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淹没于都市之中
五十三、田园生活及返京
我们的“小下屋”耸立起来了，屋顶也苫好了。妻在下边往上挑大泥，我在屋顶上用抹子抹。檩条是连里批准，我上树林里砍的，一共二十八根。弄完了“小下屋”我又垒鸡窝，垒完了鸡窝，我再圈起一道小院墙。总之，这项“安居工程”除了用一些碎砖头打底，其余的都是用我在业余时间脱的土坯。
北大荒有人生最难挨的苦活累活，竟也有连城市里都想不到的轻松活，比如我。
1973年我当了队办小学的教师，后来我们的负责人入党以后调到别的队当指导员去了，连里就指定我当了队里小学的负责人。我的部下比我在武装分队当班长时还少，一共六位，我当班长时手下可有十个兵呢。
当然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我给那几位同事分派任务，什么你教语文、你教数学、他教低年级、她教高年级等等，轮到我自己的时候，只剩下每星期两节体育课。那几个人相视一笑，知道我耍了滑头，以后在工作中短不了给我出难题就是。
我大哥曾对我说：真想不到在你们农场里还有这么自在的工作，羡慕之情跃然脸上。
邻居们有的送来菜籽，有的送来鸡蛋，有的送来种鸡。我们这新成家的夫妇底子还薄，大家都来帮忙，真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队上的工作轻松，家里的“工作”却不然，妻怀孕了，我得多养鸡多产鸡蛋，还有我的小菜园子一定得弄好。每天下班以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挑水浇园子。小园子不大，所以我小菜园里的菜是论棵栽的，比如茄子、豆角、西葫芦、柿子椒、西红柿都是每样栽20棵，黄瓜点籽10窝，另外生菜和香菜每样栽了半条垅。我甚至还种了几棵西瓜，可惜后来它们长出来一直到拉秧都是黄瓜味，根本就不甜。小园子的四角我还种了几十棵窝瓜，不光是吃，秋后还能晾不少瓜籽。就这个小园子，我每天至少得挑十挑水才能浇完，真是班上轻松班后补。尤其是黄瓜，当它开花以后我每天傍晚就像伺侯孩子那样伺侯着，这样才能眼看着黄瓜一天一天地长起来。两排家属房之间的那口井每天下黑时只有我才去挑水，因为大多数人家都自己装了水压井，只有我这新婚的人才上公共井沿挑水。
说到饲养，我并没养别的，只有邻居送来的一窝小鸡，一共十四只。我眼看着它们一天天地长起来，可是为什么不下蛋呢？那天我打扫鸡粪的时候才发现，鸡架子下边的一个角落里竟有上百个鸡蛋！而我事先准备好的产蛋窝它们根本不屑一顾。
慢慢地，我们的生活转入了正轨，每个星期我能捡冒尖一大脸盆的鸡蛋，至于青菜，我们可以每天不重样地吃。学校里有两位女教师是正处在哺乳期的上海知青，一位有两个儿子，一位则有两个女儿，后来妻回北京去生孩子，她们两位就经常到我的小菜园里来摘菜吃，摘完了还要求我第二天替她们代课，因为我的课时最少，真是不讲理！不过因为她们家务多而我妻回北京了，只好答应。
冬贮菜得在自留地里自己种，我们队里每家都有二分自留地，主要是种土豆。其实我并不懒，不过比那些当地人少下几回自留地而已。秋后队里出动拖拉机给各家起土豆，大家往地边上一站，哇，只有我那二分地满是枯草根本看不见土豆秧子。队长的地紧挨着我的地，他的地里根本看不见一棵草，与我的地形成了鲜明对照。
队长得意地大喊：“你们家的土豆丰收了吧，石老师？”
地头上人们哄笑起来，我不禁脸红了。拖拉机开进地里。
没想到翻开土一看，只有我家的土豆最大，最大的一个土豆是由四个土豆长在一起而成，竟有五斤多重！大家一看队长家的土豆，那可真是“土豆”——个个只有蚕豆大小。原来队长过于勤劳，铲地次数过多，把土豆花都碰掉了。
有人高喊：“真是，懒人都懒出功来了！”事后我给队长家送去几麻袋土豆，因为他家孩子多。
我在黑龙江边执勤的时候，也划船打渔、捞漂木。这回这手艺用上了。我在江边下了几道钩，每天凌晨去江边溜溜钩，所以我家经常有鱼吃。妻回北京了，几个哥们就经常来聚餐，他们负责买酒和水果，我负责饭菜。有时候下班回家，掀开锅盖一看锅里装满了苹果，就知道他们要来了，我赶紧做饭。
至今想起来，我在北大荒也享了不少福，并不都是吃苦。
可是慢慢地，队里的知青越来越少了，我不免心里空落落的。表现好的，都上大学走了，那些“有道”的，也早都有了去处。尤其是“文革”后期，许多曾流行一时的狂热口号都成了笑话，人们开始变得世故了，喧闹一时的宿舍里冷清起来。
我问妻：“他们走他们的，你看咱们都有了孩子，就别走了？”
妻停了一会才说：“不走就不走嘛。”
可是到晚上她眼睛红了，她说：“我想我妈。”
有人帮我们介绍了一位场部医院的大夫，他问：“今年场部的菜不好，我家里冬贮菜没存足，你们队上咋样？”
我知道他的意思，就说：“我家那一大窖的菜反正也吃不完，你去拉呗。”——反正要是办妥了手续，那些菜也就吃不上了。
他笑了，说：“我理解你们，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谁不想家？”然后说：“北京那边最要紧的是要有过硬的诊断书，包在我身上！”
我也笑了，说：“帮帮忙吧。”
他叫我上商店买几块水果糖来，我莫名其妙地去买了回来。他剥开两块说：“不许嚼，生吞下去！”
我邹着眉头费力地吞了下去。然后他让我吞钡餐、照片子。等片子取出来一看，哇，真有意思，我的十二指肠球部有两个方方正正的阴影，跟水果糖的形状一模一样！于是他对我笑笑，得意地在诊断书上写道：“十二指肠球部严重溃疡”。
不久北京方面就给我发来了准迁证。
临启程回京的那几天，边境上突然紧张起来，沿江一带的生产队又一次下发武器弹药，有消息说再过两天就不许长途客车运行了，不知是咋回事。我和妻抱着孩子冒着满天的大烟泡来到场部。等着去火车站的人一大堆，我们两个抱孩子的怎么挤得上去？而且这一班车过后，就没有车了，一级战备！
我们托了一个人请他想想办法，他说：“这车明天上午九点发车，你们只有乘半夜钻进车里占一个座位！”
可是女儿此时正发着高烧，在零下三十几度的车库里坐到明天上午九点，大人都受不了，何况孩子。妻绝望地说：“我们不走了，为了孩子我宁可在东北扎下去了。”
那人却说：“只要你们受得住，孩子没问题——场部医院儿科大夫也是你们北京女知青，让她想想办法！”
那位大夫用听诊器给女儿听了听胸音，说：“她只是感冒，问题不大，我给她打一针，再给她开一些路上吃的药，关键是一路上你们千万不能让她冻着！”然后她给我们拿了一个灌满开水的小保温瓶让我们一路上用。
那一晚上的滋味就别提了，我们给孩子裹了两层棉被，两口子轮流抱着她，已经退烧的女儿哪里知道我们冻得手脚发麻，胳膊举得发酸，她睡得舒服极了！
每二天我们顺利地来到鹤岗火车站。
到了北京我们才知道，那次战备是因为要和越南打仗，而前苏联是越南的盟国。
从1967年十二月到1978年十一月，我在东北整整呆了十一年。去的时候是一个人，回来的时候是三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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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1/6/12 8:03: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