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五兄妹都是知青，发几篇他们的文章
拉驴记
大姐
在黑龙江兵团时，我们六十一团一连的马号里并没有马，只拴着几头牛，是用来拉车的，还有一头驴，本来打算让它负责拉磨做豆腐，因为其他的家伙什物没有置办齐全，豆腐坊开不了张，所以它就成了游手之徒。
这天我想去附近的木材连弄两袋锯末回来，就打上了这头驴的主意。
吃过午饭，我把驴牵出来，走了几步，觉得这驴还是挺听话的。
我天性善良，喜欢动物，包括驴。
牵着毛驴走在积雪的小路上，午后的阳光斜斜的射下来，在一驴一人的身后投下两条淡青色的影子。四只驴蹄踏在冻实的积雪上，咯吱咯吱，发出有节奏的声响。此情此景令我心旷神怡，放开嗓子唱起歌来。
穿过一个小树林，再走不远，木材连就到了。我实实地装了两袋锯末，将麻袋口扎严，栓在一起，放到驴背上，一边一个架好。
牵着驴往回走，这驴就显得很不情愿，总是向后使劲，好像是想一屁股坐在雪地上。我吆喝几声，又拍了拍它的脖子，结果没用，它还是一步一顿地磨蹭，越走越慢。我连哄带吓，折腾了好几次，可驴始终不为所动。到后来，它索性原地站定，再也不肯走了。
北大荒的冬季昼短夜长，下午三点来钟，太阳就快到地平线了，不到五点钟，天就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了。
此时天已擦黑，我忽然害怕起来——荒天野地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要是狼来了呢？于是我就拍拍驴的脑门儿，开导它：“咱还是快点走吧，要是狼来了，那就没命啦！”再看那驴，好像是算准了狼是不爱吃驴肉的，所以它满不在乎的摆了摆两只大耳朵，把头往后一扭，瞧也不瞧我一眼。
“嘿，你这叫什么态度？”我急火攻心，忍不住就照着驴脑袋一拳凿了下去，驴一惊，扭回头，瞪着两只又大又黑的眼睛，很不解的瞧着我，我有些后悔，正想抚慰它一下，就见那驴赌气似的“呼腾”倒在地上不动了。
我看着眼前的景物渐趋模糊，对着这么一头软硬不吃的犟驴，哭的心都有。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碰上木材连一个老职工从这路过。他见这驴如此顽劣，二话不说，上去就狠狠的踹了它两脚，又找补了两句粗话。
驴挨了踹，又挨了骂，一骨碌就站了起来。
我急忙拉紧缰绳，谢了人家，拽着驴继续赶路。走了一会儿，老职工的身影远了，我就觉得这驴拉的越来越吃力，看样子是故态萌发了。
“我的天，千万不能再卧下！”我心急如焚，无奈之下，只能把缰绳尽量收紧背在肩上，让驴嘴凑近了自己的后脖梗子，止住驴向下的力道，身子前弓，使出全身力气狠命地向前拽，拉纤一般，一步一步艰难行进。
快要走出树林的时候，天色已由苍灰转为深蓝，几颗早早出来的寒星眨着眼睛，好奇地注视着下面这古怪的一幕。
眼看胜利在望，我暗暗松了口气。突然，只觉得肩上一松，驴竟挣脱缰绳，扔下我，飞奔回连里去了。
我一路小跑，进了马号，棚里已亮了灯。只见那驴驮着麻袋，气定神闲，正甩着尾巴吃槽里的料。
我不敢再劳这位驴大爷，上前把麻袋卸了，分成两趟，一袋一袋的扛了回去。
以后不管有什么事，我再也没有打过这驴的主意了。
修理地球的回忆
二哥
1968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中，作为红卫兵的一员，曾经叱咤风云一时——揪斗走资派、修理师道尊严的老师、到北京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自我感觉就是一代天骄，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中国，舍我其谁？
8月的某一天，郑州市约万余名知青踏上了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征程。我们同校的四名初中男生和四名高中女生一起共8人，到河南省南阳地区社旗县插队落户。经过两天的颠簸（在社旗县住了一夜，当地政府还居然让我们参观了社旗县城内的著名古建筑--山陕会馆，这个建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2006年我还特意到社旗县旧地重游再次游览了它，拍了大量照片，后来为省文物局使用，这是后话），来到永红公社宋庄大队宋庄村。宋庄是一个较大的自然村，自然条件属于中等偏上，村民们很朴实，陪我们来的县里的干部简单的和村支书交代了几句就回去了。首先安排住处，村里没有闲房子，一座摇摇欲坠的土坯茅草房成为我们暂时的栖息地，没有窗户，土墙上挖个洞支几块砖就是窗户，再挖几块土坯摆成三排放上麻杆再铺上麦秸就是床，这床看似简陋其实睡上边比你想象得要好。晚上躺在床上，眼睛盯着黑黢黢的房梁，看老鼠上窜下跳。
艰苦的农业劳动开始了，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农活，累的恨不能趴下。冬季兴修水利挖水渠，地冻得像铁块，一镐下去就一个白点，手上尽是血泡。夏季高温40度，麦收时打场，清一色的男人，大家都不穿衣服，一是热，二是麦芒粘在身上很刺挠，不穿衣服可以很方便的下河洗澡，渴了喝上一碗井拔凉水，比现在喝可乐都爽。
农村生活是艰苦的，那时兴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不许种菜，只是集体种一点大葱，萝卜每家分一点。小麦亩产只有二、三百斤，逢年过节改善生活时吃一点。平时主食是红薯，这东西高产，红薯叶子还能当蔬菜吃。一天三顿蒸红薯，时间久了，吃的胃直流酸水，直到现在，红薯成了健康食品，可我见了就胃里泛酸。豌豆将熟的时候我们就随便拔几颗豌豆，用火一烧，噼啪乱响，火熄灭后豌豆也烧熟了，从地里捡起来吹吹灰就格蹦格蹦吃起来，香的很哩，奇怪的是这么不卫生的行为居然也不得病。
初到农村，一切农活都得从头学起，春种秋收一样不少。刚去那年的秋天，生产队长让我们拿一个短把锄头把摘过棉花的棉花杆从地里刨出来作燃料用，当地缺煤，燃料是个大问题，一切能烧的东西都要收集起来，即便是农作物的根也不能浪费，因此那里收小麦是用手将小麦连根拔出来的。刨棉花杆时，一不小心一锄头刨在了自己的解放鞋上，当场血流如注，疼得直掉眼泪。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棉花，摘棉花是个很累的活，白花花的棉花很刺眼，时间一长眼睛十分难受，于是就买了一个墨镜带上，自我感觉良好，引的农民纷纷效法，一时传为佳话。冬天相对比较轻松，除了兴修水利外，没多少事，就天天盼着过年。大家都觉得过年就应该吃肉，可没有钱买肉怎么办？，农民们有的是智慧，挑一头年老体衰的黄牛，找一个大白萝卜塞进牛嘴里，数九寒天的，老牛撑不了几天就死了，于是众人围着牛欢呼雀跃，名正言顺的杀牛分肉。农村有规定不许屠杀大牲畜，那是犯法的，这样做可以说牛是自然死亡的，只是可怜那老牛为人辛苦一辈子到头来落得个这种下场，实在让人心寒。
因为我插队的后两年，经常胃痛，生产队长就派我看护庄稼。由于久坐地头，湿气浸入体内，屁股蛋里长了一个脓包，最后疼的坐立不安，没办法，同学们用架子车拉着我到20多里外的青台镇找医生看，据说他的医术很高，人称“半仙儿”。到那里后，半仙儿说得开刀，没有麻药，你看着办吧。当时大骇，可也没啥好法子，一咬牙说：开吧。半仙儿让我趴在床沿上，拿出一把小刀，摸出来一块卫生纸擦了擦就动手了，在脓包上划了一个十字口子，将脓挤了出来抹上点自制药膏就把我打发走了。后来病情恶化，不得已回到郑州看病，折腾了一个月才好。
到春节的时候，我们都要回家。那时没钱买车票，知青们普遍都是扒车回家，也就是在公路上截车，搭顺风车。截车也有技巧，如果是男生出面截车，十之八九司机不会停。后来就让女生上公路截车，我们藏在暗处，女生得手后我们再蜂拥而上。
记得那时社旗县有郑州四所中学的学生插队，农村很多人养狗，知青也不例外。令人不解的是不论走到那个知青点，尽管彼此不认识，知青养的狗都不会对着我们叫，而农民一去必定狂吠不已。
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我对农村、农民才有了真正的了解，深知他们的艰辛，直到今日，我上街买农民的东西，一般都不还价，看见特别老实巴交的，还会多给他钱。
苦日子也有有趣的事，有一日在河边闲逛，忽然发现一只硕大的甲鱼，我十分兴奋，一个箭步窜上去用脚踩住，解下脚上的解放鞋的鞋带拴住甲鱼的一条腿，洋洋得意的掂回村里，开了一顿洋荤。刚下乡时，生态环境还比较好，不大的水塘里，河沟里都有很多鱼虾，我们经常去捞虾，回来炒着吃，农民们围着我们看，很惊异的看着我们吃小虾，他们说他们从没吃过小虾，即便是三年困难时饿死人那个年代，也没有人吃，这时该我们惊异的看他们了。不过这种日子没维持多长时间，随着高效剧毒农药3911、1605、氧化乐果等的大量使用，三年后就基本绝迹了，人类对环境的破坏由此可见一斑。
村里集体有一片桃林，结的桃子个大水多特别甜，每到成熟季节，就有村民去偷，防不胜防。知青来了以后，考虑到我们和村民没什么宗族关系，生产队就委托我们男生看管桃园，这真是一个美差，白天吃仙桃，晚上还偷偷地拿回来藏在床底下慢慢享用，那四个女生眼红得不得了，老来讨要，也时不时的赏她们一些。后来我们四个男生觉得和她们在一起生活太吃亏，就决定分家，当时养了几只鸡，分家时母鸡全给了她们，剩下的公鸡我们当天晚上就炖了，大家狼吞虎咽，唯恐吃得少了吃亏，为此我还被一块鸡骨头卡住了喉咙。年轻时不懂事，做事欠厚道，现在想起来这四位大我们几岁的高中女生对我们还是挺照顾的。
为了改善生活，我们在集市上买了一头小猪崽。社员们的猪都是圈养的，我们才没工夫盖猪圈呢，任它自由活动。这猪白天来吃残羹剩饭，晚上就没了踪影，我们也不知道它上哪里去了。一年后长到140 多斤（农民的猪一般长不了这么重），卖了七八十块钱，买回来一架留声机，弄点侯宝林的相声唱片听听，自得其乐，村民们羡慕得不得了。
村里有14户地主，真不知道一个庄怎么会有这么多地主，时不时就把他们拉出来批斗一番，队长在会上慷慨陈词历数他们的罪状，私下里却对我们说解放前他们都是好地主，给长工吃的可好了，收麦时把肉送到田头。然后忆苦思甜，出乎我们预料的是所谓忆苦并不是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六十年代三年困难时期的苦。斗完地主吃忆苦饭，这时全村的人都沸腾了，所谓的忆苦饭说白了就是生产队掏粮食和一些野菜加工成美味的饭菜，还破天荒的放入小磨香油，村民们认为这简直就是打牙祭。
三年零三个月后，经历了历练的我终于修成正果，返乡回城了。当躺在床上盯着雪白的天花板时，回想起茅草屋里黢黑的房梁上老鼠打架的场面，不禁流下两行热泪。虽然短短的三年时间只是人生的一瞬间，可它却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让我真正认识到什么是社会，什么是人生。
2011．03．31
孤独的口琴声
三姐
这世上还有什么琴声能像口琴吹出的旋律那样的孤独？
有这样刻骨铭心感受的人又曾经历了怎样的孤独？我想，那是整整一代人的孤独，是所有知青的孤独。
在我们的青少年时代，大众的音乐教育远远不像现今天这样普及，有根笛子吹就算不错，谁要有个口琴，那就是件奢侈品。二把刀的笛子演奏者吹出的笛声很像五音不全的人在唱歌，远不及口琴吹出的声音清脆丰满。小时候家中有个口琴，很老的那种，琴格还是木头的，我们姊妹几个没事就瞎吹一气，没什么章法吹出的琴声也让我们快乐无边。盼望着有个口琴是那个年代大多数孩子的梦想，这梦想在插队前才得以实现。
那是个最普通的口琴，当时的价格可能是两三块钱，琴格是绿色塑料的。我们知青组的三个女生每人都带了一个，三个男生则有两人带了笛子。
乡下的农活很重，特别是农忙时，白天插秧，夜里拔秧，累的叮呤当啷只想睡觉，口琴常常被扔在一边，难得吹一回。有时累的躺在床上，浑身酸痛的睡不着觉，看看枕边的口琴，想起当初憧憬着有了口琴那一天我一定狂吹不止的情形，真有些哭笑不得。
偶尔有口琴声响起的时候，那一定是想家的时候，一定是孤独的时候。
我吹口琴全是瞎吹，凡是会唱的歌，有没有谱子都能吹出来。下雨的时候猫在屋里，那是难得的清闲。这时候，我们三个女生会合奏，吹革命歌曲，也吹小时候唱过的那些令人难忘的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妈妈将那过去的事情》。虽然我们都是二把刀，我们依然乐的一塌糊涂，但琴声停止后，那亘古的孤独又会袭来。我知道，那是心灵的孤独，任何琴声都不能将它从心中抹去。
那三个男生笛子吹得比我们好多了，宣传队水平。有次他们探亲回来，拿着一张歌片大声唱，完了就开始吹，那悠远的旋律是内蒙民歌的风格，非常好听。“……站在草原望北京，心中一轮红日升，草原北京万里远，牧民和毛主席心相连。我爱马场我爱马……”好几段，记不起来了。听了几遍，我就有些印象，拿着口琴开始吹，不论吹的水平怎样糟糕，蒙古族民歌有些苍凉悲怆的感觉，我常被自己的琴声感动，我想，这正是音乐的魅力所在，无论什么样的人，在他痛苦的时候，都能在音乐中寻找到慰藉。
心情不好时，我就一个人吹。有时吹着也会走神。那时父亲还关在牛棚，一家人天各一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生活才能回到从前，对我来说，那是遥不可及的梦。
我从小喜欢芭蕾，对《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的旋律非常熟悉，大部分都能哼唱出来，吹口琴时我常常把那些主旋律吹出来，这时，满脑子都是跳芭蕾的小人在旋转，我想起在家中的时候，没事我就画跳舞的小人，我妹妹也画，我们俩画的满屋子都是。琴声中，我还会想起小时候，我们系着红领巾，穿着白衬衣花裙子，在耀眼的阳光下奔跑着，无忧无虑……,想到这些，我把头深深的埋在胸前，让眼泪悄悄的流下来，心中的孤独也涌了上来。
有时我常想，口琴好像是专为知青而生的，又便宜，又轻巧，有没有音准搁到嘴边就能出声。口琴和知青真是绝配：孤独的琴声，孤独的心灵，孤独的青春岁月。
回城后，住在集体宿舍，我没事时还会吹口琴，想起难忘的插队生活，吹时还会有孤独感。有次电视上传出熟悉的口琴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眼睛里又有泪水在转动。
孤独琴声相伴的岁月和青春早已远去，唯有口琴吹出旋律中的孤独，永远留在了一代人的心中。
五大伯的故事
小 五
父亲的五哥，我的五大伯，是我最敬仰的人。
抗日战争时期，五大伯是武工队长，他英勇机智，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活跃在晋察冀抗日战场，令鬼子闻风丧胆，人称“倪阎王”。鬼子悬赏1万块大洋买五大伯的人头，可小鬼子怎么能逮得着大智大勇，深受人民爱戴的五大伯呢！
父亲常说，他和五大伯是“战友加兄弟”。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怀着抗日救国的信念，父亲跟着五大伯投奔吕正操司令的抗日队伍，走上了革命道路。父亲是新华社记者，没有像五大伯那样身经百战：参加了晋察冀军区历次反扫荡斗争和百团大战，因此父亲对五大伯非常敬重。父亲常常给我们讲五大伯打鬼子的故事，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五大伯是那么高大，那么传奇。我们为有一个英雄的大伯而骄傲，自豪。当我们问父亲是否也干掉过许多小鬼子时，父亲象孩子似的面露窘色，说自己没有五大伯勇敢，胆大。父亲心爱的钢笔，是五大伯从鬼子那里缴获的。
在五大伯打鬼子的故事中，最具传奇色彩的是：
一次，五大伯被鬼子追赶，跑进了一条死胡同，情急之下，五大伯硬是推倒了一堵墙，眨眼工夫就消失在青纱帐中，把鬼子气的吱吱哇哇乱叫，又无可奈何。
解放战争时期，五大伯参加了解放石家庄及平津战役。
抗美援朝战争中，五大伯是第一批入朝作战的。参加了一、二、三、四次战役。回国后，他又送给父亲一件战利品——美国鬼子的呢子军大衣。
从朝鲜回国，五大伯在24军和66军工作。在197师任政委时，带领全师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在蓬蒿遍地、芦苇丛生的渤海之滨创建了全军闻名的柏各庄农场。
1971年初，我在呼和浩特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五大伯时，不免有些失望：他中等个头，并非想象的那样高大魁梧；性情温和，平易近人。他会笑眯眯地听我们小孩子们喋喋不休胡扯八道，怎么看都不太像能吓到鬼子的“倪阎王”。
五大伯是职业军人，但他的文学素养非常高。我是在文学家艺术家云集的大院里长大的，对文化人洒脱飘逸的气质和睿智幽默的谈吐早已习以为常，但五大伯的通古达今，能诗善文还是令我惊异不已。
五大伯一生勤于学习，博览群书。他的书，自然以军事题材的居多，另外，政治、工业、农业、甚至书法，各门学科，无所不有。记得有一本厚厚的，被苏联誉为“军神”的朱可夫写的论战争的书，我对书的内容不感兴趣，只是觉得这个俄国佬怎么起了个中国人的名字呢。
五大伯的生活很简朴，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即使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一作风也始终没有丢。穿衣自然是军装，饮食非常家常。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吃过生猛海鲜，山珍野味之类。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边吃花生边聊天，五大伯手里的花生掉在地上，他立刻起身四下寻找。我们说，一颗花生，找它干啥。五大伯不听我们的，拉开椅子，又搬开桌子，非要找到那颗花生不可，我们都笑他。花生终于被他找到，他拣起来就吃了。
五大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干什么事都很认真，从不以权谋私。
我三大伯的女儿是内蒙兵团二师的。三大伯，30年代参加革命，先在北京，后来调到昆明工作。因为身体不好，对南方的生活不适应，离休后到呼市定居，亲人之间也好有个照应。三大伯三大娘年老体弱，身边无子女照顾，很是栖惶。堂姐的调动，迟迟不能进展，是因为她想把一位同连队的好朋友一块儿调到呼市，可是五大伯就是不同意，堂姐就较上劲了，要么两人一起调，要么死也不回呼市。后来堂姐在大家的反复劝说下，才调到兵团印刷厂。
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我父亲在北京工作时的老同事，全国大名鼎鼎的文学理论家，他的儿子也在农业师，那孩子找到呼市来，请父亲帮忙办调动（我父亲曾三次到内蒙看我们），最终五大伯也没给他办。
我姨妈家的两位表姐（保定知青），都在条件艰苦的农业师，姨妈当然知道五大伯在兵团司令部任职，可她从来没有张口请五大伯帮过任何忙。姨妈姨夫都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人，他们那一代人大都那样，为自己的私事，羞于张口求人。我和姐姐赴内蒙前，父亲交代我们“不能向五大伯提任何要求，火车票也不能让公家报销，因为你们是后门兵。”
我和姐姐在兵团7年，战友们都说我们肯定能被推荐上大学，可我们一直到回家乡后，才靠自己的努力考的大学。五大伯的为人由此可见一斑。
八十年代，我大学毕业后从南京回到郑州工作，五大伯已经离休，从石家庄来我家玩儿。因为五大伯曾就读于南京一所军事院校，我就大谈南京的的名胜古迹如何如何，可五大伯居然哪里都没有去过，我说怎么可能啊？五大伯说，在南京，是学习，不是旅游，哪里顾得上游山玩水。
五大伯以他的勤奋自勉，廉洁清正；热情真诚，重情重义；读书不辍，求其终生；刚直不阿，宁折不弯，为我们树立了一座丰碑！
说了这么多，忘记告诉大家我的五大伯是谁了，他就是我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政委——倪子文。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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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1/4/26 11:19: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