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俄国兵
当年我在边境上与俄国士兵打过一些交道，如今虽然历经几十年也难以忘怀。
一九六九年冬天，谁都觉得中国和苏联一定要打起来了。因为一到晚上，生产队周围总有人打信号弹，并且一会一个、一会两个，像放礼花一般，一晚上总得有几十甚至上百个。而出动大批武装人员去搜索，又往往无功而返。边防军的通信线路上也常常发现窃听装置。
后来知道那信号弹是苏联人趁夜间用气象气球顺风漂过来的，它们纷纷按照设定位置落在树林里和草丛中，然后自动启动定时装置，一到晚上就自动发射。这正好说明苏联人要动手了，他们在大战前夕常常用这手段扰乱视听。
边境生产队里原农场的老人、妇女和孩子都内撤了。我们这些知青们都拿起枪，组成一个武装值班分队。
那天我们一个班的人被派到黑龙江上的一个小岛去监视对方的情况。
布置好岗哨，我们都蜷缩在原来老打渔队的一间破土坯房里，和衣而卧。屋里的火墙和炉子坏了，我们只能烧烧炕，而炕面又是裂的，所以屋里烟雾弥漫，呛得人没法。外面大风肆虐，尽管屋子里到处是烟，人人还是冷得发抖。
我是下半夜最后一班岗，刚出屋就被大风吹得倒退两步。我顺着林间小路来到哨位。那天黑龙江电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夜间平均温度是零下三十六度，在这小岛上，迎着无遮无拦的宽阔江面，气温大概得有零下四十度了吧。而我要监视对岸的情况，必须面向北方，也就是说我必须迎风而立。
高层空间万里无云，闪闪的繁星撒满深蓝色的天，美极了，而地面上却刮着大烟泡。所有向东南方向倾斜着的大树都厉声呼啸着表示它们对大风强烈的不满。风卷起的雪沫像万把钢刀割在我的脸上。我裹紧皮大衣，围好围巾，把帽耳放下来围住下巴，戴上一只大口罩，捂得只露出两只眼睛。不一会我的帽绒上、口罩上、眉毛上结满了霜，整个脑袋白花花的一片，成了个雪人。但是四肢仍然冻得生疼，于是我来回踱步、甩手，甚至围着一棵树跑，不然我觉得就会冻僵。好容易启明星升起来，天快亮了。大树的呼啸声渐渐地小了，风中的雪沫也越来越少，东方现出紫红色。每天凌晨都会刹风。我快下岗了。
对岸传来马达声，我拿起望远镜。一辆苏方军用嘎斯车顺着沿江公路开过来。上级交待过，对面有条公路与江岸平行，向东两公里再向北拐几百米，就是苏方的一个边防站。这正是我们要监视的重点。
车子开到我对面右前方停住，驾驶员先生下了车，他拎着一把大冰穿和一只帆布桶，向着江面走下来。我猜这家伙大概忘记了保养车辆，没加水就把车开了出来。他来到冰层上开始凿冰，一下、两下，我替他数着。应当承认，前苏联的军服挺合身并且也挺神气，所以在望远镜中他那映在蓝紫色发亮晨曦上的修长身影就像是一副剪影艺术品。不一会他凿透了冰层打上一桶水来。这家伙给汽车加完水就该走了吧？
我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这位老总把水桶摆在面前，开始脱衣服，先脱呢大衣、再脱军上装，最后又脱掉衬衫，竟完全赤裸了上身。他拿出一条手巾浸入满是冰碴的帆布桶里，然后拿出来拧一拧，就开始擦身，在这寒风凛冽结了近两米厚的冰的大江上！
惭愧，我可是快捂成个棉花包了。
回到屋里我把所见所闻绘声绘色地向同伴们讲了一遍，他们先是听得发呆，然后似信非信地赞叹说：“他简直不是人！”
我却不敢苟同。
果然那些俄罗斯士兵又一次剌激了我的记忆。
有一次生产队组织我们在江边草甸子里割草。
黑龙江与南方相比，虽然纬度相去甚远，可是在盛夏里那天气也同样闷热得异常，只不过时间长短不同而已。每到伏天时候，骄阳似火，气压又低，连狗都躲在树荫下吐舌头。
我们一个个赤裸着上身，只着短裤，挥汗如雨地舞动着镰刀。好不容易完成了定额，运草的车又没来，于是我们不顾一切地跑到江边，一头扎入水里舒舒服服地游了个痛快。然后我们在江边树林的树荫里休息。
东边传来机器的轰鸣声，水天相接之处出现了一长溜黑点。凭经验我知道那是成队的苏方炮艇。果然随着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近，十几艘灰色的悬挂着绿色军旗的苏联炮艇神气活现地驶来。那是苏方的阿穆尔舰队正在进行夏季训练科目。我国的黑龙江被俄罗斯人称为“阿穆尔河”，所以这支舰队应当称其为“黑龙江舰队”。
忽然有人喊了一声：“快看老毛子，他们干啥呢？”大伙向江里望去。
对方大概没读过我们的《三国演义》，不知道周瑜先生擅长火攻。于是他们把每艘炮艇首尾间用甲板和缆绳相联，这样十几艘炮艇就形成一条灰色的长龙。令人意外的还不是这条长龙，而是他们的全体水兵一律赤裸着上身，按照严格的队形坐在甲板上。可怜这些白种的小伙子们，在烈日下晒得比我们农场里放猪的老头还黑！
有人笑笑说：“那是日光浴！”
我又不敢苟同。我认为那是苏方严格的体能和精神意志的训练。
两次的亲眼所见，我至今不忘。
能在冰封的大江上用冰水擦身又能在烈日下坐在甲板上暴晒的士兵，在战场上一定凶猛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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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1/5/7 9:03: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