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6日,当孙春龙准备从昆明赶往西安的时候,很意外地接到北京有关方面的电话,让他进京参加关于娄烦尖山铁矿“8·1”特别重大排土场垮塌事故的新闻发布会,在此之前的数小时他已从媒体上得知,国务院山西省娄烦尖山铁矿“8·1”特别重大排土场垮塌事故49人调查组当日成立,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副局长王德学任组长,监察部副部长郝明金、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汪民、山西省副省长陈川平等任副组长。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特邀最高人民检察院参加事故调查工作。目前,搜救工作已经结束,已确认40余人遇难。王德学指出,依据现在掌握的资料,初步判定这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该起事故不排除蓄意瞒报情节……
这一刻,孙春龙是欣慰的,但内心也充满无限悲凉。在去北京的飞机上,他数次不经意地擦拭着眼角流出的泪水。
60多个日日夜夜,为能把娄烦被拖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他冒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和巨大风险,秉持一位记者的良知和责任,硬是通过艰难尝试揭开了一起被淹没在褐色矿石之下的特大黑幕。但是,明明是一起夺走40多人生命的重大事故,在光天化日之下却被幕后看不见的力量封锁和遮盖,而且对真相的探索竟要付出如此代价,让人怎能轻松。
孙春龙,1976年出生,曾是《西安晚报》一名优秀的编辑记者。2004年,孙春龙加盟《瞭望东方周刊》,后任社会调查部主任、主笔。其采写的诸多深度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2008年8月1日,山西省娄烦县寺沟村尖山铁矿发生了山体滑坡的事故,致使40多人死亡并埋在矿石之下,但当地官方提供的调查结论是死亡11人,并把原因推给大自然,而且停止了搜救幸存者及寻找遇难者遗体的工作。一些遇难者家属在上访途中,遭受当地有关部门的人身威胁和毒打。
数天后,孙春龙在搭档王晓的帮助下只身前往现场,并乔装成遇难者家属混进他们中间,掌握了许多重要线索,整理出一个有41人死亡的遇难者名单。随后,《瞭望东方周刊》发表了他和特约撰稿人王晓采写的《娄烦:被拖延的真相》,指出娄烦事故存在着瞒报谎报的行为,而且事故也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一起重大责任事故。
9月14日,孙春龙在博客上发表了《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一封信》的举报信,再次指出娄烦事故中存在的问题。9月17日,温家宝总理和国务委员马凯在“有博客刊登举报信反映8月1日山西娄烦县山体滑坡事故瞒报死亡人数”上作出了重要批示,要求山西省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山西省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9·8”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调查组进行核查。
国务院山西省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9·8”特别重大尾矿库溃坝事故调查组研究决定,由山西省人民政府组成调查组。同时,成立由国务院“9·8”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组有关人员组成的“8·1”事故核查指导组。从9月22日至29日一周时间内,核清了死亡、失踪人数,累计找到了41具遇难人员遗体,另有6件残肢……
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褐色矿土下的秘密
2008年8月1日凌晨,山西省娄烦县马家庄乡寺沟村发生山体滑坡,部分房屋和人员被埋。在挖掘机清理出11具遇难者的遗体之后,救援行动开始变得迟缓。
孙春龙说,事故发生的第二天就关注到这个新闻,因为他以前做过很多山西的报道,比如山西假记者泛滥、山西的官煤勾结等得到过中央领导的批示。
“在最初的报道中,死亡的数字为9人,这个逼近于10人这个死亡人数节点的数字,已经引起了我的怀疑,我又上了百度娄烦吧去看,上面果然有很多人指责这个数字的水分,还有人自称是遇难者的亲属。于是我又通过当地的朋友去了解,知道有可能瞒报。随后,我就去了娄烦县。”孙春龙说,“到了娄烦以后,那里森严的戒备和遇难者家属的规模让我感到问题不简单。”
一位叫武三奎的男子告诉孙春龙,他一家三口就埋在矿土之下多日,已无生还可能,他想把亲属的尸体挖出来,背回老家让他们有尊严地安葬,但有关方面根本不让私自挖掘。
“现场只有一台挖掘机,而且根本不是在挖人。”武三奎的话刺痛了孙春龙。之后,让村民们感到不可理解的事情发生了。“用来搜救的挖掘机离开人员被埋最多的地方,而转向离房屋较远的地方。”一位参与现场搜救的村民代表说,“就这,又在那里挖出来一具遗体。”
当地政府给出的解释是,为了防止发生新的地质灾害造成更大的伤亡,搜救工作基本停了,死亡数字因此定格在11人。而且当地政府把责任随意地推给了大自然,认为是降雨所致,但村民们并不认可,因为此前的几日这里根本没有下雨。山西媒体对这一重大事故的后续处理情况保持了鲜见的沉默,个别谨慎的媒体使用了“初步核实有11人被埋”的提法。
迟缓的救援、编造谎言的理由,这一切告诉孙春龙,出于对“乌纱帽”的考虑,这背后当地政府肯定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遇难者人数,可能数倍于当地政府上报的人数。
调查的日子提心吊胆
当地政府对记者采取了严查的措施。万一泄露记者身份,会被“请”出娄烦。
“我在班车距离当地的检查站还有数百米的时候就下车,步行进入了娄烦,进入娄烦后,我住在工地上。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我都是乔装采访。到事故现场的路上,也有三道关卡进行盘查,我只能绕远路,绕过关卡到现场进行采访。”孙春龙说,“娄烦戒备森严,很警惕地盯着形似外地的人,一旦被怀疑,必将前功尽弃。”
在娄烦县城的入口处,每辆进入县城的班车都会受到严格的检查,这个奥运期间的例行检查,也被赋予了更多的职责,在有陌生面孔出现时,常常会被问及“是不是记者”。
事故现场已经被铁丝网围了起来,进入事故现场,需要经过三道检查岗。一位来自北京的记者身份暴露后,当地政府派专车将其送到太原。
孙春龙想方设法混到遇难者家属中间,看到的和听到的一些细节让他触目惊心。
一位叫赵永林的男子说,他和个别家属到娄烦县政府上访,要求政府尽快找到遇难者的遗体,结果被辖区的城关派出所民警带走。在写了不再到县政府闹事的保证书后,三人于当天晚上9点钟被放回,他被警方扣押长达8个小时。
而来自交城的两位遇难者家属则没有这么幸运。8月2日,赶至事故现场的200多名家属来到尖山铁矿要求面见矿长时,和尖山铁矿派出所民警发生冲突,民警被打。8月6日,两位殴打民警的家属被警方带走,直至8月17日下午才被释放。这两位遇难者家属说,他们在里面被警察狂打,“把三根警棒打得没电了”。
家属们十分恐惧地向孙春龙证实了被打的细节,但当他提出进一步采访时,遭到断然拒绝:“我不敢说了,我也不敢再闹了,我马上就回交城老家,要是我再被抓进去,肯定没命了。”
而家属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当地政府人士的监控。孙春龙采访遇难者家属时,每隔两三个小时就会有当地政府人士打电话询问他们在哪里。一次,孙春龙和几位家属在大街上有过短暂的露面,随后,一位家属就接到电话,被问及身边的那个陌生男人是干什么的。
有的遇难者家属告诉孙春龙: “那么多记者来采访,怎么后面就没有报道了呢?”孙春龙感到很难堪。
在和遇难者家属小心翼翼的接触中,孙春龙通过一个家属来联系另一个家属,通过这样的隐蔽方式他接触到了几十个家属。
“我让数十名家属把遇难亲人的名单写出来,有的当地政府已经和他们签了赔偿协议,很早,8月4日就签了。为了核实没有签协议的名单,我的同事王晓还一个个打电话到所在的村委会去问,最终确认了这份41人的名单,而且是准确无误的。”孙春龙说,“当时并没有挖出来,还只能说是失踪,所以在法律上,我们并不能明确说他们就是瞒报,而且他们也是说还在搜救阶段。我们只是把这个事实写出来:我们了解的情况,是41人遇难,而当地对外报道的,一直是11人。”
艰难的举报没人受理
事情比想象的更重大,也更艰难。出于对真相的负责,孙春龙决定尽一切可能把淹没的事实公之于众。
事发后,国土资源部的专家曾前往现场勘察。在国土资源部门户网站上,孙春龙发现一则信息称,8月6日,国土资源部召开地质灾害防范工作视频会商会,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汪民指出:“要提醒矿山企业注意尾矿和废渣堆放点的安全。8月1日,山西省太原市娄烦太钢尖山铁矿就因矿渣堆放不当,导致黄土滑坡,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8月17日,孙春龙和搭档王晓以举报人的身份,分别拨通了国家安监总局、山西省以及太原市安监局的举报电话。国家安监总局接线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俩,山体滑坡事故发生后,势必引起各种猜测,但传言并不可靠,还是应以目前地方上统计的死亡数字为准。而当地政府给出的,是11人遇难。该工作人员同时客气地对孙春龙的举报表示感谢:“如果有准确、翔实的资料,可再与我们联系。”
山西省安监局的接线人员明确告诉孙春龙:“我们了解到的,只有11人死亡。再说那个地方由于矿山排渣,已经是无人区了,关于死亡人数增多都是道听途说。”
孙春龙又致电太原市安监局举报该事故时,对方表示,“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具体情况并不是很清楚”。
而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办表示:“一般来说,事故死亡人数超过30人时,安监总局的相关人员才会到达现场,我们现在还没有人去现场。”
8月18日,孙春龙在娄烦县几家安置遇难者家属的宾馆看到,大部分外地的家属已经离开。而当地政府对家属的公关工作也明显加强,每天下午5时,都会有政府人士召集仍然滞留的家属开会。家属们的唯一要求是,见到亲人的遗体。这个愿望在政府的冷处理下开始变得越来越遥远。
举报这条路看来走不通了,现在唯一的途径是让自己的调查尽快刊登出来,以引起舆论的关注,使真相大白。在离开娄烦的路上,孙春龙很是失望和无奈。
稿件和给省长的信都被删了
8月底,孙春龙和王晓共同采写的文章——《娄烦:被拖延的真相》发表后,被很多网站转载,对舆论抱有很大期望的孙春龙惊奇地发现,仅仅一天,所有转载文章的网页都打不开了。而且一些针对他的压力接踵而来。
想通过舆论来促进真相大白的想法遇到了挫折,还有什么路可走?苦思冥想中,时间来到9月14日,这天是中秋节,当一家人晚上团聚时,孙春龙想到了娄烦事故中遇难者家属。“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他们大都无家可归,亲人们的遗体还掩埋在冰冷的矿土之下,“每逢佳节倍思亲”,此刻的他们一定是悲凉的。
那天晚上,孙春龙开始了给刚刚从安监总局局长到山西省任代省长的王君写信,他想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开启一扇通往真相的大门。
孙春龙在信中写道:“我只身去了娄烦县,在几天的调查中,我落实整理出了一个死亡41人的名单,有名有姓,甚至家住哪里都一清二楚。而且我相信,我所能整理打探到的遇难者,不会是全部,甚至可能只是一小部分。”
“这个事故的发生是尖山铁矿矿渣山的突然滑坡,事故发生时正值深夜,遇难者除了山脚下的村民外,还有那些上山捡矿石的外地人。晚上捡矿石的人都戴着矿灯。一位现场目击者被我询问到死亡人数时只说了一句话:满山的灯,一下子都灭了。真正死了多少人,这不是我一个小记者所能查清的事情,但我已经落实的人数已经证明,这已经是一个特大事故。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这起特大事故被瞒报。”
孙春龙告诉王君:“这是一封举报信,你对这封信的处理,是一次行政行为。我是一个遵守法律的人。我是一名记者,我有责任用各种手段去让真相显现,我们都有着同样的目的,就是让这个世界和这个国家更加美好。”
9月15日早上,孙春龙的搭档王晓,从河北石家庄用特快专递寄出了《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为引起更大关注,孙春龙把给王君的举报信挂在了自己的博客上,但同样不幸的是博客上的文章被删除了。
郁闷。
令孙春龙没有想到的是,他在博客上的举报信并没有随着删除而石沉大海,而是实现了娄烦事故从“自然灾害”变为“重大责任事故”的巨大逆转——温家宝总理和国务委员马凯对他反映的问题做了重要批示,国务院调查组随即成立,9月19日,孙春龙应调查组邀请赴山西娄烦协助调查,封锁真相的大门开启了,相信随着调查的深入,关于娄烦事故的考问也即将来临。
良知、责任及其他
孙春龙说,披露此事,仅仅因为良知。
“我在娄烦采访的时候,很多家属都失声痛哭。他们在最初的时候并不信任我。他们说,很多记者都到娄烦去采访了此事,但是都没有发表报道。我向他们承诺尽最大的努力来披露此事。”孙春龙说,“我忘不了家属们眼巴巴地看着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他们的情景,如果我不披露这件事情,就是我作为一个记者的失职。”
当然令孙春龙感动的事情也很多,他坦诚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从举报信发表至今,我接到了数百个电话和短信,再一次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孙春龙说,“有的网友对我的安全表示出极大的关心,其实,我并不是在战斗,我没有敌人,我也没有假想中的敌人。纵观整个事件,我的心思其实和所有人一样,包括那些被我们假想为敌人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希望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孙春龙坦诚自己“处事原则也很圆滑——能改变的就改变,不能改变的就适应,不能适应的就宽容,不能宽容的就放弃。但只是这一次例外,我没有放弃”。
“作为一名记者,对真相的渴望是职业病,是良心活。”孙春龙说,“在山西的数次大的灾难现场,我见过很多尸体,他们死得很没有尊严,有时候看到的只是一只手,挖着挖着就成了一个人,有时候看到的手仅是个残肢。”
孙春龙是个追求真实的人,很少做梦,但从山西回来的60余个夜晚,他经常做梦,梦境与手有关,要么是无助的手希望你的帮助,要么是淹没在泥浆里的手期望救助,要么是一只又大又黑的手从天而降,要么是无数的手在面前晃来晃去,令你不寒而栗。
孙春龙说他忘不了交城县的武三奎,自己的老婆和两个儿子被埋在了下面,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一夜之间,满头白发。他拿着孩子爱吃的香蕉和面包,跪倒在地痛哭,他想把自己至亲的亲人运回老家安葬,但是,距他和亲人6米的距离,救援停止了,他的哭声撕心裂肺……他还忘不了赵永林,为尽快挖出自己亲属的遗体,到当地县政府上访,但被民警带走扣押长达8个小时,有的人还遭到毒打……他还忘不了灾难现场的一只狗,始终趴在土堆上不愿离去,它的主人全家被埋……
“如果再有来生,我希望他们幸福。”说这话的时候孙春龙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