心情也不好，遇到这样那样意想不到的状况，真是百感交集，心存忐忑。但这世界还是好人多，在父母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时候，就是靠路遇的好人，度过一个个难关，一路走来。因为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家庭、特殊的环境，逼得我无路可选，我只能，也必须上路。天有多大，地有多大，可是那时，能让我安身立命的，只有那个遥远的小山村，尽管我们按了手印，心里十分不舒服，但是走来走去，还是得回到那里，那里有属于我的窑洞，有属于我的山丹丹花，有呵护我们的农村大娘和老乡……

四．七天七夜

到了铜川，还有百十里的山路要乘长途车，一路艰难险阻，要整整坐一天。我早有思想准备。可万万没想到的是，买车票遇到大难题。只见售票大厅里人山人海，人头攒动。我看一时半会买不上了，就找了一家最便宜的小旅店住下。每天一大早就去排队，按部就班地排队根本不行，一会就被加三的人挤乱了。一路归程上碰到的事情，令我心有余悸，我不敢轻易与男的搭话，怕招惹出什么事非。兜里的钱快花光了，在节约也得住店呀，天天只能买烧饼充饥，眼看四五天就这样过去了，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

那天，我又到售票厅去了，四下寻找机会。我发现一个高个子女孩穿戴行事也像北京知青，也是一个人，也流露着焦急无奈的表情，我像捞到了一根稻草，赶紧走过去搭讪，果然是知青。一聊，在北京还和我家住的很近，是国务院家属院的，在东川下坪公社插队。我们都仿佛把对方当成了救星，为节约钱，赶紧退了一个人的床铺，挤住到一张木板床上，然后就开始谋划如何尽快买到回延安的车票，看来靠我们排队硬等是不行的，再耗十天也买不上。两个人互相壮胆，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了。我们敢找男同志搭讪说话了，还发现，有记者证的人可以优先购票，于是就在茫茫人海里搜寻，果然找到两个要去延安记者，我们发挥了女孩子示弱的优势，诉说了我们买票的艰难，我发现其中一个人有点感冒，急中生智，赶紧把一个新的大口罩送给他，终于说服打动了他们。他们也要挤到窗口亮出记者证，才能抢购到票。我们在后面帮着推波助澜，维持秩序，终于在第八天时，拿到了车票。

七天七夜呀，难忘的七天七夜，还是靠我们团结的力量和聪明智慧，才买到了这两张来之不易的车票。

我们一起回到延安，刚下车，又一次遇到了防空演习，这次不是钻防空洞，而是被引导着，一起爬上清凉山的石崖下躲避。等演习过后，一切平静下来，我们依依不舍的道别。记者忙工作去了，我和下坪的女知青也要各奔东西。我回村，往西北还有三十多里的路程，她往东也还有几十里的路程。

想当年，我们这些北京知青，真是太不容易了。这只是我第一年来来回回，一路回家的遭遇，没有一点演绎，是实实在在的实况。

一路奔波，遇到过好人，也遇到过坏人，遇到过奇遇，也遇到过同命相连的同路人，帮助过别人，也受到别人的帮助，这就是社会，这就是经历，小小年纪，一路奔波，在奔波中磨练，在奔波中成熟，在奔波中成长。杨澜撰写过一篇文章“人可以不成功，但不能不成长”，我的一生不算成功，但是我可以无愧的说，我是在坎坎坷坷中不断的成长。这或是命运的安排，无法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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