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后冲动的代价
酒后驾车把酒的危害推向极点，醉酒闹事，又会以扰乱社会制安，给予拘留，酒后的胡言乱语，最多成为围观群众的笑料。侯宝林的相声[醉酒]，把酒鬼的丑态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但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在酒的故乡，炎黄子孙们在人生重大的事件中，或喜或悲，都要豪爽的一醉方休。
而在六十年代末，年三十的喜庆夜晚，西双版纳的简陋茅屋之中，一场毫无节制的开怀痛饮，葬送了六名知青的青春年华。
事情放生在六九年的除夕之夜，是曾经震撼云建兵团的政治要案。
每逢佳节倍思亲，现在的百万民工从偏僻的农村到繁华的都市来打工，在春节的前夕都会带着自己的血汗钱回到老家享受天伦之乐。何况我们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离开繁华喧嚣的城市，在还没有成人的年龄，就承担着令现在民工都难以想象的劳动。在云南的北京知青是两年一次探亲假，是轮换回家的，大多数的知青都没有在家里度过春节。我们八连所有的知青在无休止的会战中，在米汤加盐的艰苦生活里，身心疲惫，心灰意冷地迎来知青生活中的第一个春节。
为了照顾在边疆过春节的知青，营里千方百计的从各处调剂，终于在年三十的那一天，给每一个知青分了八两肉，一斤副业连酿制的包谷酒，还特地给北京的知青每人四两面粉。
痛苦中寻求麻痹的欢乐，贫乏里探索知青的未来。年三十的夜晚，周围几个连队的知青，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相互聚在一起，借酒浇去思乡的忧虑。性格孤僻的静静的坐在一起，用思乡的泪水洗面，有一点文艺细胞的斯文人深情的唱着[远飞的大雁]，柔情似水的情侣们在二人世界中苦涩的谈着可怕的将来。我可没有如此的闲情雅致，和几个在各种批斗会上相识的知青们，推杯换盏，吆五呵六的行着酒令，脏话连篇的赌咒着现状，无所顾及的发泄着不满。
在不喝，白不喝，白喝，抢着喝的心理状态中，在酒过三旬，菜已用尽的状态下，不胜酒力的我，张牙舞爪的狂叫乱笑，摇摇晃晃地把珍贵的酒倒进脖子里，像要爬上手电筒光拄的酒鬼那样，坐在地上还和朋友们抢着装酒的搪瓷缸子。被他们扔到旁边的床上。猫眨眼的工夫，就鼾声如雷的进入梦境，侥幸躲过一场惨痛的浩劫。
六名知青，还在开怀畅饮的高谈阔论。在思乡的佳节，话题自然是上山下乡运动。当初狂热的呐喊变成今天悔恨的怒骂，披星戴月的战天斗地，缺油少菜的米汤泡饭，无边无涯的回城日期，让心灰意冷的他们，把这一切都归结到毛主席的12.21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李白斗酒诗百篇，我们酒后吐狂言，几杯酒下肚，就胆大妄为地议论起主席指示的正确性。认为边疆没有几年就会被越来越多的知青到来变的饱和，几年以后上山下乡就是一个历史的代名词，我们也无辜的成了上山下乡的殉葬品。装酒的水壶一个一个的见了底，酒越喝越多，话也越来越放肆，平常不敢说的，此刻变本加厉的狂喊出来，平常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让我们鬼使神差的做出来。
张进强的加急电报没有如愿以偿地达到春节回家的目的。此时，此刻，此情，此景，百感交集的他，随手把摆在忠字台上的半身毛主席塑像，扔在当成饭桌的箱子上，顺手抽了毛主席像一个小耳光，把对生活的积怨，对干部的不满，对理想的渺茫，对前途的无望都发泄到近乎于神的半身塑像上。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既没有人制止，更没有人告发，是讲义气还是酒后理智的丧失，我至今也没有明白。其他几个知青们也开始了令人发指的行动，没有仇恨的手抽向石膏塑像。歇斯底里的狂吼和赌咒连队干部的话语，就象幽灵一样，冲出四处露风的茅草房，在夜空中久久的徘徊，游荡。
连夜就有人用电话通报了营部，好象文革时期有一句歌词是[谁要敢说党不好，我就叫他见阎王]。在八连，一个南瓜会逼疯一名女知青。更何况公开肆意侮辱党的领袖毛主席。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件，又发生在令连队干部头疼的几个知青身上，后果可不堪想象。几个肇事者酒醒之后，听到别人叙述他们昨晚的罪恶行径，吓得魂飞魄散，惶惶不可终日的从初一熬到初五，太阳仍在东边升起，环境依旧如此太平。连队知青都淡忘了这件事情。
初五的晚上，八连来了四个神秘的工作组成员，没有下车伊始的发号施令，更没有主持连队的晚间会议。他们带着背包，住进我们知青宿舍，和我们一起吃米汤泡饭，和我们共同上山劳动，在劳动中只是家长里短的聊天。晚上的个别谈话是在会议室中进行，出来的人都是守口如瓶的说没什么大事。终于轮到我走进工作组的房间的时候了。工作组成员给我倒杯水后，和蔼中透着严厉的给我讲了事件的严重性，隐瞒和包庇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我把没有喝醉前每一个细节都战战兢兢的叙述完。并发誓说在他们的胡言乱语之前，我已经喝醉了，如果有半句瞎话，愿意受到加倍的处罚。并在自己的谈话记录下面按下手印。
六名知青是在半个月后分别在工作组住的房间里，进行了无止无休的谈话，书写了没结没完的材料，在坦白从宽，既往不咎的政策感召之下，他们象竹筒倒豆子一样，把年三十晚上对领袖石膏像所做的每一个细微动作，每句话中的每一个字的语气，家庭成员的细微状况都写了出来。就连当时没有说的，但是心里想的念头也添油加醋的叙述出来。
一个月以后，工作组就像来的时候那样，又悄无声息走了。连队里仍然我行我素的把一些犯了鸡毛蒜皮小事的知青揪上台去，随便找个名堂意批判，达到促生产的目的。惟有他们六人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再也没遭到有任何批判。除了探亲假不批准外，倒享受了平时都难以享受到的自由。
三个月以后，营里通知召开全营批判大会。我们仍旧像往常一样，吊儿郎当的边说边笑地来到营部。与往常不同的，就是会场的边上停放着一辆来昆明的警车。是我们八连的知青预感到什么，忐忑不安地进入会场。几个全副武装的现役军人不容分说的给六名知青带上手铐，押到会场的台上，把早已准备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挂到他们的脖子上。由一名现役军人宣布了他们的罪行，并宣读了他们的判决书，主犯张进强判处有期徒刑三十五年，其余五人都是判处二十五年，整个大会的时间不到半个小时。他们便被押上警车，在刺耳的警笛声中，车轮卷起漫天黄尘，向远方驶去。
直到七七年，毛主席已经逝世一年了，不少的知青也开始谈婚论嫁，逐渐被迫的淡漠了思乡情怀，在报刊上也开始对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进行了轻描淡写的评说。我们才向在云南总局工作的知青打听他们被判刑后的下落。知道他们一直被关押在离我们这里很远的普文监狱。正好轮到我探亲，大家便纷纷凑钱，给他们买了些食品让我带去。
别看我在中学时期就进过流氓学习班，但是还从来没有见过监狱是什么样子。看看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居住的条件，想象人民的罪人居住的环境一定是破烂不堪，生活是苦不堪言。
等我们下车以后，步行了三十分钟，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的平房，只有高大的围墙，森严的警卫才使人意识到此处是关押犯人的地方。他们去修公路了。我们按照手续把食品留下来，按照警卫告诉的路线加快了脚步，向他们的工作地点跑去。
他们正在修一条新的公路，我远远的就从熟悉的背影认出张进强，由于是政治犯，他还是带着脚镣，在用榔头砸碎石子，我高声叫喊着他的名字。他楞楞的看了我几秒钟，向我扬起手中的榔头，高声喊着我的名字。那时他们入狱已经七年了，入狱的原因又是众所周知的酒后所为，时间长了，管理也不是十分的严格，我并没有费多少周折，就被允许和他交谈。
也许是日晒雨淋的原因他们的肤色好象黑了一些。三十五年的刑期已经使他开始适应监狱中的生活，此刻还真看不出一丝沮丧的心情。他们根本不容我有插嘴的机会，像连珠炮似的问着熟悉的知青的情况和兵团的变化。我只简短的说了一些知青的近况。就到了吃饭的时候。在分手的时候，三个北京知青让我把给他们带来的物品送到北京的家中。我和他们讲，大家凑的钱还有一部分，我会去看望他们的父母。
七九年在云南回城风的浪潮中，我们忙昏了头，淡忘了他们，回城以后急于找工作，忙于成家，根本没有工夫去惦念还在普文监狱服刑的六位知青们。他们几乎已经在我的记忆中消失。
九九年，在二团知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的纪念会上，我出乎意料的见到了当年被判中的三名北京知青，他们也是回城后头一次在公开的知青聚会场合露面。由于蒙受的冤屈和奇特的经历，使他们成为会场的焦点人物。几乎全团的知青都知道这件事，但是很少有人见过他们，争先恐后的询问，安慰是我们这些同患难的铁哥们到没有插嘴的机会。张进强在聚会快结束的时候找到我们几个，说请我们在全聚德吃饭。
年年岁岁酒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六九年的一次开怀畅饮使我们少小分手老大见，今天在酒桌上我们虽然已经鬓发染霜，可是已经早没有了当年畅饮的豪情，更没有了脸红脖子粗的高声劝酒。抿着杯中的酒，平静的谈着分手后的一切。
他们是一九八四年被平反后，提前释放出来。按知青回城后的平均工资给他们补发了十四年的工资，政府还给他们安排了工作。但是他们三个人都先后脱离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成了不同的自由职业者。
张进强被分配到表面上很令人羡慕的行业——铁路。可是工作岗位又是那样的不起眼，看铁道口，每天就是撂杆，挥旗。工作极其枯燥，钱也挣的不多。原来在扳道岔的时候，找的原配夫人，显他的工作没出息，收入少，便离婚后，带着女儿离他而去。
没有几年他也辞职不干了。和一些朋友倒卖二手车。由于起步早，胆子大，监狱中的生活使他潜移默化般的学会黑白两道的交友方式，没有几年就发了一笔不小的财。如今在北京二手车行中也算是小有名气。找了一个比他小十九岁的四川姑娘结婚，儿子现在刚上小学。他对原来的女儿特别好，每个月给一笔可观的抚养费，女儿也经常住在他这里。也许是监狱的生活，他对钱看的很淡，经常请知青们吃饭，这次就是他做东。
冯立群回到北京后，分到一个街道办的小饭馆工作。既不是服务员 也不是厨师，而是看门。他没有什么雄才大略，看门落个清闲。他一米七八的身高，长相在我们营的知青中勉强属于中等，谁知就走了桃花运。经人介绍找了一位身为处级的老姑娘结婚，是金屋藏娇，还是怕拿不出手，任何的聚会这位女处长都没有参加过，冯立群从来没有邀请任何人到他位于三里河的家里去过。自从有了女儿后，干脆办了一个病退，考了一个驾驶执照。心安理得的做起全职丈夫。
王庆的命运就不堪回首了，似乎也没有什么值得提及的事情。回北京后，先后分了两次工作，有一次甚至连报到也没有去。开始是养鸽子，然后到鸽子市去卖。后来蹬过一段时间板车，年纪大了以后，就买了一辆残疾摩托车在家门口拉黑车。没有多长时间，因为经常被罚款，也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坐骑了。一直到零五年也没有结婚，从我知道的范围，知青没有结婚的好象就他一个。如今五十多岁了，干脆就把父母遗留给他的一套两居室给租了出去，自己花一百五十元租了一间十平米的平房住。烟廉价的一天三包，酒桶装的每天也得一斤。只要听说哪个知青有饭局，便立嘛骑上残摩前往。目前大家都几乎是躲着他，倒不是显多一个人吃饭，只是烦他的破衣邋撒的穿着和怨声载道的骂骂咧咧。他没有退休费，没有各种保险，成家更是不现实的事情。无法预测他的将来，也不敢再写下去。
小平快乐头一次没有任何的结束语，就结束了往事的追忆，三个大家在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大批判的真实的事情说完了，但愿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要再以各种翻版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与工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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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10/12 20:55:00 [只看该作者]
