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时节,因地而异,我在的山西晋北地区,大概在9月下旬到10月下旬,对北京而言是金秋送爽,登高望远的大好时光,但对当年插队的我们来说,却是一年中最忙、最累、最苦的日子。收玉米,掰的手指划破,手掌出血,全身衣裤被玉米锯齿般的叶子划得七零八落,一身衣服秋收下来就成了破铺衬。收高粱、割谷子,先不说不会用“手割刀”(一种割高粱穗的专业工具,套在手上)经常割破手指,单是人背肩扛那150斤重的高粱、谷子驼,沿着崎岖的山路,拖着沉重的腿一步三摇,又饥又渴,走不到一半路全身已湿透,脚印和汗珠同时洒在趟过的地方。男知青干地里的活苦,女知青干场院上的活也不易,抡着“楋杆”脱粒,一天十几个小时上下拍打,混在空气中的飞毛、谷屑钻进脖子里,裤脚里,全身发痒......没有机械代劳,全凭最原始的手工劳动。受完一天的劳累,回到知青点,冷锅冷灶,还要自己动手做饭,没油没菜,窝头就开水是家常便饭,经常向老乡借盐要咸菜,吃完晚饭躺下,全身就像散了骨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这日子什么时候熬出头啊。”总之,秋收那罪受的真是不堪回首。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和极恶略的生活环境,迫使知青们对当地的招工充满向往,管它是什么单位,国营的,集体的,商业的,手工作坊的,统统都行,狼多肉少,过了这村可没这店,轮着一回不容易,所以只要能离开农村就行,其实这些单位放在北京,80后们大多数是不屑一顾的,匆匆就业和不容你有选择的机会最终又导致了他们中的大多人,20年后回到北京再就业的困境,一生奔波而碌碌无为。体力劳动虽苦还可以忍受,最可悲的是精神上的痛苦无处诉说,所有的报纸一个腔调,形势大好,各地知青们如何如何响应伟大号召,虚心接受“再教育”,自愿扎根一辈子等等,千篇一律。本人就曾荣幸地被指定“选为”忻州地区插队先进典型代表,出席过1974年的全区积极分子大会,并上台照本宣科念了不知是谁写的通篇胡说八道、行不由衷的发言稿,当了一次真正的木偶,唯一的补偿是吃了几顿每天八毛钱的饱饭,比县级会议多两毛钱,回去时每天领四毛钱的买工费。(把钱再如数交回大队,队里再补记应得工分)我1968年下乡,在农村一干8年(整个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长),1975年招工到铁路,分配在铁路工务段当养路工,还是露天作业超重体力劳动,一直干到1986年,18年里没有机会再回到课堂读书学习(1977年恢复高考,山西是全国唯一要求凭高中文凭才能报名,本人学历只有初中毕业,机会又擦肩而过)。庆幸的是天总有亮的一天,1984年山西知青要求返京维权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我才像许许多多命运相同的知青一样回到了故乡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